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化

三、哲学指导地位的隐退：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哲学对具体科学的指导地位逐步淡化，自然辩证法也开始了去意识形态化的历程。这其中原因，既有宏观层面的国家政治环境的转变，更有改革开放后，大量国外科学哲学的著作被译介进来所引发的哲学和科学关系的重新审视。

其实，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有部分相关译著，比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资料选辑》、《牛顿自然科学哲学著作选读》、《哥白尼与托勒密两大思想体系的对话》、《生命是什么》，北京科学出版社的《物理学与哲学》，商务印书馆的《爱因斯坦文集》等。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六十年代，有部分学者潜心研究西方科学哲学的重要流派，其中最有学术影响的当属洪谦和江天骥。洪谦是维也纳学派中唯一的中国成员，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就一直从事西方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和逻辑哲学方面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对于50年代逻辑经验主义受到的各方面批判，洪谦作为一个坚定的逻辑经验主义者，也作出了自己的积极回应。同时洪谦也看到了维也纳学派和分析哲学的一大弱点，指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既应包括理论哲学也应包括实践哲学。循着洪谦研究轨迹的江天骥，在50年代，就先后出版《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逻辑问题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等著作，发表了《批判结构理论的发展与近代科学》等论文，对科学哲学和逻辑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当然，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他们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影响甚微。

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大量西方科学哲学著作的翻译引进，新观念、新思想风起云涌，影响并促使传统自然辩证法自身不断反思和调整。我国对西方科学哲学经典著作的译介首先从库恩开始。80年代初，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版）和《必要的张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最早被介绍进来。1981年，还召开了库恩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在神州大地掀起一股不小的“库恩热”。时至今日，库恩著作中的一些术语，比如“范式”、“不可通约”和“张力”等依然是学术圈内比较流行的词语。在此之后，波普尔、卡尔纳普、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等人的著作先后被翻译进来，直至最近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关著作。除翻译西方科学哲学的经典著作外，还翻译了一些西方科学哲学的学科教程，据不完全统计，取名《科学哲学》或者《科学哲学导论》的就不下六七个版本。通过大量的翻译研究工作，我国学界对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最重要的是开始重新界定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重新审视我国自然辩证法的定位和发展方向。

1977年12月至1978年1月召开的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制定了《1978—1985年自然辩证法研究规划纲要（草案）》。1978年邓小平批准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备会），于光远、周培源和钱三强为召集人。1979年《自然辩证法通讯》创刊，由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办，于光远任主编。1981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式成立，于光远被推选为理事长，周培源、卢嘉锡、李昌、钱三强、钱学森、钟林为副理事长。在成立大会上，阐明和确立了自然辩证法工作的方向和任务，强调要结合紧密国家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的实际进行研究，要紧密结合科技工作决策和管理进行研究，要开展对国外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同年，教育部正式发文确定自然辩证法类课程是全国理工农医科研究生的必修政治课。此后，几乎每一个招收研究生的理工农医科高校都设立了自然辩证法教研室，造就了相当可观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教学队伍。1985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1984年，山西大学与山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创办了《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现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另外，还创办了《自然辩证法报》（由《自然辩证法研究通信》改名，1990年停刊）、《医学与哲学》、《自然信息》和其他一些地方性刊物。此外，自然辩证法专业人才培养体制也不断完善，1978年，于光远首次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4年，舒伟光开始在吉林大学招收自然辩证法博士研究生。截至2006年，全国有26个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博士点，60多个硕士点，在哲学的二级学科中仅次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1979年，受国家教育部和全国自然辩证法编写组委托，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等高校自然辩证法专业教师编写完成了高校教材《自然辩证法讲义》，并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在总结归纳恩格斯思想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自然观、自然科学观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三大块”框架体系，正式开始了自然辩证法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历程，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也开始由过去的指导转变为合作。应该说，“三大块”框架体系逐步摆脱了过去哲学指导具体科学的思维模式，同时又结合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国情，充分考虑到作为第一位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都是在“三大块”体系下进行的。

1.自然观。《自然辩证法讲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一篇自然观”，使自然观的阐述系统化、条理化。其中，“人类自然观的发展”，系统论述了古代朴素的自然观、中世纪宗教神学的自然观、近代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诞生；“自然界的辩证发展”，系统论述了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史；“自然界是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世界”，系统论述了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和自然规律论。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自然辩证法文选》（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和华东师范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编写的体现自然观的《自然发展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开始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考察自然观问题，关注到人在改造和利用自然时应如何避免自然对人的报复问题。198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纪树立发表论文《“自然”这个概念》，考察了古代有机的自然概念、中世纪的自然概念、近代机械的自然概念、德国古典哲学的有机自然观、现代自然科学的自然概念，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概念。论文在阐述马克思“属人的自然”、“人化的自然”思想的同时，指出以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面临的是只能通过人借助技术手段观察和了解的自然，是在人的干预下的自然，人不再是自然以外的独立的观察者；随着人类改造和控制自然的程度提高，自然系统已成为“社会的自然”。张瑞琨等编《自然科学史》、《自然辩证法文集》（第1、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1987年版）收录了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1987年，上海18所高校自然辩证法教师合著的《自然辩证法教学疑难问题探讨》一书，在自然观部分，考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自然辩证法中的理论地位、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问题，阐述了马克思的包容人的主体性的自然观及其与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区别。

20世纪90年代，自然观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1992年，由华东师范大学自然辩证法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写完成（张瑞琨、王顺义、盛根玉主编）的国家教委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自然辩证法通论》“第一卷自然论”，使自然观的研究与阐述有了新发展。其中，“历史上的自然观”，从人类文化史视角，考察了神话或原始宗教的自然观、古希腊哲学的自然观、近现代科学的自然观；“存在的自然界”，运用系统论、自组织理论考察自然界物质系统的稳定性、层次性和可变性；“演化的自然界”，讲了演化的不可逆性和机制；“人化的自然界”，阐述了人化自然与人工自然的概念，对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关系遭受破坏，资源滥用与环境恶化的历史教训作了反思，针对罗马俱乐部提出的人口、粮食、资源、环境等5个“全球性问题”以及“增长的极限”的观点，论述了人和自然关系协调发展的可能性和途经；“自然观在自然科学研究活动中的作用”，将自然观与科学认识论融合起来考察，论述了自然观与科学家认知结构，科学问题、科学发现、科学假说、科学解释、科学方法、认识价值的关系。1995年复旦大学科学哲学教研室陈其荣著的《自然辩证法导论》“上篇自然观”，将相对论“观测所及的自然”、量子力学“参与者的宇宙”、混沌学的“确定性与随机性统一的自然界”和“非线性观”，充实了辩证自然观；用非线性互相作用考察了自然演化的机制，论述了演化的周期性，还阐述了“自然全息论”的思想及其丰富辩证自然观的意义。

同时，以开放的胸襟关注国外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研究，如198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欧力同、赵鑫珊译校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施密特的著作《马克思学说中的自然概念》。1988年，复旦大学周义澄撰写的专著《自然理论与现时代——对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新思考》出版，论述了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历史发展、基本原则、理论地位及现代意义，等等。

2.自然科学观。简称科学观，1979年出版的《自然辩证法讲义》的解读是“关于自然科学自身发展及其与社会关系的总看法，包括自然科学的性质结构、发展规律、发展模式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与社会的互相关系等”。在此之前的1977年，虽然“文化大革命”的阴霾尚未完全消散，科学观的研究尚未展开，但当时关于“科学技术是不是生产力”，尤其是如何看待自然科学具有生产力的社会属性与社会职能的问题，已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和讨论。1977年9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吴晓江（笔名晓刚）在《文汇报》发表“科学技术属于生产力”的文章，首先开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理解科学。1987年，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主编写的上海高校自然辩证法辅助教材，则在科学观部分探讨了一些新问题，诸如，自然科学是不是社会意识形态、技术的本质是什么、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主要特点和趋势、新科技革命的主要特点、现代科技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等。198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沈铭贤著《新科学观》一书，在“科学的社会观”中，论述了“小科学”与“大科学”的关系，科技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问题，科技决定论的困境，科学共同体与学派发展，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在“科学的知识—文化观”中，掺入了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有关科学认识论的合理因素，论述了科学发展的两种模式，科学理论评价的标准，科学文化的内涵即是科学知识、科学思维方式和科学精神，人是科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科学的系统观”论述了基础科学内部诸学科与应用科学及技术科学的综合关系，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的协同关系。

20世纪90年代，科学观作为自然辩证法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在全国重点高校自然辩证法教科书中都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如，1992年，同济大学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教程》（范锡洪主编）结合工科大学特点，在科学观部分论述了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社会制度对科技的制约作用，科技与教育的关系，社会总体科学能力的要素、性质、地位和作用等。1995年，复旦大学陈其荣编写的《自然辩证法导论》，在科学论即科学观部分新增内容有：科学的社会建制，科学价值论，评析唯科学主义与反科学思潮，分化与综合是科学发展的一种基本形式，宗教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动力的内在论与外在论，科学动力学的系统观，科学决策论。1994年，王淼洋、周林东合著阐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观点的读本，论述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和唯物史观的新发展，等等。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收录了涉及“科学技术”观的49次讲话，赋予科学观以中国的语境和意义。

3.自然科学方法论，简称科学方法论。在自然辩证法讲义的解读中，科学方法论是“关于研究自然界运动、变化规律的一般方法论”。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探讨自然科学中广泛使用的观察、实验、模型、假说、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类比等各种方法，以及它们的性质、特点、地位、作用、历史演变和互相关系，并正确掌握和运用这些方法的原则；（2）研究自然科学中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等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3）从自然科学历史上重大发现的作出、重要理论的建立和重要概念的形成中得出方法论结论；（4）从方法论角度，探讨哲学对自然科学认识活动的影响。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科学方法论是沟通哲学与各门自然科学的“桥梁”。哲学一方面通过科学方法论从自然科学中吸取思想营养，以丰富和发展哲学自身，同时通过这一渠道对各门具体科学研究发挥作用。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因此，在整个自然辩证法领域与整个哲学领域中，科学方法论是最受科学家与准科学家、工程师与准工程师欢迎的部分，也是哲学与各门自然科学同时都能从中受益的部分。

其实早在19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已出了一批涉及科学方法论的著作、译作，如王星拱著《科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张东荪著《科学与哲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胡寄南著《科学方法》（世界书局1927年版）、汪奠基著《科学方法》（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胡明复著《科学方法》（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陈晓时（陈珪如）著《自然辩证法》（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1949年版）等。翻译的著作有：谷神译、桑木严翼著《科学中之哲学方法》（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叶蕴理译、彭加勒著《科学与假设》（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郑太朴译、彭加勒著《科学与方法》（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徐伟曼译、魏斯特惠著《科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等等。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科学方法论的繁荣时期。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编辑出版了《科学方法论文集》、周昌忠著《科学研究的方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邱仁宗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李难等编写的《科学家论方法》（第1、2辑，1984年，1985年）、李继宗等著《系统思想与方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张巨青主编《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周义澄著《科学创造与直觉》（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周昌忠著《西方科学方法论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李继宗与朴昌根等著《系统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等。仅在1988年1年中出版了大量的科学方法论著作，如张巨青著《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方法导论》、袁运开主编《自然科学方法研究Ⅰ》、戚昌滋著《双应论方法》与《对应论方法学》、张余金著《科学方法法论》，水蕴华主编《科学技术研究方法》，等等。其中，周昌忠著《科学研究的方法》一书通俗论述了观察、实验、解释、定义、比较、分类、类比、分析、综合、归纳、求因果联系的方法、历史方法、问题、假说、模型、形式化方法、数学化方法、公理化方法、模拟、思维实验、信息方法、计算机方法、系统方法、想象、直觉、灵感、美感与辩证逻辑方法。1989袁运开主编《方法科学手册》，该书词目包含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思维科学、科学哲学、心理科学、系统科学、管理科学等方法。1990年，由袁运开主编，李继宗、王顺义、陈忠、朴昌根等学者撰写的《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文集，专门论述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方法，等等。总的看来，各种新知识蜂拥而至，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以“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为代表的“老三论”以及以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和协同学为代表的“新三论”，均产生了持久而巨大的影响。

“三大块”研究模式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其僵化的框架体系制约了自然辩证法的深入发展，因而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质疑之一，思辨意味太重，与唯物辩证法划界不清，很多自然辩证法教材都是依据甚至直接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框架照搬照套：自然观方面的内容基本就是“古代有机自然观”、“近代机械论自然观”和“现代辩证论自然观”；科学观方面则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科学观的基础上展开；方法论基本离不开“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逻辑与历史”等。置疑之二，空泛流于形式，有“大口袋”之嫌，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空前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科学技术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于是，剔除纯粹的科学技术理论研究，只要是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思考科学技术，诸如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科学思想史、科学学、科技政策、科技规划、科技管理等，都被划归为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质疑之三，政治意味和中国特色太过鲜明，与国际通行称谓不符，自然辩证法这门学科在我国兴起和发展，既带有苏联研究模式的痕迹，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其研究内容却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充实拓展，学科名称与研究内容不匹配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在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进行学术交流时，自然辩证法的名称也容易产生误导。此外，从起源上讲，自然辩证法原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但是，在学科分类时，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平行，并列为哲学的二级学科，的确有些不妥。有鉴于此，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组织修改研究生学科目录时，将自然辩证法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并成为哲学的二级学科；1990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发文，把“自然辩证法”学科名称改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1997年后则直接称谓“科学技术哲学”。自此，自然辩证法名正言顺地实现了从正统意识形态到专业学术学科、从政治批判工具到真正学问研究的范式转换，成为与国际接轨的哲学二级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