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表面中心化与实质边缘化

二、哲学的表面中心化与实质边缘化

在这一部分，我们主要考察1956年到1966年的状况。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已经基本完成，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矛盾，还有阶级斗争吗？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论断：“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9]但是1956年底和1957年初我国国内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不仅在国际上而且在国内都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因此，在社会中进一步肃清旧思想，巩固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就成为现实而紧迫的任务，突出体现在工农兵学哲学和对杨献珍“合二而一”的批判。

（一）工农兵学哲学

工农兵学哲学的热潮从1958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工农兵学哲学这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促使了哲学的普及化，使得哲学似乎居于了中心地位，但是，当哲学普及工作由通俗化走向庸俗化时，哲学却在实质上被边缘化了。

全国工农兵学哲学的热潮肇始于1958年上海求新造船厂。求新造船厂的第一个哲学小组是在1958年3月中旬由修造车间党支部书记马仕亭、宣传委员陆顺昌和二十五岁的钳工、共青团员周宝林发起成立的。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们经常谈到现象与本质、量变和质变、内容和形式等哲学问题，后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哲学小组，互相帮助。支部书记马仕亭担任了小组长。修造车间职工们学哲学、用哲学的事，引起了全厂职工的兴趣和工厂领导的重视。后来全厂绝大多数车间和一些科室都有了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主的哲学小组。求新造船厂的经验很快被推广到全国。《学习》1958年第19期发表陆定一的文章《工农群众学哲学的意义》。文章指出：“山西全省有157万工人、农民、商业工作人员和街道居民在学哲学，占山西全省人口的将近十分之一。其中，学哲学最积极的是工人，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为了更好地同右派分子作斗争；第二，是实行了‘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规章制度）之后，工人直接参加了生产的管理工作，感到要当好国家的主人，光凭实干还不行，还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才能自觉地管好国家大事。因此，我国广大工农群众要求学哲学，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我国是一个严肃地进行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国家，是一个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的国家。工农群众学哲学的意义是重大的，是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促进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必要条件之一。”山西全省工农群众学哲学是全国工农群众学哲学的一个缩影。

伴随着工农兵学哲学的热潮，哲学类的杂志也成为积极宣传这一运动的阵地。《哲学研究》1966年第2期刊载了对立统一规律一百例，“这是《哲学研究》编辑部从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解决问题和总结工作的文章中选编出来的”^[10]。《哲学研究》1965年第6期发表了“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选辑了解悦、黄华庭、王玉文、李素文等20位同志的哲学论文，《人民日报》1966年1月10日的文章指出这“使我们能够集中地读到工农兵的哲学文章，更好地向他们学习。《哲学研究》编辑部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3月29日的社论进一步指出：“《哲学研究》编辑部从这些文章当中，摘选了一百个实例，从各个方面说明了对立统一规律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并且发表‘前言’，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伟大贡献，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的哲学刊物、哲学工作者都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来自实践、用于实践的活哲学，发表这样的活哲学，学习这样的活哲学，写作这样的活哲学，结束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那样的经院哲学。工农兵学习毛泽东同志哲学著作的最鲜明的特点，是带着阶级感情学，学了就用，理论和实践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

在工农学哲学的运动中，哲学一方面得到了普及，但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哲学成为了政治的附庸。哲学在看似被中心化的过程中实际上被边缘化了。

（二）对“合二而一”的批判

1964年5月到1965年5月，中国哲学界发生了一场关于“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论战。这场论战从一开始就是由康生等人蓄意制造的政治事件。

《光明日报》1964年5月29日发表艾恒武和林青山合写的文章《“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文章指出：“客观事物是‘合二而一’的，认识它的时候要‘一分为二’，在制定改造世界、处理工作的方针、政策时，又要‘合二而一’，在对立面中把握统一，又在统一中把握对立面”。艾恒武和林青山当时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的研究人员，他们出于学术探讨的目的写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清样经过了康生的“审阅”。康生认为讲“合二而一”就是宣扬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尽管康生的用意是“引蛇出洞”，但这一阶段的讨论还是具有一定的学术性，于是康生等人急切地摊牌了。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王中、郭佩衡”的文章《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对杨献珍进行了点名批评。文章说：“我们读了艾、林二同志的文章以后，对于他们提出的上述观点，觉得非常熟悉，这就不由得使我们记起，早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间，杨献珍同志在给高级党校轮训班讲课时印发的《是——是，否——否；是——否，否——是”是什么意思》的材料中，就提出了‘合二而一’这个观点。以后，杨献珍同志在今年四月间给新疆班讲《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去做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尊重辩证法》时，又详细地讲过‘合二而一’的问题。在艾、林的文章发表以后，我们又看了看杨献珍同志的讲稿和学员的笔记，越看越觉得杨献珍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的思想，是很值得商榷的。”那么，如何与杨献珍商榷呢？就是指认，杨献珍“硬说‘合二而一’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并把对立面的统一作了不正确的解释，他只强调对立面的不可分性，而不强调它们的斗争性”，“杨献珍同志的观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是不符合的。”“毛泽东同志说的是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这同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按照杨献珍同志的说法去做，那就只能是把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正确和错误、优点和缺点都‘联系在一起’、‘求同存异’，而不去进行斗争，不去解决矛盾。难道这种把对立面调和起来的方法是辩证法吗？难道我们党的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合二而一’、‘求同存异’的基础上的吗？”由此可见，这种商榷其实就是给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进行了“政治上错误”的定性。

紧接着，《光明日报》8月14日又发表了撒仁兴（关锋等3人的笔名）的文章《“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的哲学基础》。8月下旬，《红旗》第16期发表“本刊报道员”的文章《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文章指出：“目前，我国哲学战线上，正在开展着一场新的激烈的论战，这就是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这是一场坚持唯物辩证法同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即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一分为二’的，站在唯物辩证法一方；主张事物的根本规律是‘合二而一’的，站在反唯物辩证法一方。论战的双方阵线分明，针锋相对。这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正在我们党加强宣传‘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的同时，杨献珍同志却大讲其所谓‘合二而一’论，同党大唱对台戏。”这篇文章发表后，“讨论”就不复存在，只剩下以此为基调的批判了。这场运动持续到1965年5月才告结束。而《人民日报》1965年5月20日发表的艾思奇的文章《不容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辩证法》或许可以算作哲学界所做的一个总结吧。

在此阶段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真正的学术探讨，例如关于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争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讨论、关于逻辑学的讨论、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等等。这些讨论保存了哲学作为智慧之学的尊严，但是，面对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这些讨论并没有使哲学居于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