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皮”之间

五、“两张皮”之间

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显然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的。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7]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在“古为今用”的原则下，传统文化做了马克思主义的格式化处理，墨子在毛泽东的眼里就是一个“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58]。传统文化似乎只有在被改造之后，才有被利用、服务的价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传统文化就是封建剥削阶级文化的代名词，始终处于被排挤、被打压的地位。改革开放之初，传统文化在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统领下，处于自发的复苏状态。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旋律中，传统文化虽然逐渐活跃了起来，但仍然不能摆脱边缘化的命运。

真正意识到传统文化对于聚拢人心、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则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1991年，江泽民指出：“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59]江泽民在界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概念时，甚至还把“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并列起来，强调了二者地位的同等重要。他说，“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所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的处理方法。我们继承和改造传统文化，并非为了继承而继承，也不是为了改造而改造，只能直面现实，服务人民，满足当下社会精神生活的需要，只有“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的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文化，所以，“结合时代的特点”便构成了发展和创造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效着力面和切入口。而“推陈出新”、“发扬光大”，显然则是传统文化被我们继承和改造后的理想结果，它应该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而现时代，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原有的价值体系丧失了原有的感召力和约束力，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确立起来”^[60]。在哲学界，又呈现出一种大汇合的基本格局。作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传统的中国哲学、作为引进思潮的西方哲学，三大板块同时共存，并行不悖，形成了一个“思想大三角”。这三者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交融与汇合后，可能仍将继续维持一段时期的并存共在局面。在今天，时代的课题应该在于文化创新，即形成一种既继承中国哲学传统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更能够与世界文明相沟通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一定能够将古、今、中、西之学有效地“熔入一炉”，应该是地地道道的哲学新品。不难想象，能够担当如此重负的可以是某一个哲学家，也可以是一群哲学家。

要重构中国哲学，就很有必要对可供利用的哲学资源作相关的分析和检查。从而在诸多的哲学资源中，厘清哪些成分是合理的，是可以利用的；哪些成分又是不可取的，是应该舍弃的。这项基础性工作，必须在经过理性和现实的双重选择后，才能最后完成。传统的中国哲学在关涉人文精神、价值关怀的方面，似乎可以冲破西方现代性所引发的工具理性霸权格局；其与感性生活世界的密切连通，又能够为穷途末路的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提供一个全新的参照坐标。而西方哲学其严格的概念分析、清晰的理性逻辑，能够极为有效地撑开含混不清、微言大意的国故旧学的思想内容，有利于把问题说清楚；其尖锐的批判精神更能够对中国传统起到激浊扬清的作用；其丰富的原创精神也应该成为中国哲学发扬光大的酵母。至于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近代西方思想的一次方法论总结，其科学的辩证法思想，中国的传统似乎早就为它准备了接受基础^[61]；其面向现实生活的精神态度，可以为儒家新外王开辟出更加宽广的思路；其科学、严密的组织原则，也可以为新哲学进入现实的社会政治层面创造条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与中国传统所追寻的大同世界有一定的相似性，它们都可以成为建构人们不断奋进的动力机制的有用成分^[62]。

在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思想大三角中，马克思主义原本来自西方，是西方哲学体系中的一分子，因此它与西方哲学之间并没有本质性的抵触，这样似乎就可以将其与西方哲学归入一类，实现有机的糅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边代替一边、一边吃掉一边或一边取消一边，而是两边在新起点上的整合和统一。于是，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两条边，在将来（这主要看国家政权归落何主、政治统御选择何种意识形态）就有可能被合并为一条边。所以，目前中国的思想大三角就可以归整为中、西两张皮了。而当此之时，最要紧而又最难办的问题无疑将是：如何及能否把中、西这两张皮扯到一起去？这一问题，似乎极具有挑战性，甚至还可能成为一个世纪难题、千年难题^[63]。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为这一问题付出过艰辛的努力，师夷与道统之争、中学西学之争、体用之争、维新与保皇之争、西化派与国粹派之争甚至还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主义的草”与“资本主义的苗”之争，其实都是这一问题的变种，都可以表现出“两张皮”之间的冲突与摩擦。

也许此间又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把这两张皮扯到一起去的必要，即所谓扯皮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问题。其实，这一问题应该交给历史去解决。中西激荡，内外交汇，其后会以怎样的形式、形成怎样的结果，这本应该是一个历史选择的过程，应该让历史、让社会来作出决定。但是，作为学术研究，却不能没有自身的前瞻性和超越性，总不应该始终陷于具体事实的泥潭。理论与实践之间，总体上看是实践决定理论，但有时也可以互为前提、互作因果。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和可预期性，往往使自己能够成为实践的先导，为实践开辟方向，甚至还可以为实践的飞跃提前作出精神准备。以现时代为起点，借鉴近代以来探讨中西之学所积累下来的历史经验，完全有理由可以对未来的中国文化走向作出科学预测。中国民族具有极强的消化力，包容性、趋同性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人文传统。无论什么样的学术、思想、宗教进入中国后，最终都得被吸纳、被同化，至少也得以中国的方式重新出现。思想的百家争鸣之后，总会产生出新的融合。所以，中与西这两张皮早晚是要扯到一起去的，抑或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必然性。

但是，新一轮思想大融合的困难之处就在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与已经发生了结构变易的现代社会对接不上，无法直接过渡到当今的时代。这就颇有似于所谓的牛唇对不上马嘴。中、西两张皮如何能够扯到一起去？两个领域、两个体系里的东西，如何能够熔入一炉？中、西这两张皮，放大开来，还不止牵涉到中国与西方，其实也就应该包括发生在中国内部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与统一。

不妨将大清王朝的解体，视为传统与现代的一个临界点，它标志着中国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皇帝被废黜了，帝国的政制崩溃了，三纲五常的伦理体系也就瓦解了，千年积淀下来的一整套意识形态也已过时了。而以这一切为发生、发展基础的中国传统旧学将又生根何处，将以何种方式生存下来，便大成问题。新的时代、新的国家，将重新选择自己的意识形态，重建一套思想体系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于是便有“三民主义”或“共产主义”对中国思想领域的统领。传统旧学似乎只能在隙缝中求得苟延残喘。四书、五经，因为以一种文化教育的补充形式才被引进了大学的课堂；老子、庄子，只是作为个人趣好而获得信奉与研究。没有这些传统旧学的教诲，所有的国家机器依然可以正常运行，而大部分的中国人也照样能够活得下去，甚至还能够活得很好。失去了发生、发展基础的国故旧学，似乎已逐步被世人所抛弃，在慢慢品味着茕茕孑遗的苦酒。

中、西两张皮熔入一炉的困难还来源于语言学方面。千万不可把语言障碍只当作纯粹的形式而予以忽视。语言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它一定牵带着复杂的生活内容。完全可以说，现代中国社会的白话文革命，对中国传统的打击是致命的。白话文的推行，客观上为传统与现代的衔接设置了一道难以为普通百姓阶层所跨越的屏障。这应该归咎于文言文自身，因为取法于西方语言结构的现代汉语，在社会交往和文化普及领域里，的确实有许多文言文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在白话文成为现代中国话语霸权的大背景下，传统要想获得新生，首先要完成的使命就是话语系统的转换。此间也不应该排除用“新坛”装“旧酒”的做法。古代概念、范畴的重新包装、重新阐释，同样也可以让传统的哲学内容焕发出青春。

中、西两张皮之间，似乎还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定位，这是能否将二者熔入一炉的决定性因素，是关键点所在。这里，仍然不能采取一张皮吃掉另一张皮、一张皮取代另一张皮或一张皮消解另一张皮的做法。能够被确立为本位的，不会是任何形式的理论本身，它既不是中学，也不是西学，而应该是真实的生活世界。理论的比较总代替不了实践的选择。在中学、西学面前，只有现实的社会需要和日常的人生生活才最有发言权，才可以决定理论的取舍。生活世界，应该成为中、西两张皮的接驳口，成为相切面。

必须强调的是，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已经并还将会对中国人的生活和思维发生一定影响，这是必须正视的历史。与传统中国哲学的着力点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所作用和影响的是实在的层面或物性的世界。现代的科学与现代的技术都脱胎于西方，与马克思主义同宗同祖，二者之间存在着息息相关的连通。于是，经由马克思主义而接受并掌握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在哲学本质上没有任何抵触，不会产生出任何矛盾和任何困难，同时具备着理论的可能性与实际的可操作性，这就为科学技术能够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又一现实基础作出了必要的精神铺垫。相反，儒学的外王传统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旨趣意向和精神准备，在学理上也缺少必要的思维机制和主观气质，直接将之与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对口或接轨，恐怕有较大的难度，甚至就根本不可能。外王传统与科学技术并不搭界，本身就不是同一领域里的事情。儒学中的外王，更多的内容关涉政治实践的指引，先天地就缺失了技术与科学层面的营养。新哲学必须补上这一课，否则就难以立足于这个崭新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几乎把西方哲学的方法论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说，科学技术是西方文明进化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则是西方哲学方法论的精华所在。可以相信，只要科学技术的发展还遵循着现代化所开辟的路径，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会失去它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而问题的另一面则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世界里能够被中国的学界、政界和广大民众所理解、所接受，并且还能够站稳脚跟，就已经说明了这种理论自身不但具有科学合理成分，而且还有与中国传统相统一、相对应的地方。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之间，唯物主义与经世致用、辩证法与经权常变、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集体主义与道德自律、实践斗争与积极进取、理性精神与情感无执，等等，都是值得进行深入比较并极有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在当前社会或稍后的历史时期里，马克思主义似乎还可以被当作一种扬弃了传统的新外王哲学来看待。它的科学方法将会成为政治哲学的有用成分，可以帮助执政者治理天下、管理社会、统领人民，这是由理论本身的合理性所决定的。

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在目前的中国哲学界甚至整个思想界，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大有淹没中国传统哲学的势头。“中国的现代观念，有相当部分源自西方意识的移植或者媒介。”^[64]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首先，哲学内容与形式的划分，通行着本体论、认识论、存在论、社会论、历史论的模式，传统中国哲学系统所具有的那种源始统一性、整全性、直觉性难以发挥影响力，更形不成气候。大批的学者都试图用西方哲学史的方法来理解、编写与研究中国的哲学史。其次，在哲学的基本构件上，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已大规模地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哲学的语言方式已经实现了从传统中国哲学到西方哲学的转换，甚至已到了不用西方哲学的话语系统就不足以表达自己思维观念的程度，传统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难以进入学术理论的公共领域。第三，在思维方式上的，分析的方法、实证的方法、逻辑的方法、理论理性的方法已经成为从事哲学研究的必备素养。为中国哲学所倡导的那套直觉、体验、实践的方法，只在美学、艺术等局部领域里才有保留价值，已经逐渐被人们所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