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苏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研究作品的出版和学习

四、有关苏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研究作品的出版和学习^[31]

1949年中共中央即专门成立了俄文翻译局和斯大林全集编译室。1953年1月又在此基础上合并组建了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统一规划、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工作。1953年开始翻译出版《斯大林全集》，至1956年共出13卷，印刷668万册。原计划全集出版16卷，受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影响，后3卷未能出版。1963年出版《斯大林文选》上、下册，收录斯大林1934年至1952年的重要著作，以作为全集的补充。1955年起开始翻译出版《列宁全集》，到1963年出齐39卷，共印刷427万册。该全集系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41年俄文第4版翻译，文献缺漏较多，故1982年中共中央又批准重新翻译出版了新版《列宁全集》60卷。新中国成立初期创办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刊物如《学习》、《新建设》等杂志，曾大量刊登马、恩、列、斯著作的译文。

与此相应，当毛泽东的重要哲学著作《实践论》于1950年12月重新发表后，同月，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第23期迅即用俄文全文登载了毛泽东的这一著作。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又于同月的18日全文转载，并发表题为《论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编辑部文章，对于《实践论》的思想内容和写作风格给予了高度评价。

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影响最集中的可见于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学习上。高等院校与各级党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大多采用了苏联专家编著的教科书，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材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哲学教材中影响较大的有：苏联高级党校教材《辩证唯物论》、米丁的《辩证唯物论诸问题》、亚历山大罗夫的《辩证唯物主义》、罗森塔尔的《辩证唯物主义》、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日丹诺夫的《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等。此外，轰动一时的罗森塔尔和尤金编著的《简明哲学辞典》也被列为重要的哲学参考书。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主要是苏联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时对学习苏联哲学教材及其他教材的要求，首先是对它们进行认真的钻研讨论，“决不应把苏联教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教材同等看待，抱着任意取舍的态度”。“我们要学习苏联教材怎样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贯穿在一门科学之中，学习它怎样把科学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又怎样贯彻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同时，我们还可以它为武器去批判欧美资本主义教材的内容和方法，批判原有教材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唯心主义观点，这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和击溃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有极重要的意义。”^[32]苏联哲学家的著作大都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概念、范畴的解释按部就班，不厌其详，但也存在片面和教条化的倾向。受斯大林权威解释的影响，它们大都强调矛盾双方的斗争性^[33]、人的主观能动性、领袖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有关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则强调国民经济中公有制、中央计划经济的作用。这些观点或多或少地都对其后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设乃至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走向产生了影响。

在这期间，我国高等院校还聃请苏联专家来华担任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基础等课程的任教、讲学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在聘请苏联专家任教方面起着先锋作用。此外，它还受高教部委托，担负着用苏联化的意识形态对我国地方高等学府的政治理论教师进行培训以及依靠苏联方式改造中国教育及其学术领域的任务^[34]。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我国派出一批又一批赴苏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赴苏前先进中国人民大学预备部学习马列主义原著，讲课教师皆为直接听过苏联专家授课的人大教师。有关苏联专家的教学情况，当时在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工作的艾思奇在1953年所写的一份“工作总结”中曾有所提及。他谈到这些苏联专家的优点时说：苏联的教学工作注重从编写讲义、讲课、课堂讨论、解答问题到考试这样一个统一的完整的过程。“最大特点之一是它的严格的计划性。”在谈到苏联专家的一些共同特点时，艾思奇认为，第一，他们对经典著作非常熟悉；第二，他们很注意理论结合实际，但对中国问题，则采取非常审慎的科学态度；第三，专家在讲课中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是经常的且十分尖锐，在任何问题上都把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当作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来处理。在充分肯定苏联专家工作的同时，艾思奇也委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有：第一，专家们信奉教学计划就是“法律”，反对人自为政、朝令夕改。但计划本身似也应随着情况的发展而有所修改或补充。第二，苏联专家在谈到中国问题时都非常谨慎，这当然很对，但也反映了他们的难处，他们确实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艾思奇认为不能离开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把学员引入从书本到书本、单纯学习外国经验的路上。第三，年轻助教给学员讲课或辅导，用的是苏联教科书或讲义，艾思奇深感这不合适，而苏联专家和学员语言又不能沟通，讲一段翻一段，教学效果不是很理想^[35]。艾思奇的看法与研究者对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专家的工作状况所作的描述是吻合的，这些当然不能说明所有在华苏联专家的情况，但有一定的代表性。总的来看，1953年以前中国的师生迫切希望吸取苏联专家的哲学理论知识，对他们的要求极为迁就。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中国在马列主义理论教学方面对苏联专家的依赖逐渐减少，并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到了1957年，聘请苏联专家授课基本上就停止了。对某些苏联专家哲学授课的“水平”问题，中国的大学老师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意见，为此还产生了一场轩然大波^[36]。

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这些经典著作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内容更加严整规范。在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同时，为学习这些经典著作提供帮助的各种解释性、介绍性读物也大量问世。在这类读物中，除中国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有关著述外，苏联哲学家的著作仍占有相当比例。如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吉谢辽夫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介绍》、罗森塔尔等人撰写的《论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这类苏联哲学家著作的出版，大多集中在50年代的中后期。在此期间，苏联驻华大使、哲学家尤金曾到武汉大学作过讲演。哲学家凯德洛夫也曾于1959年末来华进行过学术访问，所到之地有北京、上海、天津、武汉、西安等，与李达、艾思奇、冯定、金岳霖等中国哲学家会过面。50年代后期，中苏政治关系逐步冷却。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后，毛泽东曾再次发起了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运动。1963年，党中央明确要求党内高级干部要学习马、恩、列、斯著作。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这一指示拟定的干部选读马、恩、列、斯著作一共列有30本书。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11本，列宁的著作11本，斯大林的著作5本，还有经毛泽东批示列入的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等3本书。1962年以后，我国已不再公开出版任何苏联当代著名哲学家的著作。同年5月，一份重点介绍苏联及东欧哲学家研究成果的杂志《哲学资料》改刊为《哲学译丛》，综合介绍外国各国的哲学。尽管如此，由我国的《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辑、内部发行的《苏联哲学资料选辑》仍相当及时、准确地介绍了苏联国内一批有影响的或引起争议的哲学作品，这套“选辑”至1964年已出二十余种。

经历了长达20年的疏远、对立乃至冰封时期后，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出现了译介苏联哲学的又一波高潮。一批活跃于当时苏联哲学界的著名学者及其作品成了中国译者首先瞄准的对象，如费多谢耶夫主编的《唯物辩证法理论概要》，凯德洛夫的《列宁〈哲学笔记〉研究》，科普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作为认识论和逻辑的辩证法》，奥伊则尔曼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哲学史》，敦尼克、约夫楚克等主编的《哲学史》，米特洛欣等编的《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等皆在此时被引入了中国哲学界。苏联学者依据新的材料、方法和立场写出的专著如巴日特诺夫的《哲学中革命变革的起源——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斯特烈尔措娃的《批判存在主义对辩证法的理解》等也被介绍到中国，并对中国学者其时开始从事的相关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像鲁宾斯坦的《存在和意识》、茹科夫的《控制论的哲学原理》、彼得洛夫斯基的《集体的社会心理学》等反映苏联学者对晚近发展起来的新领域或从哲学分化出去的新学科进行探讨的作品，也为中国一部分眼光敏锐的理论工作者所熟悉。20世纪30年代一度受到批判、被贬斥的苏联哲学家德波林的思想也借助中国学者所编《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1982年出版）而与中国读者见面。1985年6月在南宁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苏联哲学讨论会”。会议对苏联哲学演变的趋向作出了分析和评价，指出，近年来，我国的苏联哲学研究有较为明显的起色。中国的哲学理论工作者根据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主要利用讲座、讲课、报告会、座谈会等形式对苏联哲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广泛介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联发生的剧变和解体，使原来意义上的“苏联哲学”不复存在，我国学者随后曾就“苏联哲学”的学科定位和历史意义等问题发表过一些看法。1999年学术界对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东欧剧变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等问题展开研讨，对“苏联哲学”研究的课题有所规划，进一步明确了推进该领域研究工作的方向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