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纪90年代：对话的酝酿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两极格局的瓦解，多极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面对这一趋势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淡化意识形态，积极开展全方位的多边外交。与此相应，90年代的哲学对话更趋多元和深入，对话各方从陌生不断走向互相熟悉、互相承认。
在对话形式方面，除了互相访学、讲学上人次的不断增多，20世纪90年代有个显著的变化，即国内举办了更多的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三四十人以上）。根据《中国哲学年鉴》提供的资料，笔者作了统计：此类讨论会共有34次左右，每年平均三四次，一年的次数几乎是20世纪80年代的总和。其中1990年1次，1992年5次，1993年5次，1994年3次，1995年3次，1996年3次，1997年4次，1998年5次，1999年5次。（这些统计无疑不能反映全貌，但却已表明了90年代以来对话数量、规模等方面的巨大增长。）
在对话领域方面，涉及儒学、佛学、道家、墨学、朱子学、实学、科学哲学、现象学、解释学、东亚符号学、伦理学和比较哲学等。其中，占据对话主流的中国传统哲学得到延续，并在墨学、佛学和道家等方面得到扩充。有关西方哲学的对话异军突起，如科学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等。此外，一些带有学科交叉性和文化比较性的对话也应运而生，如东亚符号学和比较哲学等。某些国际会议的举办也被认为是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学术交流达到一个新层次的标志，如1992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科学哲学学术会议。该会议的论文集更在1996年被列入美国“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由著名的克鲁维尔学术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我国学者的12篇论文。
不过，国内外举办的同领域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内容方面却存在着明显差别和差距。以国内举办力度最大的儒学国际会议为例，国内举办的偏重于儒学的内部问题讨论，而同期在国外举办的不仅讨论范围广泛，而且更强调儒学和其他思想及与现实的关联。比如，1990年在国内举办了“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朱熹思想的自身特色及其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发展；而同年在澳门举办的“儒学国际讨论会”，不仅讨论了一些儒学的内部问题，而且对儒学的含义和本质进行反思，更对儒学的现代化、儒学在现代化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同年在洛杉矶举办的“中国与儒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也讨论了儒学的现代含义、儒学和民主政治等问题。
在台、港、澳地区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更有连续性，讨论的主题也更为丰富和深入。比如，在1991年香港举办的“传统态度和现代化”、1992年澳门举办的“哲学与社会发展”、1993年台北举办的“传统中国文化与未来文化发展”等一系列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有关“儒学和现代性”的讨论一以贯之，不断得到深入。正是在这一系列讨论的影响下，国内学界也逐渐加入和组织相关问题的国内讨论，并使得“儒学和现代性”成为今后长时期内一个相当重要的论题。
在对话中，中国学者还意识到了国内的翻译和研究与国外研究现状之间的“时间差距”和“学术间隔”。有感于此，欧阳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设计和主持了“向中国介绍当代英美哲学与哲学家”大型国际合作项目，邀请当时英美仍健在的一流哲学家为中国哲学界合著“当代英美哲学与哲学家”学术著作[93]。
除了了解国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外，中国学者还捕捉到了国外学界的一些新动向。比如，欧阳康在1994年访德期间了解到：两德统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德国失去了意识形态地位，被当作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阶段和成果，允许更自由的探讨[94]。江怡则了解到部分牛津哲学家对分析哲学处境的认识。如哈克博士认为，由于科学主义的主导性影响，分析传统的批判性功能已经消失，分析哲学处在逐步衰弱中[95]。金吾伦注意到了美国在跨学科研究方面的举措。这些新动向的获知对于国内学者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工作具有不同程度的意义[96]。
随着对话的不断深入，来自中国的声音不仅逐渐在世界舞台上被倾听，而且被赋予更多的积极评价。在1993举行的第十九届世界哲学大会上，中方共有9位学者宣读了主题论文。在1992年“日本政法大学第15届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田中优子等学者认为，在当今世界的整合与多样化中，中国文明具有重要作用。在1993年举行第十九届世界哲学大会上，王浩指出，东方文明对解决当前西方文明的弊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少与会的中国学者也观察到本次大会表现出的一种倾向，即用东方文明的积极因素来克服西方文明的弊端[97]。在1994年柏林第十六届国际政治学大会上，“一些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则认为当前中国的发展道路较少震动而又有较大成效，也许是一种最为成功的模式”[98]。
通过对话，中国学者的自我认知比20世纪80年代更为深入。其中有对哲学研究模式的回顾。如在1997年第十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上，郑家栋认为，90年代以来国内儒学研究的主要成就之一是从国外引进了一套话语系统和解释模式[99]。也有对学风的反思。如通过7年留德研学经历，并对比国内80年代以来存在主义、海德格尔哲学和解构主义相继流行一时的状况，彭富春指出：在德国“不存在哪个哲学家是否过时的问题，也不存在‘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这样的选择。这与中国哲学界在西学研究过程中喜新厌旧、追赶时髦的学风大异其趣”[100]。
相比20世纪80年代对话初创期的风起云涌，90年代的中外哲学对话看上去似乎要平淡得多，它基本上处于将80年代所开启的对话推向全面和深入的阶段。其中比较可喜的变化是，针对中国文化及学界的积极评价越来越多，尽管这种评价还只限于原则层面的承认和展望。90年代或许可以说是承上启下的年代，这一阶段是对话各方互相吸收、消化和不断酝酿的过程，它的意义将在新世纪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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