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静与生生

一　虚静与生生

刘文敏之学，虽认同归寂、主静的学术方向，但在先天后天的关系、先天心体的性质等问题上，见解与聂豹、罗洪先不同。聂豹、罗洪先强调在已发前的未发上用功夫。刘文敏认为，未发已发不能截然相分，心性之体虽无声臭可言，但内中潜藏万物生机，此生机之流行有主宰于其中。心性本体是即动即静，即行即止，即流行即主宰的，他说：“吾性本自常生，本自常止。往来起伏，非常生也；专寂凝固，非常止也。生而不逐，是谓常止；止而不往，是谓常生。主宰即流行之主宰，流行即主宰之流行。”（《明儒学案》第432页）常生即流行，常止即主宰，二者不可偏废。王时槐与同门陈嘉谟、贺泾同受刘文敏此为学宗旨，故其学自始即重生生，重动静不二；虽与聂豹、罗洪先同为良知修证派，反对现成良知，但与聂、罗在本体论上的认识绝不同。在王时槐看来，静只是初学入道的权法，不可以之为终生学问宗途。他说：

学无分于动静也，特以初学之士，纷扰日久，本心真机尽汩没于尘埃中。是以先儒立教，欲人于初下手处，暂省外事，稍息尘缘，于静坐中默识自心真面目，久之邪障彻而灵光露。岂谓终身灭伦绝物，块然枯坐，徒守顽空冷静，以为究竟哉！（《答周守甫》，《友庆堂合稿》卷一，第5页）

这与王阳明戒初学者勿耽空守寂养成一个痴呆汉意思一样。王时槐认为，动静一如，静中有动之真机包藏，求静是手段，静中之真机显露是目的。而此显露又不可强致，静功着到，真机自然显露出来。他尝自述这种静中显真机的体验说：

弟昔年自探本穷源起手，诚不无执恋枯寂。然执之之极，真机自生；所谓与万物同体者，亦自盎然出之，有不容已者。此非由承接唇吻而得之，亦非学有转换，殆如腊尽阳回，不自知其然也。（《与萧兑嵎》，《友庆堂合稿》卷一，第13页）

王时槐将此静中之真机看做一种自然发露。真机充盈，即万物一体境界。真机无一息之停，时时涌发于人的内心。虽人心极静时，此种意识仍活泼泼地。在王时槐看来，此即心之本体，王时槐又称为“意”。意即生机，它是“生生之谓易”这一宇宙原理在人心中的表现。王时槐极看重“意”的作用，他说：

生机者，天地万物之所从出，不属有无，不分体用。此机以前，更无未发，此机以后，更无已发。若谓生机以前更有无生之本体，便落二见。……阳明先生曰：《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格物致知者，诚意之功也。知者意之体，非意之外有知也；物者意之用，非意之外有物也。但举意之一字，则寂感、体用悉具矣。意非念虑起灭之谓也，是生机之动而未形，有无之间也。独即意之入微，非有二也。意本生生，惟造化之机不充则不能生。故学贵从收敛入，收敛即为慎独，此凝道之枢要也。（《与贺汝定》，《友庆堂合稿》卷一，第32页）

这一段话所表达的意思，正是王时槐学术的中心意旨，也是他所谓“透性”、“研几”的理论前提。这里，王时槐强调的中心是“意”。意是最根本的，《大学》之三纲领、八条目，功夫皆可归结到意上。王阳明以格物为诚意的入手，这一点为王时槐所继承，但王时槐抛弃了诚意是在意念上为善去恶这一王阳明强调的重点，直趋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本体。在王时槐这里，“意”可从本体和功用两个层面去理解。在本体层面，意是宇宙生生之理的凝聚，是生生之理在人性上的表现。他说：

宇宙万古不息，只此生生之理，无体用可分，无声臭可即，亦非可以强探力索而得之。此心之生理，本无声臭而非枯槁，实为天地万物所从出之源，所谓性也。生理之呈露，脉脉不息，亦本无声臭，所谓意也。（《答贺汝定》，《友庆堂合稿》卷一，第34页）

这是说，宇宙根本法则就是生生不息，人之心性就是宇宙生生不息之理的凝聚，“意”是性的表露和呈现，故意是心之本体。因为是本体，所以超绝有无、体用、未发已发之对待。它的本质是“生生”。造化之机时时充盈其体，而人的私欲对它有障蔽，故不能时时呈露。收敛正是为了保证宇宙生化之机时时彰显。所以聂豹、罗洪先的归寂、主静并非无其用。这种收敛正是生机呈露的前提条件，收敛即诚意。王时槐说：

此心湛然至虚，廓然无物，是心之本体原如是也。常能如是，即谓之敬，阳明所谓“合得本体是功夫也”。（《答郭以济》，《友庆堂合稿》卷一，第14页）

湛然至虚和生生不息皆是“心之本体”，但前者说样态，后者说本质，前者是后者发用流行的条件。

在功用层面上，王时槐主张“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此“知”字即良知，是心对宇宙本体生机的知觉；“意”是心体生机的奔突冲创，显发于意识层面。意和旋起旋灭的念虑不同。念虑是“意之标末”。本体之意神秘而精微，故可于“动而无形，有无之间”体验。它可显发于知觉，但它本身并不总显发为知觉，故“寂感体用悉具”。这里所谓“物”，重点不在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而是经过心的整合作用的物象，在整合过程中，意给了物象以生生不息的品质。就是说，物是主体把宇宙根本法则（生生不息之真机）投射于自然物之上所得到的具有意义、价值意味的物。

王时槐非常重视意的涵养，他以居敬为涵养意的具体方法，他说：

所云居敬穷理，二者不可废一，要之居敬二字尽之矣。自其居敬之精明了悟处而言，即谓之穷理，非有二事也。纵使考索古今，讨论经史，亦是居敬中之一条件耳。敬无所不赅，敬外更无余事也。故曰居敬二字尽之矣。认得只是居敬一件，则功夫更无歇手时。（《答郭以济》，《友庆堂合稿》卷一，第12页）

就是说，程颐、朱熹所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敬义夹持两个方面，实际上只主敬一事：对体现在对象上的理的了悟知觉和对此理的涵泳养护。故居敬包穷理，皆后天用功事。由此，王时槐反对聂豹、罗洪先的归寂、主静说，认为聂、罗为反对王阳明弟子中以情识为良知的弊病，提倡在未发上用功，但未发即是程颢所谓“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未发上不可用功。他说：

未发之中，性也。有谓必当收敛凝聚以归未发之体者，恐未然。夫未发之性，不容拟议，不容凑泊，可以默会，而不可强执者也。在情识则可收敛可凝聚，若本性，无可措手，何以施收敛凝聚之功。（《语录》，《友庆堂合稿》卷四，第26页）

王时槐在这一点上和现成良知派一样，认为良知本身是寂感一如的，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为良知必收敛凝聚而后为未发之中，是“头上安头，屋上架屋”。聂、罗虽惩王门后学中猖狂一路以情识为良知，提倡收摄保聚之法，但此收摄保聚之功用在良知未发上，却是用错了地方。他指出：

“致良知”一语，是阳明先生直示心髓。惜先生发此于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先生殁后，学者大率以情识为良知，是以见诸行事殊不得力。罗念庵乃举未发以纠其弊，然似未免头上安头。夫所谓良知者，即本性不虑之真明，原自寂然，不属分别者也。此外岂更有未发耶！（《语录》，《友庆堂合稿》卷四，第16页）

这里对罗洪先的归寂主静说有所不满，而与王阳明反复叮咛的“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寂然不动之本体”一致，故为黄宗羲评论良知修证派时所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