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只在此身

一　大道只在此身

罗汝芳的学术以《周易》“生生之谓易”融合《大学》、《中庸》，以生生之仁为宇宙法则，以人为宇宙大道的根本体现，以孝弟慈为此生生法则的具体应用，以浑沉顺适为功夫要领。他自叙其学问根底说：

予自三十登第，六十归山，中间侍养二亲，敦睦九族，入朝而遍友贤良，远仕而躬御魑魅，以至年载多深，经历久远，乃叹孔门《学》、《庸》，全从《周易》“生生”一语化将出来。盖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己身，己身而子，子而又孙，以至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孙，是替天命生生不已显现个肤皮；天命生生不已，是替孝父母、弟兄长、慈子孙通透个骨髓。直竖起来，便成上下今古；横亘将去，便作家国天下。（《近溪子续集》乾编第16页）

在他看来，孔子所谓仁、孟子所谓性善、《中庸》所谓天命之性、《大学》所谓明德亲民，《周易》之“生生不已”就可包括无余。生生之仁统摄宇宙，世间的一切，都是生生之仁的体现。而其中最切近的，莫过于人的生命传衍，而人的赤子状态，最好地体现了这种生生法则。他说：

《中庸》性道，首之天命，故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又曰“圣希天”。天则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者也，圣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也。故求希圣希天，不寻思自己有甚东西可与他打得对同，不差毫发，却如何希得他？天初生我，只是个赤子；赤子之心，浑然天理。（《近溪子集》射编第6页）

赤子之心，尚未接受人世间物欲的熏染，其心最直接、最完全地体现了宇宙法则，所以“浑然天理”。赤子出胎，便表现出爱恋母亲。这个爱根即是仁，自觉这个爱根，将之贯彻于人伦日用，便是圣人。他说：

天性之知，原不容昧，但能尽心求之，明觉通透，其机自显而无蔽矣。故圣贤之学，本之赤子之心以为根源，又征诸庶人之心以为日用。（《明儒学案》第771页）

人性的内容，就是天之生生之仁；圣贤之学，即以赤子之心为基础。罗汝芳所体认的天地之道，是蓬勃的宇宙生机；在人心中，便是赤子生来本具的爱根。生机爱根本来为一，天与人非割裂为二。此蓬勃生机，既是宇宙法则，也是人心本体，这是赤子之心的第一方面的内容。第二方面，赤子之心不学而能，不虑而知，当下即是，不用假借。因为赤子一任本心，没有成年人那样多的虚假和矫饰，他说：

人初生，则视听言动思浑而为一。人而既长，则视听言动思分而为二。故要存今日既长时的心，须先知原日初生时的心。子观人之初生，目虽能视，而所视只在爹娘哥哥；耳虽能听，而所听只在爹娘哥哥；口虽能啼，手足虽能摸索，而所啼所摸也只在爹娘哥哥。据他认得爹娘哥哥，虽是有个心思，而心思显露，只在耳目视听身口动叫也。于此看心，方见浑然无二之真体，方识纯然至善之天机。（《近溪子集》乐编第10页）

这段话，很能说明罗汝芳的学术宗旨和特点：赤子之心，有无合一。赤子初生，其心直接是天命之性的表现，其耳目视听，只在爱亲敬长，此是“有”；而赤子之爱亲，非由思虑而得，非由积习而能；无功利计度，无外在逼迫；开口即是，不用假借，此是“无”。就是说，赤子良心，表现为一种不学而知、不虑而能、当下即是的本能。这是人心未受染污的原始状态。赤子良心是人追求的最高境界。罗汝芳着重提揭的就是赤子之心浑沦顺适、当下即得、自然平常、出于天成这个方面。天命之性已作为一种内在的包蕴，藏于不学不虑的本能中。人能觉知到的，反而是一片虚明澄湛。罗汝芳说：

赤子孩提，欣欣常是欢笑，盖其时身心犹相凝聚。及少少长成，心思杂乱，便愁苦难当了。……惟是有根器的人，自然会寻转路，憬然有个悟处。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浑是赤子，赤子浑解知能，知能本非学虑。至是精神自是体贴，方寸顿觉虚明，天心道脉，信为洁净精微也已。（《近溪子集》乐编第3页）

到赤子状态，精神凝聚，方寸虚明，“有”隐而“无”显。只见其不思而动，不虑而能，不用安排，自然合于事物的律则。罗汝芳常借童子捧茶一类行为来说明赤子之心的自然天成，指示修养应达到的境界：

问：“吾侪或言观心，或言行己，或言博学，或言守静，先生皆未见许，然则谁人方可以言道耶？”曰：“此捧茶童子却是道也。”众皆默然。有顷，一友率尔曰：“岂童子亦能戒慎恐惧耶？”罗子曰：“茶房到此，几层厅事？”对曰：“三层。”曰：“童子过许多门限阶级，不曾打破一个茶瓯。”其友省悟曰：“如此童子果知戒惧，只是日用不知。”罗子难之曰：“他若不是知，如何会捧茶？捧茶又会戒惧？”其友语塞。徐为之解曰：“知有二样。童子日用捧茶是一个知，此则不虑而知，其知属之天也。觉得是知能捧茶，又是一个知，此则以虑而知，其知属之人也。天之知是顺而出之，人之知却是返而求之。……人能以觉悟之窍而妙合不虑之良，使浑然为一而纯然无间，方是睿以通微，神明不测也。”（《近溪子集》乐编第12页）

这是说，童子的不虑而知是天然，觉知这种不虑而知然后以修养功夫求与它相应，这是人为。人为应以天然为效法。童子捧茶，穿厅过堂，进退升降，安稳妥帖，不用思虑安排。修养功夫就在于达到这种自然天成，不用安排。罗汝芳与门人的另一段问答说明了这一点：

问：“因戒慎恐惧，不免为吾心宁静之累。”罗子曰：“戒慎恐惧姑置之，今且请言子心之宁静作何状。”其友漫应以“天命本然，原是太虚无物”。罗子谓：“此说汝原来事，与今时心体不切。”诸士子沉默半晌，适郡邑命执事供茶，循序周旋，略无差僭。罗子目以告生曰：“谛观群胥此际供事，心则宁静否？”诸士忻然起曰：“群胥进退恭肃，内固不出，而外亦不入，虽欲不谓其心宁静，不可得也。”曰：“如是，宁静正与戒慎相合，而又何相妨耶？”曰：“戒慎恐惧相似。用功之意，或不应如是现成也。”曰：“诸生可言适才童冠歌诗之时与胥吏进茶之时，全不戒慎耶？其戒慎又全不用功耶？盖说做工夫，是指道体之精详处；说个道体，是指功夫之贯彻处。”（《明儒学案》第784页）

执事供茶之自然天成，是宁静，内即包含戒惧，不过戒惧已转化为当下之自然合律则，道体之精微表现为功夫之现成。罗汝芳将王阳明敬畏与洒落的理论进行了改造，大大突出了洒落一面，洒落即自然。在出自本体的自然中，一切都是恰当的，宁静、戒惧、中和、精一皆包含在当下即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