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汝芳的慎独观念与王阳明之慎独有同有别

五　慎独与孝慈

罗汝芳的学术宗旨是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他也讲慎独。但他所讲的慎独，与功夫修证派十分不同，《近溪语录》载：

问：“平日在慎独上用功，颇为专笃。然杂念纷扰，终难止息，如何乃可？”罗子曰：“学问之功，须先辨别源头分晓，方有次第。且言如何为独？”曰：“独者，吾心独知之地也。”“又如何为慎独？”曰：“吾心中念虑纷杂，或有时而明，或有时而昏，或有时而定，或有时而乱，须详察而严治之，则慎也。”曰：“即子之言，则慎杂，非慎独也。盖独以自知者，心之体也，一而弗二者也。杂其所知者，心之照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于此，因其悟得心体在我，至隐至微，莫见莫显，精神归一，无须臾之离散，故谓之慎独也。”（《近溪子集》射编第41页）

在罗汝芳这里，慎独不是像传统的解释那样，在人不知而己独知时戒慎恐惧，而是体认本心，使本心为主宰。他的“独”即心体，慎则体悟本心而精神归一。后天诚意派的区别念虑之善恶而为之、去之，罗汝芳叫慎杂，非慎独。他的慎独即心之本体自在显现：

独是灵明之知，而此心本体也。此心彻首彻尾、彻内彻外，更无他，只一灵知，故谓之独也。慎则敬畏周旋而常自在之。如此用功，则独便是慎的头脑，慎亦便以独为主张。（《明儒学案》第786页）

他所谓敬畏周旋，绝不是常提不放，详察严治，而是以悟本体为功夫。本体一现，念虑退听，如太阳一出，魑魅遁形。他对此譬喻说：

“吏胥之在官府，兵卒之在营伍，杂念之类也。宪使升堂而吏胥自肃，大将登坛而兵卒自严，则慎独之与杂念之类也。”（《近溪子集》射编第42页）可见，罗汝芳所谓慎独，确与其赤子良心当下即是一致。

罗汝芳的慎独观念，与王阳明之慎独有同有别。王阳明以良知为独体，以致良知为慎独。王阳明以良知为独体与罗汝芳以心之本体为独体是一致的，这是其同。但王阳明致良知是推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致良知即格物，即正念头，即诚意，而诚意功夫要实地为善去恶，所以他的致良知同时是知行合一。而罗汝芳的慎独功夫是悟本体；悟至善之心体而恶自退听，不汲汲然用为善去恶功夫。此决澜冲堤之法。

罗汝芳以心之本体为慎独之“独”，而心之本体的内容若归结起来，又不外孝慈。罗汝芳幼时由母亲教以《论语》、《孟子》，每读孝悌之言，常感动泣下。后遇胡宗正授《易》，亦以孝悌慈概括《易》之宗旨。他以孔孟之孝慈融会《易》之“生生”，“从此一切经书，皆必归会孔孟，孔孟之言，皆必归会孝弟”（《明儒学案》第790页）。晚年即以孝悌慈为宗旨。他的理想是将人人皆有不学不虑自然天成的“孩提爱敬之良”推广至家国天下：“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观之一家，一家之中，未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家之孝弟慈而观之一国，一国之中未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国之孝弟慈而观之天下，天下之大，亦未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明儒学案》第782页）他认为孝悌慈是人心之本，儒家一切学问功夫的根基和归宿，“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罗汝芳的赤子良心之学，是他终生持守的，但功夫重点早晚岁有不同。早年多循先儒之法，强制欲念以保此赤子良心，中岁屏去制欲，从赤子良心处处遍满，与日常生活融合无间着眼，又融入禅宗方法，多讲顺适当下，晚年则以赤子良心的本质表现孝悌慈为主，功夫渐归平实，与泰州后学中“以赤手搏龙蛇”者又大相径庭。但他的浑沦顺适，认取当下，是后者直心而行的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