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道教哲学

第三十三章　明代道教哲学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采取以儒学为主导，对僧道又利用又控制的政策。洪武元年，设立玄教院，洪武十五年改为道录司，掌全国道教事。道录司的道士官员依官秩由国家支给俸米。为防止僧道数量过多，由道录司规定州府县道士数额，并仿僧人管理办法，道士、女冠也发放度牒。取得度牒要经过国家主持的考试。对宫观数量也加以限制，洪武间有归并寺观之令，州府县只留大寺观一所，令有戒行者主持，防止逋逃者混迹其中。严禁私建道观，私度道士。这些禁令以后各朝皆遵行，有效地控制了道士的活动，虽然有些措施有废毁的情况，但总的说，明代对僧道的管理是有力的。

明代初期，道教最有力量、影响最大的是正一派。洪武元年朱元璋即皇帝位，正一派天师张正常朝贺，朱元璋赐号大真人。张正常逝世后，又令其子张宇初嗣天师位，亦赐号大真人。洪武十八年，诏选道士充神乐观提点，负责朝廷诸大典音乐事。仰慕全真道著名道士张三丰，遣使多方访求。成祖继承朱元璋崇奉正一道的成法，免罪复用在建文帝时坐罪夺印诰的张宇初。因起“靖难”之兵时姚广孝曾预言其将得真武神帮助，故又崇真武神，于武当山大建宫观，岁时遣使致祭。英宗亦崇道，下令重修《道藏》，增所未备，刊印完成后，于正统十二年颁赐天下道观，是为《正统道藏》。宪宗崇信道士方术，李孜省、邓常恩等以祈禳术得官，交结宦官，干预朝政。宪宗还传升（不经过吏部诠选）道士多人为道录司官员。武宗虽对前朝弊政有所革除，如削夺多人国师、真人名号，严禁僧道出入禁中，罢斋醮等，但又崇奉喇嘛教，传升僧官甚多。道官虽不如僧官之盛，但亦不在少数。至世宗嘉靖帝，为明代崇道之最。他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宫中建斋蘸，又征道士邵元节入京，专司祷祀之事。世宗有疾，太子患痘，道士陶仲文祷之而愈，由是宠信尤甚，特授礼部尚书。斋蘸时需读祝文，称为青词，大臣皆争工青词以邀宠，顾鼎臣、夏言、严嵩、徐阶等，皆以青词得高官，《明史·严讷传》谓：“自嘉靖中年，帝专事焚修，词臣率供奉青词，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阁。时谓李春芳、严讷、郭朴及（袁）炜为‘青词宰相’。”又好扶乩，任用道士蓝道行等，在宫中设坛。迷信方药，延道士入宫中合药，道士乘机献房中秘方，世宗最终死于丹药。世宗朝，明代初期订立的对道教的管理制度多被废弃。隆庆朝鉴于世宗崇道乱政的教训，对道教采取抑制政策，如削夺邵元节、陶仲文等的封号，拆毁其墓碑、牌坊，诏停正一真人等。万历帝恢复张国祥正一真人封号，诏令编印《续道藏》，拨银三万两修缮龙虎山上清宫殿宇。张国祥死后，赠太子少保。万历后诸帝因国势阽危，已无暇顾及道教，道教虽不为朝廷崇奉，但在民间仍有很大发展。

道教在明初分为正一和全真两大派。正一派道士司斋醮祈禳等事，全真派更倾向于独修。朱元璋在为《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所作的序文中把正一派比做佛教的教门诸宗，把全真派比做禅宗，说：“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明朝自始至终置正一道于全真道之上，正一派的天师成为全国道教各派首领。正一道士虽地位高于全真道士，但由于他们侧重于斋醮科仪等外在形式方面，对道教教义发挥不多。对道教教义有发展并付诸实际修炼的，主要是全真道士，特别是内丹各派宗师。

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趋势在明代继续发展，道士习儒书、佛书，以禅理谈炼丹、谈心性修养已经成为风气，道士的著作中讲忠孝节义的可以说无书无之。以儒佛观念解释道教教理的颇不乏其人，甚至参叩佛门耆宿以增加道念。三教同源、三教道同教异的说法也很普遍。中唐以后经宋元到明代长时间的互相浸润，儒释道早已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中混合生长。在基本理论、法事仪节、修养方法等方面很多东西已难以说清楚哪是儒家的，哪是释道的，指出三教在细微之处的互相吸收将是困难的和琐碎的。本章选取明初张宇初、明代中后期著名道书《性命圭旨》以及著名道士陆西星的思想，以见明代道教哲学的一般状况。明代中后期活动在福建及江浙一带的三一教并非道教分支，但它受道教影响甚为明显。把它附在道教哲学之后讨论，可以加深对明代三教融合趋势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