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的产生

（二）现代新儒家的产生

不管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有如何的差异，其中有一点是大家一致认同的，即现代新儒家的诞生的年代——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百家争鸣”时期，其主旋律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主旨是文化上的彻底反传统，更具体地说是反对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儒家思想，或者用当时的口号来说就是“打到孔家店”。而现代新儒家则恰恰主张“回归孔子”，试图从儒家精神中寻求现代生活的价值资源。这无疑会给人一种印象：现代新儒家是作为新文化运动或西化论的反动而产生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印象，美国汉学家列文森用“文化认同危机”来解释现代新儒家的产生问题。

文化认同危机是说，随着中国在与西方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冲突中的不断失败，加上西方文化的不断输入，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开始怀疑、否定和批判。“结果，中国的文化认同危机出现了非西方国家所共有的典型特性，其特色是，因西方而产生的屈辱心理形成了情意综，这种情意综使中国知识分子在潜意识中去寻出心理上的补偿，宣称中国文化可与西方文化并驾齐驱，甚或较之为优越。”⁽¹⁸⁾张灏认为，列文森用文化认同危机来解释现代新儒家的产生有其局限性：它不能够说明为什么在所有中国知识分子都感受到文化认同危机的情况下现代新儒家以其特有的形式回应此危机；它不能说明为什么现代新儒家在许多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单单认同一组文化理念；它也不能说明为什么现代新儒家并不只固守传统文化，而是试图普遍主义地将传统文化朝普适性的、世界性的方向解释。因此，张灏主张超越文化认同的观念，代之以“意义危机”的观念来解释现代新儒家的产生问题⁽¹⁹⁾。

所谓“意义危机”是指，随着西方文化和价值系统不断涌入和中国传统价值取向的象征日益衰弱，中国人陷入了严重的“精神迷失”境地。张灏认为，这种精神迷失有三个层次，即“道德迷失”“存在迷失”和“形上迷失”。“道德迷失”是指中国人在激烈的文化冲突中失去了用于指导行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规范。“存在迷失”是指在宗教信仰层次上中国人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依靠。“形上迷失”是指用于认知和解释世界的根据的迷失。三种迷失我们概括地说就是价值观、宗教信仰和世界观的迷失，综合起来说就是人生观的迷失。张灏认为，存在于意义危机底部的就是这三种精神迷失的“镕和”。现代新儒家正是在应对这一意义危机中获得生命的。而其之所以选择认同于儒家“宗教道德象征”的因素，则可在他们对“科学主义”的反动中得到解释⁽²⁰⁾。

列文森的“文化认同危机”说并非全无道理，中国近代社会在西方社会面前处处不如人的状况，的确使中国人在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上产生了危机。而这种文化认同的危机也的确是现代新儒家产生的基本的社会历史背景。但问题是，如果单纯从文化认同危机上解释现代新儒家的产生，势必将现代新儒家等同于保守主义顽固派，也即将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使命仅仅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地位的维护。但是，现代新儒家与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顽固派有着本质的区别，也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改良派有着原则的不同。他们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的“本位性”的同时，也试图将中国传统文化向普世性方向发展。尤其他们对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西方现代文化理念的肯认与阐扬，更是顽固派和改良派所不具备的特点。因此可以说，张灏的“意义危机”说是在列文森的“文化认同危机”说的基础上又向前进了一步，它在解释现代新儒家为什么会认同儒家心性学说并热衷于构建道德形而上学上比较有力，所以基本得到了学界的认同。但是，这仅是完成了对现代新儒家之“儒”——“内圣”的解释，至于现代新儒家之“新”——“外王”，“意义危机”说却并没有做出很好说明。张立文先生在论述现代新儒家的发展历程时曾指出：“其（现代新儒家——笔者注）共同的文化背景，灾难深重的民族文化危机，以及悲愤的忧患意识和重建精神家园的责任意识，使得他们在谨慎惨苦、颠沛流离境遇中，对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特别自“五四”、抗日战争以来）苦难的生命历程有切肤之感受和体验，促使他们积极吐纳、扬弃古今中、西、印思想资源，以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²¹⁾这即是说，现代新儒家的产生不仅是对文化认同危机和意义危机的应对，而且是对整个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应对。这个整体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并不是单纯根源于中国有固有的先进文化而不得认同，也不是单纯根源于中国人失去了可依靠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而是根源于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根本缺乏一套可靠的文化资源系统。现代新儒家并非旨在回归传统，也非仅是构建一套信仰体系，而是旨在重建一套文化系统，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社会实践运动的指导思想。因此，笔者认为，欲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回到“意义危机”与“文化认同危机”的根源上去，即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来认识此问题。

可以说，“文化认同危机”与“意义危机”是普遍存在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当中的。对“意义危机”的解决，在当时主要有三种取向，即后来所称谓的“西化派”“马列派”（或称“激进派”）和“保守派”（现代新儒家）。西化派试图完全从西方文化和价值系统中确立有别于传统的新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马列派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树立科学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现代新儒家则主张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寻求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意义世界。三派的主张，现代新儒家最为复杂。它一方面反对西化（包括苏俄化），主张承续传统文化的慧命，另一方面又跟西化派一样肯认并积极弘扬西方文化的精华所在——科学与民主。对于现代新儒家文化主张上的这种复杂性有人做过如下表述：“新儒家对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抱有一种极为矛盾而复杂的心理：既羡慕，又不服气；既欢迎，又害怕；既拥护，又责难；既努力去理解，又总是怀有成见；既竭力把它们融合于传统之中，又总是把它们视为异己之物。这种心理，从同情的眼光来看，可视为对传统文化的深深眷恋；而从批判的眼光去看，则可看作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文化心态。”⁽²²⁾

现代新儒家这种矛盾心理确实存在，但称之为“狭隘的民族文化心态”，则笔者不敢苟同。文化本来就首先是民族的，假使人人都主张文化的“世界主义”，世界恐怕就没有文化。只有认为自己的文化在方方面面都高于其他文化的心态才是“狭隘的民族文化心态”，某些西方人确实是，但现代新儒家则不是。相对于西化派主张彻底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而言，这种心理倒显得新儒家更加持重、老成和深思熟虑。在这里我们需要分析的是在这种矛盾心理背后的东西——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冲突的潜意识理解。

关于中西文化冲突的性质，在五四前后基本有两种观点。西化派受进化论观点的影响，认为中西文化根本上是古今之别，或新旧之别。如陈独秀在1915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说：“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此两种文明虽不无相异之点，而大体相同，其质量举未能脱离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²³⁾而保守派（这种称谓是否准确尚有待讨论，此处取习惯称法）一般认为东西文化根本上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而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如时任《东方杂志》主编、化名“伧父”的杜亚泉则称中国文明为静的文明，西方文明为动的文明，认为两种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²⁴⁾。在前一种观点下，中西文化冲突就是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落后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冲突。在后一种观点下，中西文化冲突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种类的文化的冲突，不存在优劣与先进、落后之分。由前一种观点得出的主张必然是全盘西化，后一种观点必然导向保守主义，反对西化。

中西文化的冲突是现代新儒家产生的社会背景，西化派和保守派的论战是其直接的理论背景。现代新儒家既反对前一派，也不完全属于后一派，这源于其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双重性认识，即中西文化冲突既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也是落后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冲突。现代新儒家（梁漱溟除外）一般认为，中西文化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文化根本上是人性的表现，只要中西方的人性本质上是相同的，其文化在本质上也就是相同的。但是，“中西文化的本质虽相同，但是它们发展的方向、发展的重点、表现的方式，都有所不同。”⁽²⁵⁾中西文化的这种发展方向、重点和表现方式的不同，就是牟宗三所说的：西方文化的精神是“分解的尽理精神”，中国文化的精神是“综合的尽理精神”；西方文化是“理性的架构表现”和“理性的外延表现”，中国文化是“理性的运用表现”和“理性的内容表现”。⁽²⁶⁾但是，正如两个人在人性上的相同和性格上的不同不能掩饰他们在后天素质和能力上的差异一样，中西文化在本质上的相同和性质（表现形式）上的不同也不能掩饰二者在科技文明与政治文明成果上的差异。中国近现代史的屈辱，使得现代新儒家不能不认可中国在科技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上落后于西方这一事实。这也就是他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中西文化的冲突也是一种落后文化和先进文化的冲突的原因。对前一种性质的认识，使他们反对全盘西化论。对后一种性质的认识，使他们肯认西方的科学、民主，主张社会国家化、法律化，赞同西方的自由、平等等价值观。但是，现代新儒家在接受西方科学、民主等文明成果的同时，却反对唯科学主义观念。发生在19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即是现代新儒家（张君劢、梁漱溟等人）对唯科学主义的首次反击。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缘由：对保守主义的回应——肯认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等西方先进文化；对西化论的回应——主张中国文化的“本位性”，宣称民主、平等、自由等西方价值观潜藏在中国儒家思想中；对唯科学主义的回应——倡扬道德理想主义，构建儒家道德理想形而上学世界观、价值观。

除了国内的社会和理论的背景，现代新儒家的产生与国际思潮的动向也应该有某些联系。这种国际思潮就是反理性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思潮。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两面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更加刺激了思想文化界反理性和非理性哲学的兴起。现代新儒家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与世界反理性主义思潮有着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