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阳出家前后

一、王重阳出家前后

王重阳（1112—1170），陕西咸阳人，原名中孚，字允卿，又名世雄，字德威，入道后改名喆，字知明，道号重阳子。关于他的生平活动，据金源璹《终南山神仙重阳真人全真教祖碑》载：

真人，名喆，字知明，应现于咸阳大魏村，仙母孕二十四月，又十八日，按二十四余土气而成真人也。真人美须髯，大目，身长六尺余寸，气豪言辩，以此得众。家业丰厚，以粟贷贫，人惠之者半，其济物之心略可见矣。弱冠修进士，举业，籍京兆府学。又善武略，圣朝天眷间收复陕西，英豪获用。真人于是捐文场，应武举；易名德威，字世雄，其志足可以知。还被道气充余，善根积著。天遣文武之进两无成焉，于是慨然入道，改今之名字矣。会废齐摄事，秦民未附，岁又饥馑，时有群寇，劫真人家财一空，其大父诉之统府，大索于邻里三百余户，其所亡者金币，颇复得焉。又获贼之渠魁，真人勉之曰：“此乃乡党饥荒，譬如乞诸其邻者，亦非真盗也，安忍陷于死地？”纵舍使去。里人以此敬仰真人愈甚。咸阳、醴泉二邑，赖真人得安。是后，于终南刘蒋村，创别业居之，置家事不问。半醉高吟曰：“昔日庞居士，如今王害风。”于是邻里见真人，曰：“害风来也。”真人即应之，盖因自命而人云。^[2]

据这段文字记载，我们可知王重阳“慨然入道”的直接原因是“天遣文武之进两无成”而引起心理上的苦闷与行为上的转向。可想而知，一方面，王重阳历经的是“中原多事，秦陇纷扰”^[3]。南宋建炎四年（1130），“抚治河外，不及于秦，岁屡饥，人至相食”^[4]。面对这种境况，王重阳便产生了对于国家复兴无望的“出尘之志”，“置家事不问”。他自己描述他的烦躁与郁闷说：“三十六上寐中寐，便要分他兄活计。豪气冲天恣意情，朝朝日日长波醉。压幼欺人度岁时，诬兄骂嫂慢天地。不修家业不修身，只凭望他空富贵。浮云之财随手过，妻男怨恨天来大。产业卖得三分钱，二分吃著一酒课。他每衣饮全不知，余还酒钱说灾祸。”^[5]另一方面，他却又竭尽所能“以粟贷贫”，并参与“收复陕西”的战争来捍卫民族尊严，并因此“获用”而成为甘河镇酒监^[6]。然而，酒监一职并不能使他内心得到满足。王重阳担任酒监之时，正值海陵王完颜亮统治时期。用元脱脱的话来形容：“天下后世称无道君主以海陵为首。”按照金政府规定，酒监需要完成一定的课业任务或营业数额，若不能完成，则要受到降职夺俸的处罚。而且在正隆三年（1158），海陵王准备南侵伐宋，他征全国之丁，调诸州之粮，赋兵甲于百姓，借战马于民间，南粮北运，西马东输，举国一片骚动。王重阳希望通过做官来辅佐君王，以实现拯世救俗的宏伟抱负彻底破灭。于是，他“日酣于酒”^[7]，甚至“豪气冲天恣意情，朝朝日日长波醉”^[8]，以酒来自我麻醉，逃避现实。醉饮之余，他开始收集道教经文。他说：“害风王三，前时割税，为酒爱，饮中沉醉。往往来来，眼前事全然不记，与仁人当街打睡。腋袋头巾，尽皆遗弃，有经文，里面诀秘。深谢明公，发善心，与予拈起。解佩令，报贤好意。”^[9]王重阳以此表达了他对现实生活的厌倦与无奈。秦志安的《金莲正宗记·王真人》记载，王重阳“逮乎四十有七岁也，喟然叹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动心。吾今已过之矣！尚且吞腥啄腐，纡紫怀金，不亦大愚之甚乎！’遂辞官解印，黜妻弃子，拂衣尘外，类初狂之放荡焉”。正是由于对现实社会的失望，对功名利禄的鄙视，对人生无常和死亡的畏惧，他最终走向宗教，希望到宗教中去寻找生存的意义，求得生命的超越。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过：“宗教的前提，是意志与能力之间、愿望与获得之间、目的与结果之间、想象与实际之间、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对立或矛盾。”^[10]王重阳“始于业儒，其卒成于道”^[11]的经历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与《终南山神仙重阳真人全真教祖碑》所记不同的是秦志安的《金莲正宗记》，其载：王重阳“当废齐阜昌间，献赋春官，忤意而黜。复试武举，遂中甲科”。这不禁令人疑惑，王重阳是否参加了“科考”？是“武举”，还是“文举”？是否“中举”？这些问题在学术界也存在争论。关于这一点，清代陈铭珪^[12]，今人陈垣^[13]、南怀瑾^[14]、姚从吾^[15]、郭旃^[16]、唐代剑^[17]、樊光春^[18]诸先生进行了考证。唐代剑综述诸种观点，经考证得出结论是：王重阳“捐文场”和“应武举”是不同时期的两件事。他认为，王重阳确实参加了其中的一次，而且他“善于属文，才思敏捷，尝解试一路之士”^[19]，他在京兆府路（今陕西）举行的府试中成绩名列前茅，但在伪齐政府组织的会试中，却因“献赋春官，忤意而黜”，没有考中。故麻九畴在《邓州重阳观记》中说他“脱落功名，日酣于酒”。至于“应武举”，唐代剑则认为王重阳则根本没有机会。首先，武举未开科。其次，王重阳官职非武举所授。据此可以看出，王重阳的仕途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此外，王重阳由儒入道也深受当时佛教、道教思想的影响。他常在半醉半醒间叹吟“昔日庞居士，如今王害风”。王重阳所指的庞居士，是唐代禅宗南宗马祖的弟子，名蕴，号道玄，出生书香门第，有很高的儒学修养。他从马祖受法后，过着清贫的生活，“用船载家珍数万縻于洞庭湘右”，一家人参禅问道，“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团头，共说无生话”^[20]。随着社会与禅学的发展，庞居士的形象在唐末、五代、宋代，乃至明清不断发生变化。宋延寿《宝镜录》卷二十二载庞居士命女灵照曰：“吾当先逝，汝可后来，专候日中可蜕斯壳。”“日中蜕壳”明显带有道教色彩。可以说，王重阳道教理论的形成，庞居士影响不能说没有。

王重阳对现实生活的无奈与厌倦使他“慨然”转向之心理与行为一目了然，满怀抱负而不得施展的巨大的心理落差促使他行为轨迹由儒转向道。王重阳由儒入道之心理，也许是对当时社会处境的一种消极逃避，也许是寻找解救普通民众另类出路的心理表达与自我满足。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理论^[21]解释，这是王重阳自我实现的一种心理需求。

据说，王重阳48岁时，在甘河镇遇到两个神仙，这两个神仙认为他可以教化，并传授给他内丹修炼的秘诀，让他饮了神水。此后，他便假托疯癫，抛妻离子，出家修道，“尽断诸缘，同尘万有，即养浩于刘蒋、南时等处者三年”^[22]。在金大定三年（1163），他于南时村掘了一处数尺深的墓穴，名为“活死人墓”，并内挂了牌，上书“王害风灵位”。此外，他还在墓穴的四角落各植一株海棠，意即将来要使四海教风为一家。可见，那时，王重阳便萌生向社会传教的念头。此后，他在墓内修炼三年后，满口皆尘外语，似狂若癫，酒壶不离，行游且歌且舞，生理和心理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彻悟了人生真谛。但那时“乡人唯以害风谑，而未始询其意”。如他所居刘蒋村近邻袁村有一富户人家，名为陈知命，被他“屡化度之”，终不肯从，结果经八九年，王重阳只收了史处厚、刘通微和严处常三个弟子。大定七年（1167），四处碰壁的王重阳，一把火烧掉了自己的茅庵，离开故乡，东出潼关，浪迹江湖，踏上了游海岛觅友、赴蓬瀛的旅途。

王重阳离乡东迈创立了全真教，“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之宗”^[23]。他苦费心思地诱导与劝化“仙材”以发展、壮大并弘扬全真教；全真七子也立志苦修，遵照王重阳的遗愿，苦心经营，努力发展、壮大全真教，并使之成为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