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教化目的与作用之考察
教育指向不同,教育目的就不相同。王重阳创立全真教,并东迈招贤纳良,其目的就是培养“向道”之人,进而发展全真教。于是,他提出了“向道则生,背道则亡”[51]这种带有宗教性、指向性与警戒蕴意的思想。为笼络人们,王重阳承接已经成熟的神仙道教的思想,提出要“向道”必须先“成仙”,遂提出“成仙”的目的,并且根据“传道集中”程度分为五等神仙。
第一,不持戒,不断酒肉,不杀生,不思善,为鬼仙之类;第二,养真气,长命者为地仙;第三,好战争是剑仙;第四,打坐修行者为神仙;第五,孝养师长父母,六度万行方便,要救一切众生,要断除十恶,不杀生,要不食酒肉,要邪非偷盗,要出意同天心,要正直无私,取名曰天仙。[52]
王重阳将“仙”分为五等,继承与改造了钟离权的神仙体系。在《钟吕传道集》[53]中记载了吕洞宾与钟离权关于“仙”的问答对话。钟离权认为,“仙有五等,法有三成”。所谓“仙有五等者”,指的是“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天仙”。鬼仙,“五仙之下也,阴中超脱,神像不明,鬼关无姓,三山无名。虽不轮回,又难返蓬瀛。终无所归,止于投胎就舍而已”。“修持之人,始也不悟大道,而欲于速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识内守,一志不散,定中以出阴神,乃清灵之鬼,非纯阳之仙。以其一志阴灵不散,故曰鬼仙。”人仙,“修真之士,不悟大道,道中得一法,法中得一术,信心苦志,终世不移。五行之气,误交误会,形质且固,八邪之疫不能为害,多安少病”,“修持之人,始也或闻大道。孽重福薄,一切魔难而改初心”,“止于大道中一法一术,功成安乐延年而已”。地仙,“天地之半,神仙之才。不悟大道,止于小成之法。不可见功,唯以长生住世,而不死于人间者也”。“始也法天地升降之理,取日月生成之数。身中用年月,日中用时刻。先要识龙虎,次要配坎离。辨水源清浊,分气候早晚。收真一,察二仪,列三才,分四象,别五运,定六气,聚七宝,序八卦,行九州。五行颠倒,气传于母而液行夫妇也。三田反复,烧成丹药,永镇压下田,炼形住世而得长生不死,以作陆地神仙。”神仙,“以地仙厌居尘世,用功不已,关节相连,抽铅添汞而金精炼顶。玉液还丹,炼形成气而五气朝元,三阳聚顶。功满忘形,胎仙自化。阴尽阳纯,身外有身。脱质升仙,超凡入圣。谢绝尘俗以返三山”。天仙,“地仙厌居三岛而传道人间,道上有功,而人间有行,功行满足,受天书以返洞天,是曰天仙。既为天仙,若以厌居洞天,效职以为仙官:下曰水官,中曰地官,上曰天官。于天地有大功,于今古有大行。官官升迁,历任三十六洞天,而返八十一阳天,而返三清虚无自然之界”。其中,人仙、地仙与神仙各有三个等级。钟离权说:“人之仙其等有三,太上引年益寿,其次安而引年,其下安而无疾,皆小乘也。地之仙其等有三,太上极阳轻身,腾举自如;其次炼形久视,至于千岁;其下引年益寿,皆中乘也。神之仙其等有三,太上超凡入圣,而归三岛;其次炼神合道,出入自然;其下炼形成气,亘古长存,皆大乘也。”[54]而所谓的“功有三成”指的是行法的“小成”、“中成”与“大成”。“人仙不出小成法,地仙不出中成法,神仙不出大成法。是此三成之数,其实一也。用法求道,道固不难。以道求仙,仙亦甚易。”可见,钟离权关于“神仙”的划分标准是“仙”的驻足之地与功效。与钟离权所设置的神仙谱系相比,王重阳的神仙谱系也将“仙”划分为五等,且都包括鬼仙、地仙、神仙、天仙,其中,“天仙”都是仙谱中修炼得道最高的;不同之处在于,钟离权设了“人仙”,而王重阳设了“剑仙”,且二者对不同层次的“仙”之内涵解释不尽相同。王重阳对“仙”之内涵的阐释在认识上更易理解,在修行上更易操作,他对“仙”的阐释大多是对人的品行所作的一些规定。关于“好战争”的“剑仙”,概指向王重阳在《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中所谈的“战胜者”,即“第一先战退无名烦恼,第二夜间境中要战退三尸阴鬼,第三战退万法”[55]。对于“剑仙”,陈撄宁在《口诀勾玄录》中谈道:“剑术,也是极端秘密的一种。上等的名剑仙,次等的名剑客。他们的戒律,不许管国家大事。”可见,“剑仙”在道教神仙谱系中还是存在的,但对于“剑仙”的详细特征,道教典籍却鲜有记载。
那么,王重阳为什么要把“仙”分成不同层次的五等神仙呢?这可能与他的立教原则,即“普济群生,便拔黎庶”[56]有关。因此,对于神仙的标准,自然也就不拘一格。第一,只要“不杀生”,便可以成为“鬼仙”;第二,只要“养真气”,便可以成为“地仙”;第三,只要“好战争”,便可以成为“剑仙”;第四,只要“打坐修行”,便可以成为“神仙”。也就是说,一至四等,任何人都可以做到。这样,神仙已不再是人们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成为“养气长命”、“打坐修行”等的代名词,从而剥去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追求的肉体“长生不死”“神仙”的神秘外衣。第五等,是全真教成就的最高目标,要求有所提高,但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即。从人伦的角度,要求做到孝敬赡养师长与父母,这里将师长与父母相提并论,提出了“物外结亲”的伦理思想;在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层面上,则要求做到时时处处给予人方便,要无差别地救度一切众生;从自我的品行上,要求断除十恶[57];在生活上,要不吃肉,不喝酒;更重要的是“要出意同天心,要正直无私”,这样才能成就“天仙”。当然,也要养真气长命,达到一种高层次的思想境界,身在尘世,而心境自由广阔,与道合一。正如他所说的“身如藕根,心似莲花,根在泥而花在虚空矣。得道之人,身在凡而心在圣境”[58]。可以说,王重阳摆脱了传统的肉体成仙之说教,追求的是一种超越客观现实,内在充实完美的精神自由与健康长寿相结合的人生目标。用他的话说,即“清凉路上得长生”[59]。进一步分析这一教育目的:从人性的角度,就是要保全自我性命;从社会的角度,就是要利他。要孝养父母师长,要给予他人方便;要善待自然间的一切生物;要有社会公德,不偷不盗,正直无私。这样便可以与日月同辉而精神长存了。在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关系上,他认为物质生命是精神生命的载体。因为他强调先性后命,“性主命宾”,尽管他不否定修命,但认为修命是为了修性。王重阳的这一教育目的是由他的全真教教义的特点所决定的:一是三教圆融;二是性命双修,先性后命。可以说,这两个特点始终贯穿于他的思想之中。这种思想吸收了儒家要“孝养师长父母”,吸取佛教要“六度万行方便,救度众生,断除十恶,不杀生,不食酒肉,要邪非偷盗”,当然,也保存了道家的精气神从而成仙的思想。这是一种伦理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的思想。
王重阳所分的五等神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神仙道教之神仙体系有何不同呢?可以说王重阳提出的神仙理论既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神仙体系的继承,又是在其基础上的发展与超越。言其继承,是因为在南北朝时期,葛洪就提出了神仙体系,而且其神仙体系中就有“天仙”、“地仙”,此外还有“尸解仙”。之所以成为不同神仙,是因为其在不同的场所服食不同仙药而成就的。“朱砂为金,服之升仙者上士也;茹芝导引,咽气长生者中士也;餐食草木,千岁以还者下士也。”[60]而上士得道于三军,举形升虚,升为天官,谓之天仙;中士得道于都市,游于名山,栖集昆仑,谓之地仙;下士得道于山林,先死后蜕,长生人间,谓之尸解仙。[61]“此皆为仙药已成,未欲升天,虽在三军,而锋刃不能伤;虽在都市,而人祸不能加;而下士未及于此,故止山林耳。”[62]
《太上老君内观经》把修道成仙分为七个层次,其载:
夫得道之人,凡有七候。一者心得定易,觉诸尘漏;二者宿疾普销,身心轻爽;三者填补夭损,还年复命;四者延数万岁,名曰仙人;五者炼形为气,名曰真人;六者炼气成神,名曰神人;七者炼神合道,名曰至人。[63]
这里的“仙人”、“真人”、“神人”、“至人”明显继承了《庄子》、《太平经》对“神仙”的不同称谓。《太平经》的神仙系统分为六个等级:“一为神人,二为真人,三为仙人,四为道人,五为圣人,六为贤人。”且谓“此皆助天治也。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风雨,道人主教化吉凶,圣人主治百姓,贤人辅助圣人,理万民录也,给助六合之不足”[64]。可见,成就不同等级的“神仙”也就是做不同层次的“人”。那么,为何把教化的目的指向“神仙”,而不是指向“人”呢?一方面,王重阳所创立的全真教不是一个全新的教派,而是在“神仙道教”的基础上形成的;另一方面,“神仙”的指向契合了当时社会动荡而导致的人们对生命朝不保夕的担心与恐惧的心理与精神状态。这种神仙的“神圣”指向,既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激励,同时,也是一种自我人格完善的规定。王重阳所创全真教的这种目标指向,既适用于文化素养较高的知识阶层,也适用于文化素养较低的广大黎民百姓,使他们都有修炼成仙的希望,以便招徕更多的道徒。
鉴于当时动荡的社会处境下,人们保全生命的心理,王处一提出教化的直接目的是让人们断绝尘情,脱离浊世,而到蓬莱,成就大罗仙。为此,他为人们修行设置了一个看不见的、经过修炼、体悟可以达到的目的,那就是“虚无大道”、“无为大道”、“无名大道”。他认为,修道要真心,毫不退缩,志诚精专,照破万缘无昧。而且他认为,“道”无名,不需外求,所需的只是消散七情六欲。他写道:“好心济物道心浓,不必浮华错用功。自己琢磨心垢净,佗时留驻内颜红。常行忠孝无私曲,应有神明指正宗。不觉脱离生死海,十方三界显家风。”为此,要人们“修真体道,洪护正宗”[65]。他认为,人修炼要达到“清静无为”,进而达到“虚无”的“道”的境界,这样才会成为“大罗仙”。可见,王处一也遵循了修道成仙的路径。与此不同的是,关于教化目的,在刘处玄的著作中,没有看到特定的成仙种类,他教化人所要达到的,或说所向往的多用“蓬莱”、“仙路”等词来表达,有时会用到“真人”,这可能与其平时常看《庄子》、《列子》等书有关,也即刘处玄成就的是“抱道”之人。与王重阳的教化目的指向相比,这种指向更贴近“人”而不是“神”,表现上较实在而不显得虚无。然而,在对“道”的诠释上,他又还原到道家之“道”的“虚无”之上。他以“虚”释“道”:“虚者道之体也。阴阳明其虚则万物生也;至性明其虚则恍惚生也;万物生成则济于世也;恍惚生成则出于世也。物济于人,则世之乐也;道通其真,则性之乐也;世乐则阴阳之有其数也;性乐则虚极之无其穷也。《经》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虚者,道之实也。”[66]他认为,“虚”是“道”的本体与根本。由“虚”而万物生,由“虚”而恍惚生;进而,推演至“世乐”与“性乐”。这种“抱道”之人不是出离人世的“神仙”,而是至“世乐”与“性乐”之人。这样也将高不可及的“神仙”目标演化为实实在在的对社会有用的高尚之人。对于“向道”之人,刘处玄同王重阳一样,也做了规定,他称颂道:“顺真则生,违道者死。顺真则平,违道者浊。顺真则柔,违道者刚。顺真则福,违道者祸。顺真则安,违道者病。顺真则升,违道者堕。顺真则炼铅,违道者丧命。顺真则神灵,违道者气逆。魂魄散为鬼,阴阳聚成仙,身心静者为功,应变夷者为行。志始终则达觉清善,则通居山,则莫著于闲;混尘则休生于动。或隐洞天,或游京华,性似孤云,形如野鹤。自然之道,微光有作,住行坐卧,万物无愆,蜕壳真归,出离三界,永免轮回,无来无去。”[67]这里,刘处玄将“真”等同于“道”,将“道”与人的生死、刚柔、祸福、安病、升堕与功行等统统结合起来了。
王重阳认为“玉性金真,人人皆可化”,而且将教育目的层次化,最理想的是成就“天仙”,并非是以前“长生久视”的神仙之说。王重阳说:“今之人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大愚不达道理也。”[68]其实,这是王重阳对弟子一种精神和人格的教育。
有了这样的目的,全真教人士也坚信通过教化来启发诱导人,使人开悟,从而能够实现明心见性,性命全了,得道成仙。王重阳认为,“三教者,是随意演化众生,皆不离于道也”[69]。他特别强调,学道一定要从师,否则道难成。他用多种方法循循善诱全真诸子,使其能够实现得道成仙与济世度人的愿望。丘处机也认为三教的作用皆是诱化众生。他说:“推穷三教,诱化群生,皆令上合天为,慕道修真,行住坐卧归依,先须保身洁净,内常怀愍物慈悲,挫刚锐,乃初心作用,下手根基,款款磨砻情性除贪爱,时时翦拂愚迷,福慧双全开悟。”[70]刘处玄也说:“三教无分,全真门户。无为应为,诱人开悟”。[71]特别是郝大通,他明确地谈到教育的作用,在《周易参同契简要释义·并序》中,他说:
教者,道之所以生也。道本无名,强名曰道;教本无形,假言显教。教之精粹,备包有无。故以无言之,存乎道体;以有言之,存乎器用。体之以为无,用之以为利。若曰有形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而生?用教化于无知,则真知安从而出?若夫太极肇分,三才定位,布五行于玄极,列八卦于空廓,发挥七政,躔次纪纲,垂万象于上方,育群灵于下土,是故圣人仰观俯察,裁成辅相,信四时而生万物,通变化而行鬼神,通精无门,藏神无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至于修真达道之士,用之德化十方,慧超三界,升沉而龙吟虎啸,消息而蛇隐龟藏,一往一来神号而鬼哭,一伸一屈物我以俱忘,当斯时电激而八表腾辉,雷动而三山动色。[72]
这里,郝大通明显地论及了“道”与“教”的关系,也即“道”为体,“教”为用,也即“道”与其“化”的功能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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