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与“诚道”

二、“中庸之道”与“诚道”

《中庸》开篇说明了天命与性、性与道、道与教的关系。在这一总纲下，具体阐释了儒家之“仁道”是“中庸之道”和“诚道”。

1.“中庸之道”

在《论语》中，孔子谈到了“中庸”。《论语》中的“中庸”说的是人的一种品德，这种品德指人做事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在品德意义上的“中庸”就是程颐的解释:“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庸》中引用孔子的话所说的“中庸”也是品德意义上的，如“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这种品德意义上的“中庸”并不是《中庸》所要继续阐述的。《中庸》的主旨是阐释孔子的“仁道”，因而，《中庸》中讲的“中庸”主要是在道的层面对孔子“仁道”的一种解释。在道的意义上阐释“中庸”，“中庸”的内涵就发生了扩展。

《中庸》中认为，孔子的“仁道”是“中庸之道”。作为道的“中”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其中”之“中”，“中道”即“道”在天地万物之中，所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另一层含义是指“中和”之“中”，也即不偏不倚的“中”。

“庸”也具有两种含义，其一指平常，“庸道”即“常道”;

君子之道费尔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庸”的这层含义表明“仁道”的开端是平常的，就蕴含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但同时，“仁道”又很高远，具有深刻的内涵。因而，“仁道”既平常又高远，“极高明而道中庸”。

“庸”的第二层含义是“用”，在“用”的意义上的“庸”指“道”是可以“用”的。《中庸》用“中庸”解释“仁道”，就是说“仁道”既“中”又“庸”，就蕴含在人们的平常的生活之中，而且是可以用的。因而，“道不远人”。

“中庸”之道的根据是“中和”之道。“中和”之道是“道”在自然万物中的显现，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为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段话中的“中”就是由天所命之性，“和”就是“率性”，因而，“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天地万物的位育在于“中和”。可以说，“中和”是天道，“仁道”的根据即“中和”之道，效法“中和”之天道的人道就是“中庸”。“中庸”之“中”即“中和”之“中”，也即天命之性;“中庸”之“庸”即“中和”之“和”，“和”是自然万物的“率性”，“庸”作为“用”就是人自觉的“率性”，即“用中”。“中庸”作为效法“中和”的人道，是对孔子“仁道”的理解，即“仁道”就是“中庸”之道。在“中和”之道的方向上，“仁道”是

“中”与“庸”的统一，“仁”既是先天的天命之性，又可以是在后天“用”的。能够在先天的意义上呈现“仁”的本性是圣人，在后天通过教化去遵循和使用“仁”是圣人之道的内容，即“修道之谓教”。

《中庸》把“中庸”上升到道的高度去解释孔子的“仁道”，就为“仁道”建立了源于天道的形上根据。按照“中庸”来理解“仁道”，“仁道”就既是天道也是人道。把“仁道”理解为“诚”道也是相同的思路。

2.“诚道”

《中庸》还认为“仁道”的特点是“诚”。后人对“诚”有两种解释:一是朱熹所说的“真实无妄”，即“诚”作为事物本身之真实，因为真，事物才是其自身，故而“诚”是事物之德性。“诚”的另一内涵是《中庸》中所说的“纯”、“不贰”，

《诗》云:“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

“纯”与“不贰”表达的是事物作为其自身的纯粹性和专一性，因而这种内涵的“诚”也是事物德性的表达。

《中庸》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这些说法表明，“诚”是天道，天道是由其自身之本然而非外物之力形成的，这种自身之本然也可以说是天命之本性，“自诚明，谓之性。”万物之为万物也是由于“诚”的自然本性，“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天与万物的这种本性之所以是“德性”，是因为“诚”不仅使天与万物成其为自身，而且还能因此发挥出自己的功能，对他物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成全他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只有“诚”，才能体现“仁道”的作用，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诚”作为天道是事物之德性，人对“诚”的把握就是人得到的天道，也就是人道，即“诚之”。《中庸》认为，“诚之者，人之道也。”作为人道的“诚之”是人对“诚”的坚守，“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固执”即坚守。从人的主体方面来说，坚守与固执是人的持续性行为所体现出来的主体精神，因而“诚之”作为对“诚”这种德性的坚守就是一种德性精神。“诚之”作为德性精神是有德之人对天道的效法和对人道的固守，“是故君子诚之为贵。”

“诚”与“诚之”也贯彻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总纲。“诚”无论从“纯”还是“真”的含义来说，都表达的是由天所命之性，“自诚明，谓之性”，因而是天之道;“诚之”表达的是人对天道的自觉修养，“自明诚，谓之教。”“诚”与“诚之”表达的也是对“仁道”的理解。按照“诚”理解“仁道”，就是表明“仁道”是“诚道”，即“仁道”是源自天命之性的天道;“仁道”作为人道，就是效法天道，就是“诚之”，就是人主动自觉的修明天道，这也就是“仁道”之教化。“仁道”从人的率性而言，是圣人之道，从人的修身而言，是每个人都可以遵循的具有普遍性的通过圣人教化的人道。

从“诚”的功能来看，“诚道”作为天道是“成己成物”之道，从“诚道”的功能看“仁道”，“仁道”的功能也是“成己成物”之道，“仁道”作为人道就是“成人之道”和“成物之道”。“成人”与“成物”就是“尽人之性”和“尽物之性”，就是帮助天实现天道的功能，“赞天地之化育”，人因此能够成为与天地并列为三的存在，这也就是完成了人的使命，实现了人的存在意义。可以说，通过“诚”的功能理解“仁道”的功能，表达了儒家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人的存在意义的理解，同时也表明，只有按照“仁道”生活，人才能实现其应有的存在意义。

《中庸》作为儒家的形而上学，通过“中庸之道”和“诚道”解释孔子的“仁道”。这种解释给“仁道”奠定了天道的根据。这一根据的理论前提是，天道是万物遵循自身的本性。“仁道”既是天道所具有的道德性的表现，也是人遵循自身生命本性的表现。这样，《中庸》就用“性”与“天道”的理论解释了“仁道”。这种解释直接影响了孟子，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知天”以及“反身而诚，乐莫大焉!”都明显和《中庸》有关。

尽管《中庸》在建立儒家形而上学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为孔子的“仁道”提供了天道根据。但是，《中庸》也留下了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既然“仁道”是由天所命之性的表现，“仁”作为人的生命本性不是悬置于天的，而是存在于人的生命中的，那么“仁”存在于人的生命何处?或者说，“仁”在人的生命当中是如何体现的?这个问题就是孟子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另外，《中庸》用“中庸”和“诚”解释“仁道”还都是一种比拟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中庸”和“诚”都是形容词而不是名词，所谓天命之性也只是天所规定的属性而不是实体，这样，“仁道”作为天命之性的表现在天道的层面都没有着落，这就仍需要在天道的意义上思考“仁道”的根据，这个工作是宋儒程朱理学完成的。正是由于《中庸》既在一定意义上为儒家的“仁道”提供了天道根据，又留下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理论问题，《中庸》才成为影响儒家之“理”发展方向的开篇之作。

【注释】

[1]《论语·公冶长》。

[2]《论语·颜渊》。

[3]《论语·八佾》。

[4]《孟子·万章上》。

[5]《孟子·尽心上》。

[6]《荀子·正名》。

[7]《庄子·人世间》。

[8]《论语·尧曰》。

[9]《论语·宪问》。

[10]《论语·述而》。

[11]《论语·宪问》。

[12]《孟子·告子下》。

[13]《中庸章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