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无闻居乡野，诗书家学代代传

2.默默无闻居乡野，诗书家学代代传

正所谓家国天下，有国才有家，有家才能称其为国。国家的文化或者意志会影响国民的追求取向，而家庭的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终生的思维方式和人品素质。相信一个好的出身必定会为一个人的人生平添很多水到渠成的精彩。

溯源血统、延续家学是名人与名人之间相互标榜的要素。凡夫俗子皆为虚名而卖弄，宛如跳梁小丑一般上演了一出出东施效颦的滑稽戏。自古成名者标榜先祖，追溯前辈贤达，无不是以家学的精艺来督促和完善自我。

华夏以黄帝为祖，尧、舜、禹、汤都情不自禁地将身世追溯到黄帝，从而奠定了国人对于先祖的精神崇拜。春秋战国时期，庶人迅速崛起，但依然没有影响遵循血统争夺君位的常规。直到草莽刘邦以平民身份君临天下，才将陈胜、吴广高呼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愿望变为现实。

打破了血统的局限，又迎来了各类豪族的登场。东汉豪族以家学为根基，以经史教育族中子弟，帮助他们走仕途。即便不走仕途，这些豪族也保留着一种追求精神自由、标榜独树一帜的家族风气。山东琅琊王氏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显赫、最为传奇的一个世家大族。

王阳明将自己的远祖追认到了晋光禄大夫琅琊人王览，而王览的曾孙正是中国历史上爱鹅如命、书法超绝的王羲之。王羲之由琅琊徙居山阴，从此定居下来。王览的二十三世孙迪功郎王寿又由山阴迁居到余姚，这才有了王阳明一脉的余姚王氏。这种说法出自钱德洪所作《王阳明年谱》，是否确凿仍未可知。

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多世家大族广做谱牒。谱牒制度是世家豪族标榜自己显赫家世的凭证，以此在政治上取得主动权。他们通过谱牒与其他豪族联姻，打通整个官僚体系，以延续家族的长期繁荣。谱牒制度虽然虚荣而贪婪，但无意中将很多世家大族的历史糅合在了凄美的历史长河中。世家豪族的骄奢淫逸，让他们迅速腐朽下来，即使有谱牒的标榜，也不能挽回那种衰败的颓势。与此同时，悄然崛起的寒门逐渐成长为与世家豪族针锋相对的竞争者。

直到隋唐科举取士，传统豪族才迅速没落，催生出数不胜数的新豪族。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重新编排谱牒，直接导致新老豪族地位的升降沉浮。在历史的浪涛中，琅琊王氏也不能避免被政治抛弃。这些世家大族一时无法跻身官场，便选择继续保有本家族的学问和家风。

明确记载王阳明家世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明初洪武年间。王阳明的六世祖为王纲，此人文武全才，知人善任，在洪武四年（1371年）由刘伯温举荐，以文学被征至京师，官拜兵部郎中。之后升任广东参议，不幸在增城战死沙场。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朝廷在增城为王纲建庙立碑，以褒奖其忠勇刚烈。王阳明于晚年特意到增城祭祀王纲，并在好友湛甘泉（湛若水）故居壁上题诗一首：“我祖死国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复，适来奉初蒸。”

王纲殉身国难，令其子王彦伤心不已。王彦也就是王阳明的五世祖，他对政治心灰意冷，选择了回归乡野。王纲为国尽忠，死后有令名，必然会荫庇到子孙。然而王彦归葬亡父之后，却放弃了朝廷的诏录，决心归隐田园。他希望以朝阳晨露为伴，以躬耕养母为事，以延续家学为本。

大元帝国存在不到100年，就在中华大地上土崩瓦解，彻底改变了汉族士子们备受种族歧视的状态。王彦并非像众多知识分子那样，对仕途充满期待，而是看透了士人争名逐利的丑陋和死后留名的悲哀。他不希望后世子孙以走仕途为人生目标，过分地局限自己的人生追求。余姚王氏以琅琊王氏为榜样，崇尚著书立说，以提高家族成员的素质、涵养为最终目的。

王与准是王彦之子、王阳明的四世祖，深得王彦的精髓。他不仅将儒学和史学素养继承下来，还对《礼》、《易》有精深的研究，曾著有《易微》数千言。文人墨客只有放荡不羁、任性自由，才能放飞自身的思想，立言立行传至后世。王与准深受父亲王彦教诲，虽然饱读诗书，却选择了终生不仕。

贤达之士藏于野，就是对朝廷最大的侮辱。隐士追寻的是自得其乐、优哉游哉，与朝廷设定的条条框框格格不入。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时，隐士们往往占据优势，使朝廷得不偿失。庄子在先秦时期已经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非暴力不合作总是文人们最厉害的反击。哀莫大于心死，文人们一旦选择沉默或者冷淡，朝廷纵然使出浑身解数，也不免败下阵来。

王与准没有像庄子一样对朝廷或君王进行反驳和讽刺，而是以逃跑的方式向朝廷表明心意。可怜朝廷的一番爱才之心，王与准逃到四明山，不幸坠崖伤足，彻底断绝了朝廷的念想。王与准并没有因伤足而心存怨恨，反而感觉到庆幸，还自号遁石翁。

王阳明的曾祖王杰是王与准的次子，因在门前种植三棵槐树，而自号槐里子，众学人称其为槐里先生。王杰秉承王彦和王与准的遗风，一生淡泊名利，苦心研修家学。他著有《易春秋说》、《周礼考正》、《槐里杂稿》等，可谓著作等身，声名远播。

王杰因家学造诣精深，惹得文人墨客趋之若鹜、官场能吏求贤若渴。朝廷有司官员争相聘用王杰，却无法动摇其心。他并非对朝廷心灰意冷，也不是无报国之志，只是家有父母，孝子不远行，虽有推脱之意，却在情理之中。儒学以倡导孝义为安身立命之本，正所谓百善孝为先。王杰以朝廷提倡的孝道对朝廷进行反驳，达到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李密的《陈情表》犹在耳边，忠孝两难的选择最终还是孝占据了上风。

王阳明的祖父王伦，独爱竹子。梅兰竹菊四君子，文人墨客多爱之如命，癖好狂痴皆在一言一行。王伦在自己居住的轩室四周都种上了竹子，痴情漫步于竹林之中，将朗朗上口的辞章深情吟出，自有其怡然自乐之处。因为王伦对竹子过分痴迷和喜爱，众人尊称他为竹轩先生。

竹轩先生王伦以教书为业，博览群书，无所不包。在传统儒学经典之外，王伦独爱《左传》、《史记》等书，且对诗词和鼓琴特别钟爱。明代虽然重开科举取士，却将八股文作为考试的基准，剥夺了文人们独立思考的空间。四书五经是走仕途必备的儒家书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谎言荼毒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才俊。

《左传》和《史记》是文学性特别高的典籍，不仅给人以读书的享受，更能增广见识，开阔思维。在八股文称霸天下的大明朝，这些书却成了众人弃之不用的书籍。从王伦的爱好来看，他也是一个追求自由、不慕名利的豪情之人。

王伦所著的《竹轩稿》和《江湖杂稿》流传甚广，将余姚王氏的名声打得更响。自王彦到王伦四世不入朝廷，却是以家学延续为本，将王氏家族重塑成一个家学渊博、受人倾慕的名门。为了光耀门楣，光靠家学积累名声似乎不够充分，也不能迅速实现。在明朝中期，余姚王氏最终会有人走向仕途，这第一人就是王阳明的父亲王华。

竹轩先生王伦有三子，长子为王荣，次子为王华，三子为王衮。“荣华”二字也表明了王伦对子孙们走仕途的期待，希望子孙们能光耀门楣。由于次子王华自幼聪慧过人，王伦便对他精心培养。王华不负父亲的期望，不仅对家学的诗书如数家珍，对科举的四书五经也是烂熟于心。王华的记忆力惊人，有过目不忘的神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有被称为神童的梁启超和被称为怪才的钱钟书。他们的记忆力是常人无法比拟的，在没有网络的时代，惊人的记忆力就是最大的资本。

据说王华六岁的时候，与其他小孩一起在水边游玩，看到一个醉汉在河边游荡。这个醉汉离开时，不慎将自己的钱袋遗落在河边。王华第一个来到河边，发现了醉汉遗失的钱袋。为了避免被其他小孩知道，王华巧妙地将钱袋扔到了河中自己属意的位置。众小孩不知王华所扔何物，只道是石子之类。等到所有小孩都散去，王华却独自一人守在河边，等待醉汉返回。那个醉汉清醒后，发现自己的钱袋遗失，便循迹来到河边。王华实言相告，帮助醉汉拿回了所遗失的银子。王华以六岁顽童，却能如此机敏，拾金不昧，可见家学修养甚高。

王华七岁的时候，母亲岑夫人教授他句读。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同龄小孩儿都出外踏青观春，唯独王华正襟危坐，依然读书不辍。被送往私塾之后，王华只听一遍同学所诵读的书，就能背诵如流。11岁的时候，王华仅用了两个月就将诗文学会，而且每出语句无不惊人。14岁的时候，王华完成学业，在家受父亲王伦的精心指导。

20岁的时候，王华就被聘为教授子弟学问的老师，也受到了地方官员的垂青。经松江提学张世敏的引荐，王华做了浙江方伯祁阳宁良公子的私塾教师。宁良府中藏书非常多，王华一待就是三年，遍览诸多书籍，才学更上一层楼。在此之前，王华已经娶郑氏为妻。郑氏就是王阳明的母亲，虽出身寒微，却深明事理，为王华所敬重。

王华在成化十七年（1481年），高中状元，成为余姚王氏飞黄腾达的发迹人。他首先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的职位，官居从六品。在弘治元年（1488年），他参与修《宪宗实录》，充任经筵官，之后又被任命为孝宗皇帝的日讲官，官居四品。王华为人刚直不阿，对大明王朝的弊病多有察觉，时不时向孝宗皇帝进谏忠言。孝宗皇帝为人勤政爱民，但终不免被宦官佞臣所影响。在日讲之时，诸讲官皆畏惧孝宗的宠臣内侍李广，而不敢言李辅国祸国之事。唯独王华一腔正气，字字铿锵，将宠臣祸国的弊端一一点透，从而得到孝宗的赏识。

孝宗擢升王华为翰林院学士，参与编纂《大明会典》、《通鉴纂要》等书，紧接着又升其为礼部右侍郎、左侍郎等官。到了武宗朝，因为王阳明上书得罪宦官刘瑾，王华受到牵连，被贬谪为南京礼部尚书，不久又被勒令致仕。王华归乡之后，悉心照顾母亲岑夫人，直到岑夫人去世。忠孝节义，王华都做得面面俱到，令士子贤达敬佩万分。他所遗留的《龙山稿》、《垣南草堂稿》、《礼经大义》、《杂录》、《进讲余抄》等，亦受到众人的拜读和称赞。

在明朝，王氏历经六世，王华得中状元。正如王阳明所说，家族有状元，并非代表代代有状元。一世的状元并不能将王氏家族发扬光大，而是需要一个超越千古的圣贤，才能将那种精神延续下去。这位一代圣贤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王阳明。

浑厚的家学为王阳明通向圣贤之路铺就了道路，祖父的睿智启蒙让王阳明有所开悟，父亲的忠孝节义让王阳明取舍得当，渐入化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