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落仕途满鬓霜，致良知再登高峰

2.冷落仕途满鬓霜，致良知再登高峰

武宗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八月离开南京，一路北上，九月达到了淮安府的清江浦。在明代，清江浦是京杭大运河沿线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贸城市。在清江浦，朝廷设有户部管理的皇家粮仓库和工部管理的漕船厂，并留有重要官员和正规军队。武宗朱厚照到了清江浦是在太监张扬家中暂住，以缓解一路的疲劳。

清江浦有宝应、白马等湖，是泛舟垂钓的好去处。在张扬等人的陪同下，武宗也来了兴致，决定独自一人泛舟湖上。皇帝玩乐时会有很多太监、婢女陪伴，一来可以使皇帝增加玩乐的兴致，二来可以照顾和保护皇帝。在湖中泛舟很可能发生溺水的事情，所以当武宗提出一人泛舟时，很多人吓了一跳。

最后经过协商，武宗允许众臣子、太监们在不远处跟着自己，以防不测。武宗能做出自封将军的事情，就能做出扮成渔夫的事情。在清江浦，武宗要感受一下做渔夫的快感。在一叶小舟之上，武宗时而泛舟垂钓，时而撒网捞鱼，玩得不亦乐乎。想想又要回到死气沉沉的紫禁城，武宗就感到烦闷，恨不得在此处将兴致玩尽。

就在武宗纵情玩乐之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武宗在撒网时，不慎将自己带进了湖中。附近的侍从、官员看到，快速地划船过去营救武宗。武宗不识水性，在湖中不断地挣扎。很快随从们就将武宗从湖中救出，送进了内堂之中。九月份的天气已经转凉，湖水更是带着寒意。

武宗经过擦洗之后，裹着棉被还瑟瑟发抖，可谓是惊魂未定。御医断定武宗是寒气入体，必定会大病一场。按说武宗正是而立之年，就算来场冬泳也未必会成这样，可是御医从武宗的脉象中看到武宗身体每况愈下。武宗如果就此安心静养，或许还有痊愈的可能；如果继续纵情声色，必然会死于非命。

因为病情加重，武宗不得不尽快赶回京城。在当年的十二月，武宗终于回到了紫禁城。在太后及众臣的劝谏下，武宗暂时远离声色，专心养病，身体一度好转。只不过武宗纵情声色多年，一段时间后犹如犯了烟瘾一样，又开始在豹房里胡作非为了。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三日，大病初愈的武宗猝死于豹房。朱厚照自登基以来，做了很多荒唐事，却也稳坐了16年的皇帝宝座，死后庙号武宗。

武宗一生拥有的女人无数，却没有留一个儿子继承大统。而且武宗是孝宗唯一的儿子，所以下一任皇帝必须从藩王中选出。与武宗关系最近的就是兴献王朱祐杬的儿子朱厚熜，他是宪宗皇帝的庶孙。在内阁大臣及太后的主持下，朝廷迎立朱厚熜为皇帝，是为世宗，年号嘉靖。

世宗朱厚熜初登位，就在张永等人的帮助下铲除了江彬、钱宁、张忠等小人。在藩邸时，世宗就听闻了很多王阳明的故事，对王阳明钦佩已久。如今初登帝位，世宗很想网罗一些得力的人才，组建一个听命于自己的人才集团。而王阳明先有平定南赣汀漳之功，后又平定宁王之乱，是国家的栋梁，所以世宗第一个要网罗的人才就是王阳明，他特意下诏让王阳明进京。

王阳明很感激世宗皇帝的垂爱，但又惦念家中老父王华，便上了《乞便道归省疏》。几年前，王阳明家已经由余姚搬到了绍兴。两年前，祖母岑氏去世，王阳明因为平定宁王之乱，也未曾回家。如今要去京师，不得不先回家看看。王阳明不知道随着武宗的驾崩，朝中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老上司兵部尚书王琼被诬陷，遭到贬谪。王琼对王阳明有知遇之恩，也对王阳明多有维护。在武宗朝，王琼在五年间连进“三孤”（少保、少傅、少师）、“三辅”（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太子太师）。他连续的加官晋爵，惹来了很多臣僚的嫉妒，特别是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杨廷和联合内阁大臣在世宗面前诬告王琼与江彬、钱宁等小人同流合污，世宗将王琼贬到了绥德。

杨廷和等人知道王阳明与王琼关系非同一般，断然不能让王阳明进京。另一方面，从思想信仰上来说，杨廷和、蒋冕、毛纪等内阁大臣都尊奉朱熹之学，与王阳明努力倡导的陆九渊心学针锋相对；从利益派系上来说，王阳明是王琼、杨一清一派，正好与杨廷和等阁臣为敌。从这两方面来看，王阳明都不会顺利进京。

果不其然，内阁大臣们让六科给事中与御史们向世宗皇帝上奏，说武宗皇帝刚刚驾崩，新君登位不久，正是百废待兴之时，如果将立有大功的王阳明召入京师，必定要对他及其他有功的臣僚大加封赏，如此一来就会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他们劝诫世宗要等朝局稳定后再对王阳明进行封赏。

世宗难道会轻易放弃王阳明这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此时的世宗还真不敢与内阁对抗，其中的缘由有三：世宗初登皇位，没有自己的亲信之人，实力尚弱；世宗是由内阁大臣联名奏请才当上皇帝，不听内阁大臣的劝诫，就有点知恩不报的意思；在此时此刻，世宗想给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上尊号，不得不仰仗内阁大臣的鼎力支持。

为了个人的打算，世宗不得不暂时屈服于内阁大臣。等王阳明回到绍兴时，朝廷已经将让王阳明候命的旨意发到了绍兴。为了掩人耳目，朝廷不得不给王阳明一个嘉奖，但这个嘉奖绝对不会是北京城中的职位。杨廷和将大学士梁储排挤出内阁，提拔了礼部尚书石瑶接替王琼为吏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乔宇被调到北京任礼部尚书，至此北京的六部尚书人选、都察院御史和内阁大学士人员都得到了安排。

以王阳明的功绩，升为六部尚书是在情理之中，入阁为大学士也未尝不可。只不过有杨廷和的阻挠，王阳明只能被排挤在京城之外。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王阳明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顶替了乔宇的职位。但单单对王阳明一个人加官晋爵是不够的，必须对平定宁王之乱的其他功臣也进行褒奖。

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十一月，朝廷对南京兵部尚书乔宇、南京守备太监黄伟分别进行了升调。跟随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的官员只有吉安知府伍文定先后升任江西按察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至于其他官员，朝廷根本就没有提到。还有王阳明的爱徒冀元亨被无辜下狱、惨遭酷刑的事情，朝廷也没有给出一个公正的说法。这次倒是封了王阳明一个“新建伯”的头衔，兼职南京兵部尚书，照旧参赞机务。

王阳明被封“新建伯”，拥有俸禄、铁券，并可以将爵位传给子孙。但是朝廷并没有将铁券、俸禄发给王阳明，令王阳明哭笑不得。王阳明不满意朝廷的决定，更不屑于朝廷的恩许，所以上了《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在这份辞封奏疏中，王阳明表达了四个观点。

第一，平定宁王叛乱是仰赖皇帝神明。王阳明说宁王朱宸濠意图谋反已经十多年了，之所以在四十多天里就被平定，并不是自己的功绩，而是仰赖皇帝神明。宁王朱宸濠是蓄谋已久，拥有很大的反叛资本，以王阳明自己的才能是断然不能打败宁王的，是皇帝的神明震慑住了宁王，让王阳明侥幸帮助皇帝立此大功。

很明显王阳明是在拍皇帝的马屁，这是官场一贯的作风。王阳明这招也是以退为进，刻意将自己的功绩抹杀，将功绩推给皇帝，除了能表达自己的谦虚之外，主要是为了给皇帝留一个好的印象，好提出后边苛刻的建议。

第二，朝廷众臣的调度对平定宁王之乱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宁王朱宸濠叛乱的事情，朝廷早就有所察觉，并做好了防范。在这方面，内阁首辅杨廷和、兵部尚书王琼起到了运筹帷幄的作用。江西的官员如按察副使胡世宁、布政使郑岳、巡按御史范辂，以及南昌、瑞州的知府等，都纷纷向朝廷报告过宁王蓄意谋反的事情。御史萧淮更是直言让朝廷捉拿宁王，以免宁王造反。

王阳明夸赞杨廷和主要是为了减少自己上疏的阻力。杨廷和身为内阁首辅，害怕王阳明进京，却对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很感激，毕竟是消除了国家的威胁。然而王阳明话锋一转，提到受到贬谪的王琼、胡世宁等人，正是在向皇帝进谏。他希望皇帝能明白这些遭到贬谪的人正是对江山社稷有功绩的人，不应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第三，江西有司官员和百姓对平定宁王之乱有大功。朝廷在封赏名单中居然只列出了王阳明、伍文定、乔宇、黄伟等寥寥数人，根本就没有顾及江西那么多跟着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的官员。朝廷中有很多奸佞都甘愿作为宁王的帮凶，可是江西的官员、百姓宁愿受到迫害，也不愿与宁王为伍。

朝廷应该对在江西立过功的官员进行嘉奖，减免江西百姓的赋役。虽然王阳明是在抱怨朝廷处事不公，却也在为朝廷的名誉着想。如果朝廷能赏罚分明，必然能得到地方官吏的拥护，地方官员必定会恪尽职守为国效力。对百姓施以仁爱，必能得到百姓的拥戴。

第四，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佳，难以赴任。王阳明自巡抚南赣汀漳以来，日夜操劳，为平定“山贼”鞠躬尽瘁。在平定宁王之乱中，王阳明更是转战各地，身体状况逐渐恶化。而且祖母在两年前病逝，父亲王华更是疾病缠身，他必须与家人在一起。

朝廷收到王阳明辞封的奏疏，明白了王阳明的意思。但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并没有对王阳明的建议给予采纳，只是对王阳明一人进行了嘉奖。朝廷晋封王阳明的曾祖王杰、祖父王伦、父亲王华都为“新建伯”，以示恩宠。虽然这也是朝廷的虚名，却给王家带来了很多喜气。

经过宁王之乱，王阳明看到了江西百姓的苦难和朝廷奸佞的邪恶，由此提出了“致良知”。在龙场悟道，王阳明重新解释了《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还根据朱熹的“知先行后”，创立了“知行合一”的理论。在贵阳书院，王阳明对很多学子都讲了“知行合一”的理论，但当时反响平平。

在湖南辰州，王阳明经过在寺院中静思，似乎感觉到“知行合一”理论的缺陷。在北京、南京讲学的过程中，王阳明更是断定“知行合一”理论虽然揭示了明朝的学术弊端，但并不能真正地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在教化百姓的过程中，“知行合一”的理论很不容易被理解或接受。在士大夫眼中，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论与朱熹的理论大相径庭，根本就没有传播的市场。

王阳明为了解决现实中知行脱节的问题，特意提出了“致良知”。《孟子》中有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认为良知良能是人与生俱来的。孟子是性善论的倡导者，所以认为每个人都存有与生俱来的良心、孝心、仁慈之心等。

每个人都是怀有良知的，只不过被现实的物欲权力所熏染，才将善性、良知掩盖。圣人之道就是为了将人与生俱来的良知、善良本性重新唤醒，使人再次走上正途。在王阳明的余生中，他将良知作为最大的命题阐释。“致良知”和“说良知”理论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支撑他整个学说的核心。

王阳明的学说从来都不是在书斋中产生的，而是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他的学说也是在具体的实践中一步步得到完善。经世致用的儒者如果脱离了现实而空谈理论，就会将知行脱节，最终丢掉自己的良心。躲在理论中自我阐释的人都是在给自己编织一个美丽的梦，怎么走都走不出来，一旦他们走出来，就会被现实的社会所吞噬。

在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完善的过程中，不断入门的弟子们给了王阳明很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