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群臣议大礼，三缄其口阳明智

1.朝中群臣议大礼，三缄其口阳明智

本来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继承皇位是一件高兴的事，可就在迎立他的时候，出现了不快。在杨廷和等内阁大臣起草的武宗“遗诏”中，称朱厚熜为“嗣君”，也就是皇帝继承人。

武宗早已经归天了，皇位悬置几十天。按照皇家法制，武宗无子，必须要迎立与武宗关系最为亲近的藩王为帝，那就是朱厚熜。朱厚熜与朱厚照同是宪宗皇帝的孙子，朱厚熜的父亲兴献王是孝宗的亲弟弟。如果武宗把朱厚熜说成是“嗣君”，那么朱厚熜就是以兄终弟及的原则继承皇位。

可是在进皇城时，毛澄在杨廷和的指示下，以“皇太子”的礼仪迎接朱厚熜。朱厚熜认为这样不仅降低了自己在礼仪上的身份，还降低了自己的辈分。

礼部尚书毛澄不敢自作主张，便请示了杨廷和。杨廷和以自己迎立有功，便倚老卖老，硬是要礼部按照原来的安排行事。他们由东安门进城，暂住文华殿，等待登基的日子。这东安门是皇城的侧门，文华殿是皇太子读书的地方。

朱厚熜知道杨廷和强硬，但身为藩王的朱厚熜并不服软。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当皇帝，就有权臣欺压自己，这要是登基称帝了，还不得受人摆布？

为此朱厚熜放出狠话，如果不变更礼仪，自己宁愿回去做藩王。杨廷和本想给新君来个下马威，没想到朱厚熜这么有个性，一时慌了手脚。身为臣子，竟然给皇帝穿小鞋，纯粹找死。这杨廷和既对不住皇太后的嘱托，又不得新君的好脸色，里外不是人。在这紧张的时刻，杨廷和一边派人通知了皇太后，一边极力劝说朱厚熜。

双方僵持，着急的是皇太后和杨廷和。正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为了早立新君，安定天下，皇太后与杨廷和不得不做出妥协。皇太后认为皇位悬置已久，不可以再拖延，应该让新君及时即位。杨廷和只得听从皇太后的安排，着礼部三次上表“劝进”朱厚熜继承皇位。朱厚熜遵照礼仪，三次推辞，在礼部第四次上表“劝进”时，才接受继承皇位。

朱厚熜以新君的身份从皇城的正门大明门进城，拜过武宗灵位及皇太后，就在奉天殿登基称帝了。在礼仪上，朱厚熜没有输掉，算是给群臣一个教训。可是群臣们也摸清了朱厚熜的个性，在以后的相处中难免有摩擦。接下来，就是一场关于礼仪的争斗。

世宗朱厚熜既然已经为皇帝，那就希望给自己的父亲上封号。对于兴献王朱佑杬的封号问题，朱厚熜又与以内阁为首的朝臣展开了一场大争论，被称为“大礼议”。在这次争论中，朝廷官员都卷入其中，而且越演越烈，是明朝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大礼议”表面上是说礼仪，实际上是对权力的争夺。

在围绕兴献王朱佑杬的尊号及称呼的问题上，群臣的争论中却体现了心学与理学的对决。杨廷和一干大臣认为世宗应该称武宗的生父孝宗朱佑樘为皇考，称自己的亲生父亲朱佑杬为皇叔父兴献王。杨廷和等依据的是程颐的理学学说。而支持皇帝的臣子们认为世宗应该称生父朱佑杬为皇考，称孝宗朱佑樘为皇伯考。

依照理学，朱厚熜由藩王继承皇位，就得摒弃亲生父亲，认前任皇帝为正统。就像朱厚熜过继给了孝宗一样，在宗法制度上，朱厚熜是孝宗的儿子，而不是兴献王的儿子。依据阳明心学，朱厚熜的亲生父亲就是兴献王，朱厚熜没有过继给孝宗，而是以兄终弟及的原则继承了皇位。朱厚熜就应该给父亲上尊号，称皇考，这是仁孝之举。

自古以来，皇家就讲求正统观念，也就是让皇位的继承一脉相承。比如杨廷和为劝阻世宗而说出的汉朝定陶王和宋代濮王，就是以藩王身份继承大统。定陶王是西汉末期的汉哀帝刘欣，因为汉成帝无子而被收为养子。在汉成帝驾崩后，刘欣继承皇位，尊汉成帝为皇考。北宋濮王就是宋英宗赵曙，因为仁宗无子而被收为养子。在宋仁宗驾崩后，赵曙继承大统，尊宋仁宗为皇考。

按照前例，世宗朱厚熜似乎也应该尊孝宗为皇考。但是与前例不一样的是世宗并没有被孝宗收养，而且孝宗的儿子是武宗。如果按照前例，武宗应该收养同辈藩王中的儿子，然后继承大统。可偏偏朱厚熜是武宗的堂弟，杨廷和等人虽然是遵照礼法，但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世宗朱厚熜不顾杨廷和等人的反对，下诏为自己父亲兴献王上尊号。但是皇帝的诏书必须由内阁大臣审核后才能正式颁布。杨廷和是内阁首辅，十分不赞同世宗的莽撞行为，便将世宗的诏书数次驳回。由于初登大位，世宗考虑到自己根基未稳，不能与权臣长期僵持下去，便有屈服的迹象。

就在此时，有些刚直的臣子开始力挺世宗。他们多是中下级官员，比如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黄绾、霍韬、熊浃、黄宗明等。他们中的好多人或与王阳明为师生关系，或与王阳明相交为好友，或受到王阳明思想的影响。

张璁是浙江温州府永嘉（今温州市瓯海区）人，正德十六年（1521年）的进士。他在弘治十一年（1498年）就中了举人，可是连续七次会试都没有被录取，便在五都姚溪（今龙湾瑶溪）创办了罗峰书院。在中进士之前，张璁曾经与王阳明相交，深受王阳明思想的影响。他刚中进士，被授予观政的职务，就遇到了朝廷的“议大礼”。

他在世宗元年（1522年）七月上疏，指出杨廷和以“汉哀帝、宋英宗”的例子劝阻世宗是不合理的，并指出了破绽。他力挺世宗，引经据典地对杨廷和等人进行驳斥，最后提出尊世宗生父为皇考。张璁此举得到了世宗的赞赏，却给自己惹来了祸端。杨廷和对这个新进的进士不以为然，以手中的职权将其调到南京当刑部主事。

桂萼是江西余江县锦江镇人，正德六年（1511年）的进士。他曾历任丹徒、武康、成安等县的知县，政绩卓著。嘉靖二年（1523年），桂萼升任南京刑部福建司主事。正好朝中议大礼，桂萼上书言事，建议朝廷应将兴献王牌位入太庙。他主张在太庙之侧，另建小祠祭祀，成全世宗的孝心。桂萼也因此被世宗擢升为翰林院学士，在以后几年间官运亨通。

席书在前边已经做过介绍，曾请王阳明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从此与王阳明成为至交好友。席书原来尊奉程朱理学，在闻听王阳明的高论后，明晰了朱陆之异同。在贵阳与王阳明共事，席书更是获益良多。在议大礼的时候，席书为南京兵部侍郎，向朝廷谏言：“世无二道，人无二本。”他非常赞同皇帝尊兴献王为皇考，给世宗以声援。

方献夫是王阳明的弟子，与王阳明在北京相识。当时王阳明刚从庐陵任上回到北京，在大兴隆寺讲学。方献夫以上司的身份拜王阳明为师，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后来方献夫因病回到西樵山，过了十年才重新回到朝廷。嘉靖元年（1522年），方献夫到京任职，在路途中就听说了朝中的议大礼。他写了一份奏疏说：“先王制礼，本缘人情。君子论事，当究名实。窃见近日礼官所议，有未合乎人情，未当乎名实者。一则守《礼经》之言，一则循宋儒之说也。臣独以为不然。”

方献夫的奏疏经桂萼代上，在朝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也成为与张璁、桂萼齐名的议礼功臣，受到世宗皇帝的赏识。

黄绾是王阳明在大兴隆寺收的弟子，后托病回到黄岩静修。在议大礼时，黄绾正在南京都察院任职，对朝中的局势自然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武宗承继孝宗已经16年，如果按照礼部的说法，让世宗称孝宗为父，也就是继承了孝宗的大统，那么武宗的庙号就是非法的了，应该予以取消。礼部的做法不仅让世宗与兴献王关系隔断，还将武宗与孝宗的关系隔断，可算是不近人情，不通法理。世宗看到黄绾的奏疏，非常高兴，并将黄绾的奏疏内容交到礼部讨论。

霍韬是广东南海（广州）人，正德九年（1514年）的进士。他与方献夫为同乡，在登科后，以回乡完婚为由，也在西樵山读书。在嘉靖元年（1522年），他才出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当年就上疏说：“锦衣卫不当典刑狱，东厂不当予朝议，抚按兵备官不当以军功授秩荫，兴府护卫军不当尽取入京概授官职等。”霍韬得到了世宗的嘉奖，并对世宗忠心耿耿。

在议大礼时，霍韬挺身而出，以“考之古礼则不合，质之圣贤之道则不通，揆之今日之事体则不顺”对杨廷和等守旧派进行反驳。霍韬的上疏被守旧派诬陷为邪说，并被逼迫归乡。世宗当时处于劣势，不便力保霍韬，但在几年之后又召回了霍韬。霍韬从此平步青云，成为嘉靖初期的得力功臣。

熊浃是江西豫章（今南昌）人，正德九年（1514年）的进士。曾任礼科给事中，在议大礼时，他站到了世宗一边。也因为上疏声援世宗，熊浃得到了世宗的赏识。虽然在当时熊浃出任河南参议，离开了京师，但在之后几年则一路高升，历任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黄宗明是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正德九年（1514年）的进士。在正德八年（1513年），黄宗明就在余姚拜王阳明为师，被王阳明所器重。登科后，他做了南京兵部主事、员外郎。在议大礼时，他与在南京的张璁、桂萼、黄绾等共议大礼，一时声名鹊起。

除了以上几位力主议大礼的人物，还有王阳明的另一个弟子陆澄也参与了议大礼。陆澄起初支持杨廷和一派，后来听了王阳明说的“父子天伦不可夺，礼臣之言未必是，张、桂之言未必非”，开始转向支持议礼派。在议大礼期间，霍韬、黄宗明、黄绾、席书等曾给王阳明写信，询问大礼的事情。王阳明三缄其口，并未表态。

王阳明虽然在丁忧期间，但对朝中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他之所以不参与议礼，也不回答弟子和朋友们的提问，主要基于几个原因：当时王阳明正在丁忧期间，依照国法不能参与议政大事；王阳明深受杨廷和等人的迫害，为了免于再次被迫害，不得不缄口；王阳明深知朝中的议大礼就是一场心学与理学的大战，自己更应该避嫌。

如果王阳明对弟子、朋友们给予声援，在议礼派失败后，王阳明就会被扣上助纣为虐的帽子。即使议礼派赢了，议礼派的很多人也会被诬陷为小人。王阳明自己也不会贪天之功，与诸弟子争功。再说朝中的局势实在是变幻莫测，王阳明睿智地决定不蹚这浑水。

嘉靖三年（1524年），内阁首辅杨廷和被迫告老还乡。杨廷和的儿子杨慎时为翰林院修撰，联合礼部侍郎何孟春等人，纠合了六部、六科、十三道、翰林院、大理寺、通政司等衙门的229名官员一同跪在左顺门外，向世宗上疏请愿。在武宗朝的时候，朝臣为了阻止武宗南巡，也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武宗将请愿的官员强制驱散，还对很多官员进行了重罚。

这次请愿能不能胜利还得看世宗皇帝。世宗给父亲上尊号，是为了尽孝，却受到朝臣的百般阻拦。在这次跪求请愿的初期，世宗还派出司礼监传旨，劝说各官员散去。可是这些朝臣在杨慎、何孟春的组织下，坚决不退，企图逼迫世宗就范。世宗年轻气盛，便命令锦衣卫将八名为首的官员下狱，并命其他官员散去。但是世宗这招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反而让事情愈演愈烈。

在杨慎等人的怂恿下，很多官员丧失了理智，猛敲左顺门。世宗忍无可忍，便下令将吏部员外郎马理等100多人下狱，将其余官员驱散。对这些官员，或罚俸禄，或施杖刑，有10多名官员死伤。杨慎、王元正等带头人被连续两次施以杖刑，起到了警示百官的作用。其实这些请愿的人多是尊奉朱学的人，因墨守成规，才自取其辱。这次事件被称为“左顺门事件”，是议大礼的终结。

王阳明看到了武宗、世宗两朝对请愿官员的残害，深感痛心。他不是为那些官员痛心，而是为自己痛心。毕竟议礼派用的很多理论都是自己所宣扬的，没想到会在政治上掀起这么大的风浪。他又开始思考自己的理论，希望能真正地解决现实问题。在这个时候，他有些惆怅，有些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