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罪任凭说，桃李满门有人知

4.千秋功罪任凭说，桃李满门有人知

朝廷将王阳明学说定为邪说、伪学，但并没有压制王学的传播，反而激发了王阳明弟子们不遗余力地为王学正名。在世宗在位后期的30多年里，全国各地纷纷建立阳明祠、阳明书院。据记载，“书院七十五所，祠四百二十所”，彻底打破了朝廷对王学的禁止，极大地宣扬了阳明思想。

因为王阳明的弟子大多是为官之人，遍布全国各地，也就方便了宣传阳明思想。王阳明的弟子们极力地为王阳明正名，宣传阳明思想，产生较大反响的事件有以下几件。

嘉靖九年（1530年）五月，门人薛侃、董沄、刘侯等人在杭州城南的天真山，建立精舍，祀恩师王阳明。同时这里也是一个书院，可以容纳100多人居住。有了这个精舍，薛侃等人就可以宣传王阳明的思想，引得很多士子前来问学。

嘉靖十一年（1532年）正月，方献夫会同黄宗明、欧阳德、杨名、魏良弼、戚贤、黄绾、钱德洪、王畿等40多名王门弟子到京师庆寿山房。他们在这里讲授恩师王阳明的学说，并相互勉励为宣传王学做准备。世宗虽然知道他们的行动，却也没有加以阻止。

嘉靖十二年（1533年），时为南京国子监司业的欧阳德会同季本、何廷仁、黄弘纲、刘阳、钱德洪等人在南京讲授王学。欧阳德讲学引得江西、浙江等地的学子纷纷来到南京，投入欧阳德门下，成为王阳明的再传弟子。

嘉靖十三年（1534年），邹守益与刘邦采、刘文敏等将福建复古、复真、连山书院，与刘邦采所创的惜阴会合称“四乡会”。他们共同宣传王学，在地方上引起很大反响。各地笃信王学的人和王门弟子在全国各地先后建立或修建王公祠、天真精舍、新建伯祠、文湖书院、阳明祠、仰止祠、报功祠、寿岩书院、混元书院、虎溪精舍、云兴书院、明经书院、水西书院、复初书院等供奉王阳明，并宣传王学。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徐阶与欧阳德、聂豹等人讲学于北京灵济宫，引得上千名王门弟子齐集北京。王学已经成为一种势不可当的思潮，不是朝廷说禁止就能禁止的。世宗皇帝虽然知道王学已经蔚然成风，不再禁止，但也不给王学恢复名誉。

因为诸多门人的宣传，王学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与朱学相抗衡的学说。在世宗死后，朱载垕继承皇位，是为穆宗，年号隆庆。隆庆元年（1567年）五月，朝廷让部院科道官员对未得到恤典赠谥的病故大臣进行议奏。给事中辛自修、岑用宾、王好问、耿定向等一同上书，请求为王阳明恤典。

经过礼部和吏部讨论，徐阶起草了文告，对王阳明的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进行了称赞。明穆宗重新恢复了王阳明的名誉，诏赠新建侯，谥文成，并准许子孙袭伯爵。又过了17年，到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年），朝臣建议以陈献章、王阳明从祀孔庙。九卿、科道官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由内阁大学士申时行做了总结：

“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带以为容，而究其实用，往往病于拘曲而无所建树；博览洽闻而以为学，而究其实得，往往狃于见闻而无所体验。习俗之沉痼，久矣！今诚祀守仁、献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实学之自得，而不专于见闻。斯于圣化，岂不大有裨乎！”

申时行认为国家需要的是经世致用的真儒，而不是只能空谈的腐儒。王阳明与陈献章都是将传播的学说与明朝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并切实地解决社会的弊病。虽然在正统与邪说之间存在很多分歧，但王阳明与陈献章宣传的学说无疑也是圣人之学。既然陈献章和王阳明都是继承圣学，那么就应该被祭祀在孔庙。

神宗批准了王阳明、陈献章与胡居仁、薛瑄共同被祭祀在孔庙，使王阳明的地位攀升到极致。王阳明在死后56年，由被诽谤的异端之人，变成了万人祭拜的圣人。他成为“内圣外王”的典范，被后世所尊崇。

王阳明的思想得以流传于世，主要是他留下了皇皇巨著：《传习录》、《文录》、《文录续编》。《传习录》是先后由徐爱、陆澄、薛侃、南大吉、钱德洪编辑整理的王阳明与弟子们的论学谈话。其上卷在正德十三年（1518年）由薛侃刻于江西赣州；其中卷在嘉靖三年（1524年）由南大吉刻于绍兴；其下卷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刻于宁国水西精舍。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胡宗宪才将三卷本《传习录》合并，初刻出来。

《文录》有正录五卷、外集九卷、别录十卷，由钱德洪编订而成。正录主要是讲学明道的文章，外集是诗文歌赋等文章，别录为奏疏和公文。《文录》的内容起初并未分类，由邹守益在嘉靖元年（1522年）刻于广德。后来钱德洪将《文录》分为正录、外集、别录，先后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和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刻印。

《文录续编》是由钱德洪编辑的新收集的遗文，其中还包括《上国游》、《大学问》、《五经臆断》等书和部分序、书、记、疏等。《文录续编》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由徐必达刻印。

隆庆六年（1572年），谢廷杰将《传习录》、《文录》、《文录续编》和钱德洪编的《王阳明年谱》、王正亿编辑的《世德纪》，以及王阳明朋友写的墓志铭、行状、祭文等编辑在一起，正式命名为《王文成公全书》，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王阳明全集》。

有了王阳明的传世之作，有了那么多门生奔走呼号，王阳明的学说便成为称霸百余年的大学问。随着王阳明的去世，很多高徒开宗立派，逐渐演变出很多王学流派。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王门流派分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粤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泰州学派。

从上边的王门的流派分布可以看出，只有北方王门和泰州学派在北方，其余六个都在南方。王学的传播主要是靠门人弟子传播，而王阳明招收的弟子大多来自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四省，来自北方的弟子寥寥无几，以王艮最为有名，还有南大吉等人。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王学的传播区域受到了限制。

王学可以在南方和东部成为大宗，但在北方还是遇到了阻碍。在很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人们接受的思想还是程朱理学，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很大。王学弟子遍布天下，但只能称雄于一时，却不能长期称霸思想界。在八个王学流派中，以浙中王门、江右王门、泰州学派最为出名，影响力也最大。黄宗羲曾经说过：“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

浙中王门以钱德洪、王畿为首，共同倡导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和四句教。两人在四句教的理解上存在分歧，还是王阳明生前讨论的“四有”说和“四无”说。江右王门以欧阳德、邹守益、何廷仁、黄弘纲为首，对于王阳明的学说最为坚守，并发展了良知之说。泰州学派以王艮、王襞为首，力主在下层社会宣传王学。

王学分出了多个流派，在宣传王学的同时，也将王学扭曲，逐渐露出弊端。到了明代末期，王学备受后起之秀的抨击。顾宪成、高攀龙、张履祥、陆陇其、张烈、陆世仪、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分别对王学进行了抨击、质疑、批判。随着明王朝的灭亡，王学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王学最终并没有挽救明朝的衰落，从而成为被唾弃的一种学说，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三点。

第一，不合时宜。王学之所以在明朝中期突然蔚然成风，是有其原因的。明朝自建国以来接受的是程朱理学，受到理学的紧密控制。但是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成为世人抨击的对象。王阳明首先站出来，以心学对抗朱学，以图建立一个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学说。正因为王学适应了这个时代，所以才会在隆庆、万历朝被奉为圣学，得到迅速发展。

到了明末，明朝的各种矛盾丛生。朝廷无能、吏治腐败、军队混乱、农民起义不断、边患频出等问题让很多知识分子失望透顶。而曾经盛极一时的王学在这个时候却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很多人都将王学视为导致明朝没落的主要原因。随着人们对王学的批判，王学也就彻底衰落了。

第二，步入传统的学说流弊。一种学说最有力的宣传方法就是与政治结合，而随着与政治结合，这种学说就会被阉割，被知识化、支离化、虚伪化。王学在成为正统思想之后，得到了迅速传播，但在学术上越来越脱离实际，无补于社会。

只为了学问而研究学问就是空谈，这是任何学说都无法避免的。为了避免学术流弊只能另辟蹊径，寻找注入新鲜血液的方式。儒学经过了千余年的发展，之所以一直是正统思想，就在于它在每个时代都被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王学逐渐沦为空谈的学问，也就彻底没落。

第三，王学自身的缺陷。王阳明的集大成思想就是致良知，意在从内心唤起维护仁义道德的自觉性。他将良知等同于天理，等同于准则。但是良知学说在满足身处黑暗年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精神需求的同时，却忽略了纲常伦理的客观准绳和圣人之言的权威性。王阳明的学说很容易导致人们走向空谈，而只关注自我，忽略国家。而且他宣扬一种不守纪律的自由，非常不利于国家的稳定。

中国社会千百年来都是依赖圣人制定的纲常伦理才得以正常运行。虽然纲常伦理存在很多缺乏人性的地方，却可以有效地让一个大一统国家运转。王学却摒弃了纲常伦理，突出人的天性，也就对国家的统治体系进行了破坏。一种学说不利于政治统治，将很快被抛弃。王学很不幸，又一次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王学在明末清初被否定，是否就是王学的终结和定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