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厚的历史感

一、向上的兼容性:深厚的历史感

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理论，都是人类认识史的结晶，都积淀着人类智慧的理论成果。哲学发展的最基本的逻辑，就在于哲学是一种历史性的思想，而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因此，哲学问题总是自我相关、自我缠绕的，即:哲学中的“老问题”以胚芽的形态蕴含着新问题，哲学中的“新问题”则是以成熟的形态展开了老问题。正是这种新、老问题的自我相关和自我缠绕，使哲学史构成了一系列螺旋式上升的圆圈，并要求每个时代的哲学都必须具有“向上的兼容性”。

所谓“向上的兼容性”，就是每个时代的哲学都必须以巨大的历史尺度去批判地考察全部哲学史，吸收哲学史的全部积极成果，揭露先前哲学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发现先前哲学所遇到的真实的理论困难，从而以解决这种理论困难的方式去推进哲学的发展。

总结全部哲学史，我们会深切地感受到哲学的这种“向上的兼容性”，以及哲学由此而获得的“深厚的历史感”。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列宁曾以描述哲学上的“圆圈”的方式，刻画了哲学的这种向上的兼容性。列宁所描述的三个“圆圈”是:古代，从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以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文艺复兴时代，笛卡尔对伽桑狄(斯宾诺莎);近代，霍尔巴赫到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以及从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到马克思。^[2]

哲学上的“一串圆圈”，表现的是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也就是由哲学的新问题与老问题的自我相关和自我缠绕所决定的“向上兼容”的关系。这种“向上兼容”的关系，从总体上看，是以历史时代为序的，但并不是刻板地“以人物的年代先后为顺序”。^[3]哲学是经由哲学家思维着的头脑创造出来的理论。每种哲学的理论水平，都与哲学家对人类认识史(首先是哲学发展史)的总结息息相关，与哲学家发现和解决先前哲学所遇到的理论困难的能力密切相关。因此，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串圆圈”，并不是刻板地以人物的年代先后为序，而是哲学发展史意义上的“圆圈”，与哲学历史上的人物的“年代”有一定的“误差”。这恰好表明，哲学的“向上的兼容性”或“深厚的历史感”，是哲学的极为重要的品格。

恩格斯曾经提出，黑格尔哲学的理论力量，在于它的“巨大的历史感”。读一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与《逻辑学》，我们不能不折服于一种历史性的思想与思想性的历史的相互辉映的理论征服力量。在黑格尔哲学中，尽管有许多“猜测”的甚至是“神秘”的东西，但是，这种由“史论结合”所形成的理论力量，却是发人深省的。正是在系统总结和深刻反思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人类思想史的基础上，恩格斯明确地指出，所谓“辩证哲学”，就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4]

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列宁曾经提出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理论问题，即:为什么“普遍运动和变化的思想”，在“未被应用于生命和社会以前”，就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被猜测到了”?^[5]这就是说，为什么自觉形态的辩证法理论不是首先从生命自然领域和社会历史领域中总结出来，而是首先由研究概念逻辑运动的黑格尔把世界理解和描述为一个过程?这个问题的确是发人深省的。

在论述黑格尔哲学时，恩格斯曾经一再强调地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论是以最宏伟的形式总结了全部哲学发展，是二千五百年来的哲学发展所达到的成果，黑格尔的每个范畴都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阶段。同样，列宁也强调地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想史的概括，黑格尔在哲学中着重地探索辩证的东西，黑格尔是把他的概念、范畴的自己发展和全部哲学史联系起来了。这就十分清楚地告诉人们，黑格尔之所以能够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个创立自觉形态的辩证法理论，就在于这个理论本身是全部人类认识史的成果，是从人类认识史的总结中产生出来的。简洁地说，就在于它是恩格斯所说的“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

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这不仅使哲学自身获得了深厚的历史感，而且也为哲学的现实感、逻辑感和境界感奠定了坚实基础。

哲学作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或“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所把握到的“现实”，并不是对“实存”的各种事例的罗列或关于“实存”的各种统计数据的堆积，而是以“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理论思维”去把握现实、观照现实、透视现实，使现实在哲学理论中再现为马克思所说的“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的“理论具体”。哲学的“历史感”规范着它在何种程度上洞察到现实的本质与趋势，因此，离开“历史感”的所谓的“现实感”，只能是一种外在的、浅薄的、时髦的赝品，那样的“哲学”只能制造某种“明星”式的“轰动效应”，而无法构成“思想中的时代”。

哲学的逻辑感，是以“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为前提的，是以“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形式体现的。在理论体系的范畴逻辑关系中，“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6]。这表明，只有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才能实现合乎逻辑的范畴运演，才会使理论获得应有的逻辑力量。由此我们可以懂得，之所以有许多“体系化”的哲学理论并没有相应的“逻辑感”，首先就是因为它缺乏真实的、深厚的“历史感”。

在提出“辩证哲学”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同时，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了“坏的时髦哲学”。恩格斯说:“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辩证法中只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对他们来说，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7]这就是说，那种缺少“向上兼容性”即缺少“深厚的历史感”的哲学，由于它不懂得“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因而它必然会堕落成为教条主义的东西。恩格斯对这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批评，是值得每个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人深长思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