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的境界感

四、思想的开放性:博大的境界感

人们经常说，哲学是一门寻根究底、追本溯源的学问。这种永无止境的求索，这种思想的永远的开放性，构成了哲学的博大的境界感。

哲学思想的开放性，首先是由哲学思维的反思性质所决定的，并突出地表现为哲学的反思过程。哲学是人类思想的反思的维度，它不是具体地去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而是把常识、科学、艺术等等所实现的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认识成果，作为再思想、再认识的对象。不仅如此，作为前提批判的哲学反思，它总是不断地追究思想构成自己的诸种前提，批判地反思蕴含在思想之中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等等。这种指向思想前提的批判是无尽无休的，因而哲学思想自身是无限开放的。例如，哲学对“一”的寻求，就是对“前提”的无限的追问:古代哲学所寻求的是“万物的统一性”;近代哲学则认为，离开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而直接断言“万物的统一性”，是一种哲学的“独断论”，必须以“意识的统一性”问题为前提，才能回答“世界的统一性”问题;现代哲学则认为，无论是追究“万物的统一性”，还是寻求“意识的统一性”，都没有找到思维和存在统一的中介，因而整个传统哲学对“一”的寻求都是抽象的，必须从思维和存在统一的基础(实践)或思维和存在统一的中介(语言)出发，才能深切地理解和把握哲学所寻求的“一”。

哲学思想的开放性，又是由哲学理论的理想性决定的。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无限的指向性。人类总是不满足于现实的存在，而力图把现实变为更加理想的现实。基于人类实践本性的哲学思维，总是竭力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或最彻底的意义上把握世界、解释世界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价值。因此，哲学总是寻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理想境界，总是试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总是渴求自己成为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正是这种永无止境的理想性追求，使得哲学思想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并使哲学获得了最为博大的境界感。

哲学思想的开放性，与哲学自身的特性和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关于哲学，恩格斯曾经强调它的培养和训练人的理论思维的功能。恩格斯说，理论思维作为一种“天赋的能力”，是“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的，“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22]这是因为，哲学本身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哲学的本性与功能表明，每个时代的哲学都必须具有双向的开放性:既向整个的哲学史开放，以使自己“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又向哲学的未来开放，以使自己获得新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形式。

关于哲学的特性与功能，我国当代哲学家贺麟先生提出:“尤其我们须知，哲学重在思想的训练和理智的活动，重研究、怀疑、讨论、辩难、探求思索的过程，而不一定重在问题的根本解决和所得的结果。犹如我们习体操，或爬山旅行，我们重在体育活动的过程和身体的锻炼，而不重实际的收获和问题的解决。在这意义下，哲学也是只问耕耘(思想研究)不问收获(得出结论、结果)的。哲学家只是‘爱智者’，追求真理的人，而不是‘智者’，自命已经有了智慧、得到真理的人。”^[23]与此同时，贺麟先生还告诫说，如果一个哲学家自命有了“定论”，则他便会“陷于独断而不虚怀求进益”。他举例说，“汉武帝认孔子的学说为定论，尊崇儒术，罢黜百家，其妨害思想自由，学术进步和政治民主的恶影响，真是难于计量。西洋在中世纪，教会方面认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为定论，违反亚氏思想的人，有被迫害、被处死的危险，其对思想自由、学术进步和政治民主妨害更大”^[24]。贺麟先生说，他之所以强调“哲学无定论”，“目的在注重哲学的自由和创新方面。并不是说哲学里纷乱如麻，使人无所适从。更不是说，学哲学的人，可以信口开河，胡言乱说，漫无是非真伪标准。哲学有其神圣的使命、完整的领域、森严的律令、谨严的方法，亦有其公认的标准和典型的权威。这种种特点都是使得哲学成为一专门学问的条件。说哲学上没有定论可言，说哲学上任何定论都可以批评反对更可，但说整个哲学史只是庞杂的思想的记载，漫无头绪却不可。因为如果加以贯通的整理，我们就可看出哲学史上的派别和论辩，皆是脉络分别，源流清楚。如众山之有主峰，如众流之汇归于海，使人感觉到哲学上派别之多，思想之杂，而仍不违悖于‘道一而已’，‘真理只有一个’的根本原则”^[25]。

哲学思想的开放性，更深层地源于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哲学的自我追问、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哲学的最为显著的特征，就在于人们“对于它的本质，对于它应该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26]，因而哲学总是不断地进行自我追问:哲学究竟是什么?有的学者提出，在哲学研究中，人们首先要回答的是哲学的元问题，即“什么是哲学”的问题;而一旦回答了这个问题，人们也就从抽象的、单一的哲学中“下降到某种具体类型的哲学中”;哲学家们正是通过对“什么是哲学”这个元问题的解答，“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创立了某种类型的哲学或使自己的思想从属于某种类型的哲学”。^[27]

在哲学家关于“什么是哲学”的追问中，历史地构成了各种“类型”的哲学;历史上的每一种“类型”的哲学，又在新的哲学自我追问中，遭到无情的批判，从而实现了哲学思想的历史性的自我超越。这就是哲学思想的无限的开放性，这也是由哲学思想的开放性所构成的哲学的博大的境界感。

【注释】

[1]参见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20页。

[2]参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8页。

[3]参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8页。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

[5]参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7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页。

[12]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6页。

[13]伽达默尔:《赞美理论》，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1页。

[1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5页。

[15]麦基编:《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页。

[16]《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1页。

[17]同上，第77页。

[18]同上，第73页。

[19]《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2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23]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75页。

[24]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75页。

[25]同上，第276页。

[26]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页。

[27]参见俞吾金:《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