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思明辨的理性

二、慎思明辨的理性

学习和研究哲学，既需要高远的气度，又需要高明的识度。高明的识度深层地植根于高远的气度，高远的气度则生动地体现为高明的识度。

所谓哲学的识度，就是贺麟先生所说的“哲学贵高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贺麟认为，“见其远”，“觉其旷”，最足以表示哲学的特征。^[12]我们在“导言”中所说的“凡事望得远一程，看得深一层，想得透一成，阐幽发微而示之以人所未见，率先垂范而示之以人所未行”，此即“高明之说”。这就是哲学的“识度”。

高明的识度是需要培养的，也是能够培养的。高明的识度，首先是离不开老老实实、堂堂正正地做人。中国文人一向强调“为学与做人，其道一也”。其实，古今中外，凡做学问，都是“其道一也”。这个“道”，就是真诚、真实、真切。没有艰苦卓绝、呕心沥血地“面向本文”、“面向现实”和“面向自我”，就没有高明的识度。

高明的识度，必须以广博的知识为前提。哲学是“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提出和解决任何哲学问题，都离不开深厚的哲学史背景。在学习和研究哲学的过程中，我们都会深切地感受到，一个人能否提出有价值的哲学问题，能否对哲学问题作出有见地的分析与论述，直接地取决于他的哲学“参照系”———有多少哲学家的思想构成他的“背景知识”。就此而言，没有深厚的哲学史背景，就没有深刻的哲学理论，当然也就不可能有高明的哲学识度。

高明的识度，不仅需要深厚的哲学史背景，多重的哲学“参照系”，而且必须培养“激活背景知识”的能力。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所谓“识度”，就取决于“激活背景知识”的能力。

“激活背景知识”的能力，就是思维的创造能力。人的“智力”主要地是由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直觉能力和实践能力等等构成的。其中的“思维能力”，又包括抽象能力、概括能力、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等等。而超越于所有这些能力之上、并融汇于所有这些能力之中的最重要的能力，则是创造能力。它能使观察变得敏锐，记忆变得灵敏，思维变得敏捷，想象变得丰富，直觉变得深刻，实践变得卓有成效。在哲学的学习与研究中，人的创造能力集中地体现为“激活背景知识”的能力。哲学的高明的识度，直接地取决于这种“激活背景知识”的能力。

“激活背景知识”的能力，首先是表现为“检索”背景知识的能力。人的知识是通过记忆而储存在人的大脑之中，并成为人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背景知识”。所谓“激活背景知识”的能力，就是灵活地调动记忆的能力和创造性地运用知识的能力。在“激活”背景知识的过程中，“检索”的能力是重要的前提。“检索”，就是对“背景知识”的调动、组织和重组。它把记忆网络中的相关知识迅速、准确、有效地调动到所学习或所研究的“问题”上来，在知识的重新组合中，活化已有的知识，使知识产生新的联系，从而引发出创造性的联想和想象，提出新的问题，并形成具有独创性的“假说”。

“激活背景知识”，就要以被“激活”的知识为基础，驰骋自己的想象力。爱因斯坦认为，在科学研究中，“想象比知识更重要”。这同样适用于哲学的学习与研究。

创造性的想象，“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13]。几千年来，哲人们以其“爱智之忱”去寻求“万物的统一性”、“意识的统一性”和“文化的统一性”。古代的哲人就以其“想象的真实”，把“万物的统一性”归结为“水”、“火”、“数”、“理念”……。正是这种哲学的“想象的真实”，不仅激发了人们对追本溯源、寻根究底的哲学智慧的热爱与追求，而且培养和锻炼了人类的理论思维能力的进步与发展。作为“形上”思考的哲学，它永远需要以创造性的想象去激活作为自己的背景知识的哲学史。

“激活背景知识”，更为重要的是以被“激活”的知识为基础，提出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问题。爱因斯坦在倡言“想象比知识更重要”的同时，特别突出地强调，“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爱因斯坦关于科学研究的这句名言，同样适用于哲学的学习与研究。

哲学的历史，就是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历史;哲学的历史之所以是发展史，就在于它历史地发现新的问题和提出新的问题，并历史地转换自己的提问方式和理论“范式”。而在哲学的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最根本的就是不断地发现隐含在哲学自我理解中的问题，不断地向自己提出“哲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在追究和回答“哲学究竟是什么”的过程中，历代的哲人不断地发现和揭示出对“哲学”的不同理解，也就是不断地发现和揭示出人类自己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理解，从而历史地转换了作为哲学的解释原则的“范式”。

哲学的“识度”，集中地表现在提出新的问题的能力和提出新的解释原则的能力。任何时代的任何一种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哲学理论，都凝聚着该种理论的创建者及其后继者所捕捉到的该时代人类对人及其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自我意识，都贯穿着他们用以观察和说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都体现着他们用以回答全部哲学问题，建立哲学范畴体系的独特的解释原则。哲学解释原则的创新性和深刻性，决定着该种哲学理论的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理论的逻辑性和思想的开放性，也就是决定着该种哲学理论的“识度”。因此，培养哲学的“识度”，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发现和透视、批判和反思、扬弃和创建哲学解释原则的能力。

培养发现哲学问题和提出哲学问题的能力，就要注重于以下方面:一是要善于从各种“本文”中捕捉到别人视而不见的问题，善于从逻辑分析中提出别人漠然置之的新问题;二是敢于向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提出挑战，善于对“自明性”的观念进行“前提批判”;三是敢于驰骋“想象的真实”，善于联想人们认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思想，以自己的真切体会去提出新的问题。在学习和研究哲学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培养发现和提出哲学问题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慎思明辨的理性，而且需要体会真切的情感和执著专注的意志。“知”、“情”、“意”在哲学的学习与研究中，都需要处在“激活”状态。

在法国的近代史上，路易·波拿巴曾于1851年12月发动军事政变，在建立军事独裁后，于1852年12月称帝，并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在这个震惊世界的历史事变过程中，马克思曾经写下了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总标题的系列评论文章。在这部著作中的二版序言中，马克思曾经作过这样一段叙述，这对于我们体会哲学的高明的“识度”，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

马克思说，“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著的《政变》。”^[14]那么，这三部“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都是怎样看待这场事变的?马克思说:“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巨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这次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15]

由于维克多·雨果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因此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与此相反，蒲鲁东又把“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而马克思则“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正因如此，马克思在这部著作的结尾处作出了为历史所证实的预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16]

关于马克思的这种真知灼见，恩格斯在这部著作的三版序言中，作出过这样的评论与解释。恩格斯说，马克思“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17]。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作出这种“卓越的理解”和“透彻的洞察”，既是因为马克思“深知法国历史”，更是因为“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这个“伟大历史运动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18]。我们要培养哲学的高明的识度，不仅需要“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更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并真正地运用于对各种重要问题的探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