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的别體”(1)——論張書紳《新説西遊記》
竺洪波
清代，《西遊記》流行道家評本。自清初汪澹漪《西遊證道書》發軔，陳士斌《西遊真詮》、劉一明《西游原旨》、張含章《通易西遊正旨》、韓晶子《西遊記評注》接踵鶩起，幾成泛濫局面(2)。其間，張書紳評本《新説西遊記》（學界通稱新説本）秉持原儒精神，猶如中流砥柱，維護儒學根基，在衆多《西遊記》評點中自成一家。“五四”之際，魯迅、胡適清洗舊説，將新説本歸為證道、談禪、勸學一流，予以痛擊(3)。此舉對於刷新陳見、實現《西遊記》研究的現代轉型影響深遠，然而難免傷及無辜，在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西遊記》的評點價值(4)。《新説西遊記》雖為清代最有影響的《西遊記》通行本之一，然而學界始終未予重視，也鮮見認真、深入的研究，故而長期以來認識遠非到位，評價並不準確。時至今日，這種現象理應改變。
一、《新説西遊記》的刊本特徵
該本既為通行本，清代以降國内外藏本繁富。據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説書目》，有晉省書業公記藏板本（北京圖書館“西諦藏書”）、其有堂刊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上海味潛齋石印本（王韜序本）三種(5)。其中晉省書業公記本是初刻本，始見於乾隆戊辰十三年（1748）(6)，餘皆為翻刻本，翌年（乾隆己巳十四年，1749）有其有堂刊本；後上海味潛齋石印本有光緒十四年（1888）王韜序本，係“後來石印本從此出”，影響最大。
上述各種刊本内容基本相同，唯箋評人張書紳所撰各類文字位置前後稍有出入。以味潛齋石印本為例，臚列基本面貌如下:
書名題作《新説西遊記圖像》，題“西河張書紳題”。首張書紳《自序》，末尾印章題“張書紳字道存號南薰三晉古西河人氏”；次《新説西遊記圖像序》，序後題“光緒十有四年歲在戊子春王正月下瀚長洲王韜序於滬上淞隱廬”；次《新説西遊記總評》，不題撰人，實即乾隆十三年書業公記本署名張書紳所撰的《新説西遊記總批》；次“目録”，下接“中節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目録共計二十七篇”、“《新説西遊記》全部經書題目録共五十二篇”；次《西遊記總論》，後署“乾隆戊辰年秋七月晉西河張書紳題”；次《全部西遊記目録賦》，下署“張書紳”；再次為“新説西遊記圖像”二十幅，第一幅為“如來佛”，末幅為“犼精”，該幅左下題“元和吴友如繪”，有印章為“吴嘉酣印”。又，正文每回尚有題圖一幅，每四回為一組，全書凡一百幅。如第一幅為“靈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圖，第一百幅為“徑回東土，五聖成真”圖。
正文半頁十六行，行三十六字。每回有夾批、回前評和回後評。正文有關回目後和回前評之前有所謂“經書題目録”，如第一回:“大學之道”，第二回:“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第三回:“克明峻德”。有的一回一目，有的數回一目，凡五十二目。
張書紳批語繁複。計有《自序》百餘字，《總評》近萬字，《目録注》近二千字，《總論》六百餘字，《目録賦》六百餘字，回前回後評文字長短不一，合計約二萬字，散見於全書的夾批字數難以統計。僅就字數而論，《新説西遊記》實為今見全部《西遊記》版本中最多者。箋評人張書紳生平不詳，據晉省書業公記本《自序》後題及幾枚墨章可知其人字道存號南薰，三晉古西河（今山西汾陽）人(7)。據其自述，他於乾隆十三年（1748）六月至閏七月間於“長天炎暑，日夜難禁”之際，作為消夏之法而評注了《西遊記》。自六月下旬“覓本”，至七月上旬“草稿粗成”，至閏七月二十日“削筆初定”，歷時凡二月。在《西遊記》評點史上，可謂以最短的時間完成了最為繁複翔實的評注，説是激情洋溢、一氣呵成當為不錯，張書紳學富五車、才華横溢也無可疑。
在明清兩代《西遊記》版本中，新説本呈現以下顯著特徵:
其一，《新説西遊記》是唯一的一部名副其實的全本。在清代通行本中，《西遊證道書》、《西遊真詮》，以及後來的《西游原旨》、《通易西遊正旨》和《西遊記評注》全部是删節本；而《新説西遊記》則將被證道書本和真詮本删削的内容全部予以恢復(8)。明代的四種百回本繁本，包括世德堂本系統三種華陽洞天主人校本和李卓吾評本雖是全本，但皆無唐僧出世故事，如以清代通行本為比照，似還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全本。唯《新説西遊記》以明刊本為底本(9)，又據《西遊真詮》（或説《西遊證道書》）補足了這一“唐僧——江流兒故事”，也即八十一難的前四難，明本和清本兩個版本系統在此得到了融合。究其原因，這一方面體現了張書紳的求全傾向。他説:
刊本《西遊》每以此卷特幻，且又非取經之正傳，竟全然删去。初不知“本末”、“終始”，正是《西遊》的大綱、取經之正旨，如何去得？假若去了，不唯有果無花，少頭没尾，即朝王偶遇的彩樓、留僧的寇洪，皆無著落，照應全部的關鎖、章法俱無，已不成其為書，又何足以言“奇”也歟！(10)
查張批該回的“經書目録”作“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大學》），説明他將其作為八十一難的前因後果來予以重視。另一方面，張書紳從小説全書結構着眼，以為這一故事有關“大章法”、“大關鎖”，實不可或缺。他又説:
（唐僧）一出娘胎，便遭此大難，前以劉洪之難起，後以寇洪之難終，是一部書的大章法，一生的大結局。嘗讀唐史，見尉遲恭，身無完膚方才成得個國公；三藏雖未至此，而心力已盡。可見世之欲安然以成正果，豈非大妄！
果由花結，花以蕊放。未到西天結果，先在東土開花；未見東土開花，先見長安發蕊，此所以為“陳光蕊”也。功業本於四時，文章成於天造，不啻蔥嶺之河，一瀉萬里矣。(11)
尉遲恭系唐王朝開國元勳，唐玄奘摯友，後其侄窺基成為玄奘傳人(12)，據明初楊景賢《西遊記》雜劇第五出“詔餞西行”:尉遲恭曾送唐僧至長安城外，唐僧曾為尉遲恭“摩頂受記”。陳光蕊係唐僧之父，淮海一帶有關於陳光蕊父子的完整傳説(13)。張書紳以尉遲恭（寓“身經百戰、體無完膚”）來説明唐僧故事的真實性，以陳光蕊（寓“未到西天結果，先在東土開花”）來説明唐僧出世故事的必要性，真可謂煞費苦心。《新説西遊記》補足這一則唐僧出世故事，不僅是它作為清代通行本之必然，同時也使它成為有史以來情節最為完整、文字（篇幅）最為龐大的《西遊記》全本。
其二，清代《西遊記》論壇流行道家評本或以道家為主、兼涉佛家的本子，所謂“談禪”、“證道”、“文詞甚繁”(14)。唯有《新説西遊記》係以儒家經典評注《西遊記》，評注者張書紳直謂其“名曰《西游》，其實卻是‘大學之道’”，又説:“把一部《西遊記》，即當作《孟子》讀亦可。”(15)可謂在清本系統中獨辟異流，自成儒學别體。王韜味潛齋本《新説西遊記圖像序》稱:“今余友味潛主人嗜古好奇，謂必使此書别開生面，花樣一新。”王韜（1828—1897），字紫詮，號仲弢，是清末文壇領袖，一生著述四十餘種，在政論、新聞、文學諸方面都有極大號召力，1879年曾為鄭觀應政論名篇《盛世危言》作序，名震一時。故味潛齋主人請他作序以自重牟利。唯王韜不諳《西游》，應景勉力而為，於《序》中錯誤迭出(16)。然指出該本完全不同於通行之道家評本，“别開生面，花樣一新”，當為慧眼的評。
其三，作為《西遊記》評點本，《新説西遊記》在批評形態上可謂集大成之作。序跋、總評（相當於讀法）、總論、回前回後評、夾批（又分為行中夾批、行間夾批）一應俱全，各類文字皆統一於“證聖賢儒者之道”的宗旨，且相互聯繫、印證，自成體系，“成一家之言”。其中《目録注》和《目録賦》是其獨創，在小説評點史上絶無僅有，豐富了小説評點的形態要素。學界一般以金聖歎批評《水滸傳》為小説評點的典範之作，殊不知《新説西遊記》又有新的發展，顯現了更加完備的評點形態。就《西遊記》評點而論，後來之《西游原旨》、《通易西遊正旨》、《西遊記評注》基本上都遵循着這一模式。
二、《新説西遊記》的儒學意藴
《新説西遊記》的評點價值，集中體現在對儒家理義的闡發，以《大學》注《西遊》，反過來又把《西游》注成《大學》，遂成“儒學之别體”。這樣把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態（哲學與文學）硬性捏合在一起，明顯帶有機械批評的弊端，與“談禪”、“證道”屬於同一種思維路數，故而在後來多受批評。不過，作為清代一家重要的《西遊記》評點，在評本的思想傾向方面有着充分的特殊性，其出現也絶不是偶然、孤立的，而是代表着其時的儒學道統，“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具備光大儒學的社會使命。我們先來看評點者的動機。雖然張書紳生平事迹不詳，他的儒學道統、人格背景皆無可考稽，但從現有的資料看，他以《大學》評注《西遊》的動機是相當清晰的。
一是針對當時讀者特别是數家批評對作品的誤解。張書紳在《自序》中劈首指出:“此書由來已久，讀者茫然不知其旨。雖有數家批評，或以為講禪，或以為談道，更又以為金丹采煉。多捕風捉影，究非《西遊》之正旨。”又説:“《西遊》一書，古人命為證道書，原是論聖賢儒者之道，至謂證仙佛之道，則誤矣。”(17)如此“將有根有據之學，更目為荒唐無益之譚”，實“有負此書也多矣”。在“可歎”之余，張書紳表明自己評點《西遊記》的初衷:“予欲以數月之暇，注明指趣，破其迷罔，唤醒將來之學者。此亦‘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其堅守儒學立場、在思想領域正本清源的意圖昭然若揭。
二是對其時儒學道統衰敗、空疏清談而不關事務的學風表達不滿。早在明清交替之際，黄宗羲、顧炎武等思想家就尖鋭地批評過宋明以來儒學末流“以明心見性之空音，代修已治人之實學”的弊端。如顧炎武指出“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今儒學者“置四海之窮困不言，而終日講唯精唯一之説”，枵腹空談，失卻世用，不唯誤已，甚而誤國，“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18)。張書紳繼承了這一激進思想，並以此來作為評點《西遊記》的主導原則。他説:“《西遊》一書，以言仙、佛者，不一而足。初不思佛之一途，清静無為，必至空門寂滅而後成；即仙之一道雖與不同，然亦不過采煉全真，希圖不死。斯二者，皆遠避人世，唯知獨善一身，以視斯世斯民之得失，漠不相關；至於仁義禮智之學、三綱五倫之道，更不相涉。”又説:“仙佛之事，與人也無涉，且幻渺不可知。人事之常，日用之所不可離，雖愚夫愚婦，莫不共知，若必以人事之所不可知者解之，則何如人事之所共易知者解之？與其以世事無益者而強解之，則何如以人生之有益者而順釋之？”在他看來，“談禪”、“證道”一類學説與人類生計無關，與人生無益，屬空疏清淡一流；而大學之道，在新民，在克明峻德，可以經世致用，強國利民。而《西遊記》則是“有根有據之學”，只是“將《大學》誠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竭力備細，寫了一盡”，以《大學》注《西遊》“確然可據”，相對於以往諸家批評則無疑於“破其迷罔”，撥其亂而返諸正。
過去一般認為張書紳以《大學》注《西遊》，但事實上並非局限於《大學》，而是涉及衆多儒學經典。張書紳博覽群經，在評點中不可能將《大學》從儒家經典中分割出來。查《目録注》所列“經書題目録”，其52條經書語録分佈如下:
《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克明峻德”；“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知止而後有定”；“《康誥》曰:‘作新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意誠而後心正”；“此謂修身在正其心”；“知至而後意誠”；“物格而後知至”；“克明德”；“顧諟天之明命”；“定”；“静”；“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生財有大道”；“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釋‘明明德’”；“釋‘新民’”；“釋‘止於至善’”；凡27條。
《論語》:“戒之在色”；“見利思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臣事君以忠”；“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由大之”；“亡而為有，虚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凡10條。
《詩經》:“思無邪”；凡1條。
《書經》:“聽德唯聰”；“視遠唯明”；“弗敬上天，降災下民”；“飲唯祀德將無醉”；凡4條。
《易經》:“行險以徼幸”；凡1條。
《中庸》:“半途而廢”；凡1條。
《孟子》:“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而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養心莫善於寡欲”；“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凡6條。
以上合計凡50條。又有兩條，筆者始終無法查到經籍出處，不知歸屬(19)。猜測當係張書紳杜撰文字，無意間誤為經典。這些語録以《大學》（27條）居多，《論語》（10條）、《孟子》（6條）次之，涉及《禮》、《易》、《詩》、《書》諸經。所以張書紳注《西遊》，實是以《大學》為主，輔以他經，從而構成一個完整的儒學理義系統。
張書紳以《大學》三綱、八目為主線，全面闡述儒家仁學思想和内修外治的人格理想。第一回以“大學之道”開篇，第一百回以“釋‘止於至善’”收束全書，中間穿插衆多（共50條）大小關目。全書上下獨尊儒學，攘斥佛道，且大綱細目，開闔有序，以《大學》（儒學）一以貫之。縱觀其所述内容，其提綱挈領，尤可注意者在如下方面。
其一，以《西遊記》為“大學之道”。
張書紳在《總評》中明確指出:“其名曰《西游》，其實卻是‘大學之道’”。“不過借取經一事，以寓其事（《大學》）耳。”並在第一回的評注中具體、深入地闡述了這一核心觀點。
《西遊記》第一回“靈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敘天地開闢、石猴出世故事，張書紳以為此為全書總綱:“大學之道。”“靈根育孕”即是天地開闢，“心性修持”即是人之大道。他在回前總批中指出:
人之道，悉本天之道，所以天之道即人之道也。故開手必從天地寫起。是筆筆寫天地，正是筆筆寫道；筆筆寫道，正是筆筆寫人。論本清源，此方是真學問，方是大文章。
天地開闢寓寄着“人之道”，見解透徹，但怎樣才能合乎“大學之道”呢？為此張書紳對本回内容逐一評點，揭櫫其中的奥義。如在“水、火、山、石、土，謂之五形”一句下，他批曰:“即仁、義、禮、智、信之道也。下文五行山、水木金火土、青黄赤白黑（凡舉五者）無不本此。”在美猴王決定出海尋求長生之術時，張書紳批曰:“轉正‘大學’。大學之道，原千古不磨，故曰長生。學至長生，其學大矣。非大人不能作此想，非大人不能為此學。”美猴王在求道過程中一路遊山過海，張書紳又批曰:“一直西來，穿州過府，登山涉水，極寫‘遊’字，正是極寫‘學’字，此所以為《西遊》，此所以為‘大學之道’也。”又説:“由東勝寫至西牛，方是個大學之道，移作别句不得。”作品寫到須菩提祖師賜猴王姓孫，謂“子者，兒男也；系者，嬰細也。正合嬰兒之本論”，張書紳隨即批道:“嬰兒乃如來也，言學以復其本來，即是個大人。”明顯係由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而來。這樣，張書紳終於實現了天地開闢與“大學之道”的聯繫，把《西遊記》納入《大學》的軌道上來。他在本回回後總評中説:
此書原講《大學》“明德”之要，開手卻寫天地之道昏矇，是從反面寫。但天地之道由黑暗以至清明，正照人之德亦當如是也。從天地寫至人世，由黑暗寫至清明，然猶是全部起講，總在明與不明上翻，以此落出“道”字、“學”字，方歸此回之正傳也。
這一轉换過程不免牽強附會，其推理缺乏邏輯上的嚴密鏈結，在表述上也時過隨意，這無疑顯現了張批的理論弱點。不過，這不會全然抹殺以《大學》注《西遊》的價值，因為事實上它只不過是一個帶有先驗性的假設，是其全部評點的理論前提，整個張批的内容遠比這個“假設”豐富、深入。縱觀52條經目（其實即是52個方面），有許多還是符合或比較符合作品描寫的實際的。如以“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批點孫悟空亂蟠桃故事（第五回），以“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來批點唐僧出世故事（第九回），以“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批點涇河老龍犯天條故事（第十回），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批注唐王遊地府故事（第十一回），以“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批注試禪心故事（第二十三回）等等，從人物性格、情節内容上考察，無不侔合相楔。這些經目皆取諸《大學》，卻仿佛為《西遊記》而作，這不能不使我們相信兩者確乎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以《大學》注《西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其二，以唐僧取經歷難（九九八十一難）為達“至善”之途。
大學之道（即儒家“三綱”）是“在明明德、在新（一作親）民，在止於至善”。儒學倡導之修身養性、垂世立教，始於“明德”（弘揚、彰明人們光明的德性），終於“至善”（最完善的人生道德境界），其途徑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八目”），作為修身養性的人生階梯大致包括“内修”、“外治”兩個方面，孟子以“獨善其身”與“兼善天下”相概括。張書紳以《大學》注《西遊》，以《西遊》為《大學》，直接將作品的情節本事，唐僧所歷九九八十一難等同於“大學之道”，達“至善”之途徑。他説:
《西遊》一書，是把一個人（唐僧）從受胎成形起，直寫至有生以後；又從有生以後，直寫到老，方才罷手。五聖成真，是人一生之事業已完，有此功德文章，自可以垂千古而不朽。此即“長生”之學，此即“至善”之旨也。
孟子云:“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方才作得將相，方才建得功業，方才成得大聖大賢——是正面寫而明言之；彼三藏之千魔百怪，備極苦處，歷盡艱辛，方才到得天西，取得真經，成得正果——是對面寫而隱喻。《孟子》一章，是言綱領指趣；《西遊》一部，正是細條論目功夫。(20)
由於孟子對“三綱八目”闡釋最切，故張書紳以《孟子》類《大學》，直謂“把一部《西遊記》，即當作《孟子》讀亦可”。又説: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何以卻寫出許多妖怪？蓋人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是為不明其德者一翻。於是忠之德不明，則為臣之道有虧；孝之德不明，則子之道有未盡。以至酒色財氣，七情六欲，争名奪利，不仁不義，便作出許多的奇形，變出無數的怪狀。所以寫出各種的妖魔，正是形容各樣的毛病。此德不明，至善終不可止，而如來又何以見也。(21)
在他看來，取經道上的各色妖魔皆是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的産物，是人明德、新民、達善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魔障，是“新民”即棄舊圖新、去惡從善的對象。
《新説西遊記》第九回據《西遊真詮》（或説為《西遊證道書》）補充的唐僧出世故事中謂唐僧乃西方極樂世界如來佛二弟子金蟬化身，因犯錯遭貶歷難，甫經出場亮相，便迭逢“遭貶、出胎、抛江、報冤”四難。對此，張書紳最為看重，認為是全書之“大章法”，他在回後總批中説:
三藏卻是金蟬化身，不唯埋伏“脱殼”之案，正見妙理無窮也。凡人生斯世，無非一個金蟬，莫不由凡入聖，以脱其殼，又何獨一三藏！此正是作者的正意，藴蓄之玄關，而世竟目為閒書(22)，則誤矣。
此回文字正是九九八十一難的前四難，是唐僧歷難的開端，也是明明德、新民、達至善之途的開端，其中藴蓄着作品的“正意”和“玄關”。
作品第九十九回“九九數完魔剗盡，三三行滿道歸根”敘觀音查看唐僧難簿，發現只八十難，離九九圓滿之數尚缺一難，於是便派金剛去途中設難再起波瀾。張書紳心領神會，批曰:“少了一難，即少用一功，如何能造其極（至善）？亦一簣未成之意。”又説:“三三即是九九，八十一難，亦即九九之數。《語》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八十一難，少了一難，即是經煉不全，功夫不到處，如何言得成功？如何言得行滿？即如揚雄、蔡邕、李陵，皆因不能死節，少此一難，千古令人嘆惜，以議大節有虧也。”至一百回，功能圓滿，唐僧一行成真飛升，張書紳以“釋‘止於至善’”為“經書題目録”置於回首，緊接着又批曰:“此回言靈山已到，真經已得，天德克全，人道悉備，已得至善而止矣。於是清者成其為清，和者成其為和，任者成其為任，時者成為其時。明、新各立其極於當時，功業共垂教於後世。此即‘長生’之學，此即‘至善’之旨也。”而在全文多處夾批:“釋‘止於至善’”、“一部《西游》，於此層層收煞，‘止至善’三字方不落空”云云。
其三，以讀《西遊》為釋厄、勸學之法。
基於以上理解，張書紳進一步把《西遊記》奉為“聖經”，提出讀《西遊》即是釋厄、勸學的最佳方法，力倡“天下無人不可以為學，無人不可以為善”。他指出:
《西遊》又名《釋厄傳》者，何也？誠見夫世人，逐日奔波，徒事無益，竭盡心力，虚度浮生；甚至傷風敗俗，滅理犯法，以致身陷罪孽，豈非大厄耶？作者悲憫於此，委曲開明，多方點化，必欲其盡歸於正道，不使之復蹈前愆，非釋厄而何？
又在作品引首詩“欲知造化會元功，須看《西遊釋厄傳》”句後解釋説:“《大學》，其傳十章，莫非釋厄之文。‘厄’即氣稟、人欲所以困厄人之身心性命者，‘釋’即解釋也，故曰《釋厄傳》。”
要之，張書紳對《西遊記》的“釋厄”功能十分心儀，他以為大儒丘處機能作《釋厄傳》，唐僧一行能釋厄成真，天下人（讀《西遊》者）也無不能達至善，“人皆可以為堯舜”。並引用孔子所云儒家四相“柴也愚，參也魯，師也僻，由也喭”（《論語·先進》）來印證世人雖稟性不一，但明德勸善之心同，“唯其無人不可以為學，無人不可以為善”。甚至不無自負地斷言:只要《西遊》一卷在手，則《五經》不用再傳，《四書》亦可不作。唯“長春本天人之學，抱絶世之才”，“尋此（指《西遊記》，下同）絶大之題目，構此絶世之奇文”，世人只要“少發其中之藴蓄”，即可釋厄，止於至善，故而“吾讀其書，想見其為人矣”！可謂對其心嚮往之，歎為觀止。
這裏，有必要論及張書紳對丘處機的看法。《西遊記》作者為丘處機一説，由汪澹漪《西遊證道書》肇始，在清代深入人心。但丘處機（邱，本作丘，避孔子諱改）是元初全真教七真之一，龍門派創始人，他所作的《西遊記》怎麽會有儒家《大學》之旨呢？這顯然是一個先天的矛盾。張書紳的辦法是把丘處機進行改造，重新包裝成一代大儒、孔孟傳人。他説邱雖係羽流中人，但本性思儒:“憶邱長春，亦一時之大儒者，乃不過托足於外耳”，正有如“微子去殷，張良離漢，施耐庵隱於元，賈閬仙隱於僧”，其為勢所迫，不得已耳，“味其學問文章，品誼心術，無非經時濟世，悉本於聖賢至正之道，並無方外的一點積習，蓋即當時之水鏡黄石，一隱君子也。”他認為丘處機之所以寫作《西遊記》，原出於儒者之宅心仁厚，“念人心不古，身處方外，不能有補，故借此傳奇，實寓《春秋》之大義，誅其隱微，引以大道，欲使學者煥然一新”(23)。他一再強調自己對丘處機以及《西遊記》的崇敬之情，説:“長春本天人之學，抱絶世之才，而身落方外，當此明窗浄几之下，實無可消遣此歲月，故尋此絶大之題目，構此絶世之奇文。”“吾讀其書，想見其為人矣。”(24)可謂高山仰止，景行行之，大有當年孔子夢見周公、子貢頌揚孔子的架勢。
客觀地説，張書紳如此把丘處機改造、包裝成“一代大儒”的做法，不無滑稽，但也從一個側面看出他以儒學注《西遊》的主觀意圖和自覺性，“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振興、光大儒學為己任，也實在是“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不遺餘力了。
三、揭示《西遊記》審美特徵
在儒學思想的統率下，張書紳還在《西遊記》藝術創作和鑒賞方面提出了許多别出心裁的看法，其中許多堪為真知灼見。
首先是以“奇”説《西遊》。張批其有堂刊本扉頁板框外上部醒目位置題有一欄大字“第一奇書”。雖然難免明清小説評點家以“第一奇書”自我標榜的俗套(25)，但張書紳盛讚《西遊記》“奇思奇文”，“無一不奇”，卻不乏真正意義上的審美評價。他説:
《西遊記》稱為四大奇書之一。觀其龍宫海藏、玉闕瑶池、幽冥地府，紫竹雷音，皆奇地也；玉皇、王母，如來、觀音，閻羅、龍王，行者、八戒、沙僧，皆奇人也；遊地府、鬧龍宫、進南瓜、斬業龍、亂蟠桃、反天宫、安天會、盂蘭會、取經，皆奇事也；西天十萬八千里，筋斗雲亦十萬八千里，往返十四年、五千零四十八日，取經即五千零四十八卷，開卷以天地之數起，結尾以經藏之數終，真奇想也；詩詞歌賦，學貫天人，文絶地記，左右回環，前伏後應，真奇文也。(26)
明清兩代皆以《西遊記》為“奇書”，但張書紳將它深化為“奇地”、“奇人”、“奇事”、“奇想”、“奇文”，五“奇”繽紛，以“奇”論《西遊》推到極致，小説創作的“奇趣奇理”從此上升到純粹的審美觀念，這無疑是《新説西遊記》對小説理論的重要貢獻，對我們後來認識《西遊記》浪漫主義神幻特徵也具有啓予之功。
其次是揭示《西遊記》“一筆三義”的藝術境界。所謂“一筆三義”，其實是指文學作品一以當十、言近旨遠的審美特徵。張書紳結合作品實際，具體解釋了其中“所指”内涵，他説:“《西遊》每筆必寓三意:其事，則取經也；其旨，乃《大學》也；其文，又文章也。是以寫取經處，先要照定正旨，又要成其文章。手彈絲弦，目送飛鴻。一筆寫三義，已難；一筆解三義，更難。”(27)在他看來，歷數百千佳作，唯有《西遊記》“文境之開山，筆墨之創見”，達到了“以山嶽作硯，雲霞作箋，長虹為筆，氣化為文”的藝術仙境，令人“讀之如入四時寒暑之中，俯仰其間，而莫識風雲之奥妙也。”(28)堪稱永恆不朽的美名。
關於《西遊記》的鑒賞、品讀，張書紳提出了“通人讀書，只往通處解”的見解。他認為讀《西遊》切忌膠柱鼓瑟，畫地為牢。《西遊記》是神魔小説，其妙在“遊戲之中暗藏密諦”，歷代讀者之所以多有誤解，其原因皆在没有做到“通人通解”，拘泥於表面文字，而不識其中真諦，經驗教訓值得總結。
比如針對《西遊記》所述各難或有重複贅述的詰難，他指出如從大處着眼，這正是《西遊》妙處:“譬如欲寫一豬八戒，先寫一黑熊精；欲寫一鐵扇仙，先寫一琵琶洞；欲寫一寶象國，先寫一試禪心。不唯文章與文章接，書理與書理接，而且題目與題目接，妖怪與妖怪接矣。”他還為此賦予一個形象、響亮的名字:“隔年下種法”。繼金聖歎、毛宗崗、張竹坡之後，進一步豐富了中國古代小説的敍事方法和寫作技巧。而且，張書紳非常重視作品結構的嚴謹性和情節的合理性，他依循李卓吾評本對明代世德堂本八十一難雜亂無序的排列進行調整，使難名與正文内容完全吻合。但在另一方面，又能以通達、寬容的態度看待諸如文字歧義不清、情節接榫不諧一類微瑕，體現出“通人通解”的文學胸襟和鑒賞法則。
比如針對有人提出疑問:孫行者大鬧天宫，普天神將“莫能禁制”，而西天路上區區小妖，反而常不能取勝，“何乃自相矛盾？”張書紳解釋了其中的“至理”（原因）:“即如鬧天宫，原是寫小人（即‘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譬如有一小人在此横行，即有許多君子，實在亦無法可制，此其一也。又如火雲洞，原是講借債，未借之先，就是鐵羅漢亦不能相強；既借之後，就是李老君亦不能相抗。此原理之不勝，非力之不勝也。”張書紳對孫悟空的評價未必正確，但他指出“此一時彼一時”，不能依死理一概而論，卻符合藝術鑒賞的辯證法，也不失為真知灼見。
再比如，《西遊記》第六十四回“荆棘嶺悟能努力，木仙庵三藏談詩”敘一群樹精與唐僧談論風雅，最後被魯莽的豬八戒“一齊築倒”、死於非命的故事。有讀者質疑:四仙談詩何罪之有？杏仙只以色相誘迫，並没有謀害唐僧性命，罪不至死，“奈何概以斧斤從事，不彌覺已甚乎？”對此，汪澹漪只以幽默語氣相答:“君不見世之唾歪詩者，動輒云‘該死，該死’乎？”(29)張書紳則站在儒家實學立場，對前人已有諷刺空疏學風的思想作了進一步發揮:“夫世有吟風弄月，以博詩詞文雅之名者。考其行誼，身心性命之學，毫不相涉，不過是盜虚名，而以欺庸愚。”(30)查該故事“經書題目録”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論語·陽貨》），可見其中含義正在:俗儒喜尚空談，不涉實務，滿腹經綸，百無一用，大則誤國，小則害身，蕩滌此種空疏學風正當其理，荆棘嶺四仙及杏仙“其如朽木、腐草，終歸於無用者也”，死於八戒鈀下，不亦宜乎！
縱觀張書紳的評點，雖多有謬誤纏夾，但這一類不乏真見的意見俯拾皆是，所在多有，這裏不能盡説。筆者以為，《新説西遊記》作為評點本，是明清《西遊記》評點的集大成之作，形態完備，内涵豐富，理論價值亦大；尤其是在佛道合流正酣、儒學日顯式微的清代，能够堅守儒學立場，以《大學》等儒學原典觀照《西遊記》，揭櫫如此豐贍的儒學意藴，從而在衆多道教評本中獨樹一幟，更顯難能可貴。但客觀地説，在整個小説美學的學術背景中，張書紳《新説西遊記》如與金批《水滸》、毛批《三國》、張批《金瓶》及後來之脂批《石頭記》相比，似還有不小的差距，主要表現在它的理論内容較為零雜散亂，間夾謬誤較多，故而尤其需要作進一步深入的總結、鑒别。
［作者簡介］竺洪波（1959— ），男，浙江嵊州市人。文學博士，現為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西遊記》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著作有《四百年〈西遊記〉學術史》、《趣説西遊人物》、《英雄譜與英雄母題》，並發表論文數十篇。
【注释】
(1)本文係2013年上海市社科基金項目“《西遊記》學術史研究”（項目編號:2013BWY003）中期成果。
(2)其實，這些評本多持仙佛同源、佛道互通之立場，其宗教傾向是以道教為主，兼及佛教，並非純粹之道教評本。
(3)如胡適《〈西遊記〉考證》説:“《西遊記》被這三四百年來的無數道士和尚秀才弄壞了。道士説，這部書是一部金丹妙訣。和尚説，這部書是禪門心法。秀才説，這部書是一部正心誠意的理學書。這些解説都是《西遊記》的大仇敵。”
(4)如葉朗寫於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小説美學》與《中國美學史大綱》，第一次系統地總結了明清小説評點的理論價值和美學意義，對於構建中國小説美學體系功不可没。但對於《西遊記》評點恰恰持全盤否定和抹殺的態度，徑稱它們“胡言亂語，不堪卒讀”，“在美學上都没有什麽價值”，“並不是明清小説評點的代表作”云云，現在看來不免失之輕率、片面。
(5)王重民、柳存仁、蕭相愷等書目著作尚著録其他刊本多種。
(6)據《新説西遊記·總論》尾署“乾隆戊辰年秋七月晉西河張書紳題”。
(7)近年來，有學者根據張書紳鄉邦文獻考證其生平事迹。《明清小説研究》（2009年第1期）刊發田同旭《〈新説西遊記〉作者張書紳故居的發現》一文，所論甚詳，可資參考。
(8)有一處説明:味潛齋本曾將第三十一回、三十二回兩回文字刊落也可能因底本原缺，故以真詮本補足；而該兩回評語亦為悟一子陳士斌回後評。其夾批或為味潛齋主人新加，而無張書紳的批語。竺按。
(9)關於新説本的底本，學界有不同看法:或為世德堂本，或為李卓吾評本。參見吴聖昔《論〈西遊記〉清代版本的源流演變》《，西遊新考》“演變軌迹掃描篇”，“西遊記宫”網站:http://www.xyjg.com/0/21wu34007.htm.
(10)張書紳《新説西遊記》，第九回回評。
(11)同上。
(12)據志盤《佛祖統紀》。
(13)參見李時人《〈西遊記〉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文學遺産》1983年第1期。
(14)魯迅《中國小説史略》，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説（中）”。
(15)張書紳《新説西遊記總評》。
(16)王韜《序》中的主要錯誤有:一、王韜指出《西遊記》作者非丘處機，顯係受錢大昕、紀昀等人的影響，但説“《西遊記》一書，出悟一子手”更為荒謬；二、王韜文末云“因序《西遊記》真詮而為辨之”，卻又顯係將張書紳《新説西遊記》與《西遊真詮》混為一書。
(17)張書紳《新説西遊記·總評》，下同。
(18)顧炎武《日知録》，卷七、卷十八。
(19)這兩條内容為:“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和“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同其已知之理而益通之，以求至乎其極。”
(20)張書紳《新説西遊記·總評》。
(21)同上。
(22)“世竟目為閒書”云云，指此節文字曾遭明世德堂本刊落。
(23)張書紳《新説西遊記·總評》。
(24)張書紳《新説西遊記》，第一回回評。
(25)《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等評本都題有“第一奇書”、“才子書”等溢美之詞，甚至《好逑傳》、《玉嬌梨》、《平山冷燕》等二流作品也曾以“第一奇書”自重牟利。
(26)張書紳《新説西遊記·總評》。
(27)同上。
(28)同上。
(29)汪澹漪《西遊證道書》，第六十四回回評。
(30)張書紳《新説西遊記》，第六十四回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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