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民國《管子》研究

論民國《管子》研究——以經濟類期刊為中心

耿振東

一、關於民國期刊

民國以前，期刊對中國人來説還是新鮮事物，數量有限。民國以降，特别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民主與科學兩大旗幟引領着時代思潮，新式知識分子以啓迪民智、發抒政見、普及科學、促進交流為目的，創辦了數不盡的期刊，以致形成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期刊熱”。彼時，社會各界人士紛紛攜手，推動中國期刊業走上了發展與成熟的道路。

民國時期，有關《管子》經濟思想研究的文章，分别刊發在兩類不同的刊物上:一類是經濟類期刊，一類是社科類綜合期刊。就筆者掌握的資料，此時至少有十九種刊物對《管子》經濟思想作出研究，分别是《錢業月報》、《財政知識》、《財政學報》、《中農月刊》、《財政評論》、《經濟彙報》、《中央銀行月報》、《糧政月刊》、《北大社會科學季刊》、《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復興月刊》、《交大月刊》、《政治會刊》、《建設評論》、《國專月刊》、《民族正氣》、《勝流》、《民族正氣》、《湘聲月刊》。其中，《錢業月報》由錢業巨擘浙江秦潤卿於1921年在上海創刊，是當時私營錢莊的喉舌；《中央銀行月刊》由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於1932年在上海創刊；《財政評論》由重慶財政評論社於1939年創刊，是民國時期創辦的第一份也是最重要的財政學學術刊物；《經濟彙報》由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於1939年創辦；《中農月刊》由中國農民銀行經濟研究處於1940年創辦；《復興月刊》是一份時論綜合期刊，由南京國民政府於1932年為鼓吹民族復興而創辦。其他如《北大社會科學季刊》、《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國專月刊》、《交大月刊》都是高校教育機構的學術期刊。

與今日期刊有“核心與非核心”之别相類似，民國時期亦有人對當時的刊物作出“主要”與“非主要”的劃分。民國學者方顯廷説:“中國之經濟期刊，在中國之經濟學界，實占有相當重要之地位，若干專門研究或實地調查之結果，均發表於此等期刊上。”⁽¹⁾他把當時的經濟類期刊分為“普通期刊”（指由各大學及研究機關出版的經濟類或含有經濟類文章的期刊）和“專門期刊”（指研究某個經濟學分支的期刊，如人口、土地、農業、工業、礦業、金融、交通、財政、統計、物價等期刊），然後逐一挑選其學術價值較高、影響較著者得一百五十餘種，名之“主要”期刊。其中，他所提到的《北大社會科學季刊》、《經濟彙報》、《中農月刊》、《財政評論》四種“主要”期刊，均載有《管子》經濟思想的研究論文。

二、《管子》經濟思想的研究内容

（一）關於《管子》經濟思想的綜合論述

1﹒産生的時代背景。林少官認為，中國早期的莊園制度發展到周末已經飽和，人口增加、耕地不足使莊園内的一部分人轉化為獨立手工業者，造成商品生産、交换漸趨頻繁。工商業發展促使財富累積，於是出現了許多與諸侯分庭抗禮的富商，這直接刺激了當時的經濟思想與經濟活動，而土地的私有與買賣，“致有佃户與地租的發生，更産生了經濟上的新意義”。此外，頻繁的國際糾紛動摇了人民對君王聖賢的信仰，“昔日國民的道德關係，變而為政治經濟的了”，人們“直言權勢利害而不諱思想的自由發展”。加之齊國自古有魚鹽商賈之利，商旅輻輳、財物盈累，於是“《管子》的偉大經濟思想”便産生了⁽²⁾。

2﹒哲學基礎。任何一種思想的産生，都有其哲學上的根據。張國柱認為，《管子》認識到“物質生活，可以左右人類的意識，政治法律均由生産關係而定，物質生活，不使安定，社會秩序即無法維持”的道理，所以把經濟問題的解決作為“馭人治事”的“先決條件”。“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對下”的説法，正反映了它在經濟問題上的唯物論思想⁽³⁾。如果説張氏關注的是《管子》中物質生活決定精神意識的唯物論，鄒珍璞則更注意《管子》中經濟欲望和動機使人人自利的人性論思想:“經濟欲望，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欲望；經濟動機，是人類一切行為的基本條件。”《管子》洞悉“趨利而避害”這一“人之常情”，“明瞭了這個人人自利的基本原則”，所以它的一切經濟思想及政策都自覺地夯實於此⁽⁴⁾。

3﹒思想特徵。張國柱認為，《管子》學説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在於“富國強兵，擴張領土”，包括其經濟思想在内的一切理論都帶有“國家主義的色彩”。所謂“國家主義”，即“視國家為一團體，除對國内農工生産，竭力獎進，以求本國的産業盡量發展外，對外則以整個的國家團體為單位，利用貿易的力量，進行其經濟的與政治的侵略。”究其原因，在於戰國諸侯並峙，人人欲争王天下，“非使國富兵強，不能達到這個目的。這種主張，實由時勢使然。”⁽⁵⁾

（二）關於《管子》經濟思想的具體論述

1﹒生産、分配與消費思想。鄒珍璞認為，《管子》具有國民經濟觀念，這一觀念決定其經濟思想圍繞富民展開。《管子》在發展生産問題上，提出三點要求:（1）設五官司五事，即虞師掌山澤之事，司空掌灌溉之事，由田掌桑麻之事，鄉師掌六畜樹藝之事，工師掌百工之事；並對山林、草木、江海等重要的農業資源實施保護政策。（2）利用政治的力量命令諸侯、大夫收藏谷米，一方面抬高穀價以益農事，另一方面增加積蓄以備災荒。（3）把全國的土地按地力肥瘠分為四等，分别規劃適宜的生産事業；把全國的人力按職業分為四類，不使雜處，使人盡其才、才得其用。生産解決了，分配的問題便提到議程。鄒珍璞説:“管子之意，以為政治經濟上種種弊苦，皆起於貧富之不齊。如果分配問題不能得到妥善的解決，則……引起社會的不安，政治的紛亂，道德的墮落，國家的敗亡。”所以，“管子之論，尤著重分配不均影響於國家政治之一方面。”如何解決貧富不均呢？首先是積極的輕重術，即政府操縱萬物貴賤，“使一般富商大賈無所施其壟斷……有利源，亦僅歸之政府。”其次是消極的救貧策，即政府“利用政治的力量，以達到以富救貧的目的”。消費與生産是兩種相反相成的經濟活動，生産的目的是消費，無消費則生産不會發展；但消費要有限制，其總數不能超過生産量。為發展生産、提高生活水準，還必須考慮從生産總數中拿出一部分積蓄資本以擴大再生産、預先儲蓄以備災害。這也就是説，實際消費的數量等於生産總量減去積蓄資本量再減去預先儲蓄量的結餘，結餘數過高即消費量過大，或者影響積蓄資本或者不能有效預防災害。鄒珍璞認為，“此種理論，管子雖未明言，然可於其消費政策中見之。”⁽⁶⁾

2﹒貨幣思想。“管子對於貨幣學説之貢獻”，可謂“獨步一時”⁽⁷⁾。在民國學者看來，《管子》主要提出了以下貨幣思想:（1）貨幣史説。《管子·國蓄》説:“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絶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托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黄金為中幣，以刀幣為下幣。”唐慶增認為，這段文字是對“貨幣之歷史”的敍述，並説:“大抵貨幣之興甚早，五帝之時即有刀形之金屬貨幣。……細觀我國歷史，所用最早者為貝殼一類物，其次為刀布銅，最後始以金銀為交换之媒介物。征諸西洋各國經濟史，其程式先後，歷試不爽。”⁽⁸⁾（2）貨幣功用説。《管子·立政》説:“黄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黄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足矣。”林少官解釋説，這裏的“儉”指“不需要黄金”，“侈”指“交易頻繁”。並認為，“金融（筆者注:指黄金）情況可以代表一切經濟現象，善於運用金融，可以促進經濟的健全發展，這是一種非常進步的思想。”⁽⁹⁾張國柱説:“管子認清了貨幣是物價的尺度，交换的中凖，如果運用得當不只是可以察知社會民生的實況，且能駕馭百物，發展生産，擴張貿易。”所不同的是，張氏根據《管子·國蓄》“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貴。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而御之以凖”的記載，闡發出貨幣安定物價的功用説:“管子深知貨幣能左右物價，物價問題就是貨幣問題的道理，故用控制貨幣的手段來維持物價的適度，使過低的物價提高，過高的物價降低，適應國民生計和對外貿易政策。”⁽¹⁰⁾（3）鑄幣國有説。張國柱認為:“照管子所説‘今君鑄錢立幣，民通於施’，‘自為鑄幣無已’的事實，可知通行的已是鑄造貨幣了，鑄造如不統一，流弊也是不少的，管子根據這個理由，主張‘謹置公幣’，‘人君采穀帛權衡而天下可定’。申言之，也就是説貨幣應由國家按照一定的政策統一發行，才能有利無弊，盡量發揮其‘通施’功用。這和現代各國的政府掌握金融機關及貨幣學説中所謂貨幣發行政策的用意，不謀而合。”⁽¹¹⁾（4）幣乘馬理論。林少官解釋《管子·山至數》“幣乘馬”一詞説:“貨幣既為交易媒介物，對國民經濟有重要影響，貨幣數量的多寡，自應有一定標準。幣乘馬的意義，就是説，調查一國之田若干，其所産穀若干以及穀物以外的一切器械物若干（如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等等），依據這些數目，準備鑄幣以應國民經濟的需要。”⁽¹²⁾此外，民國學者還以西方“金錢分量數理論”比附《管子》貨幣思想。西方經濟學家常常提到“金錢分量數理論”，謂“貨幣價值之大小，全賴乎市面流通貨幣之多寡而定。貨幣多則其價值跌落，少則價值增高。而貨幣價值之大小，又與物價之高下成反比例。假定他物不變，若貨幣之價落，即物價漲；反是則物價落。”該論在西方最早由法國巴丹氏提出，由於西方人未見《管子》之貨幣理論，遂推巴丹氏為“金錢分量數理論”的鼻祖。但唐慶增在《管子·山權數》中發現有“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一語，其内涵與“金錢分量數理論”大略一致，於是在“稱佩管子之卓見”的同時，將二者相提並論:“巴丹之書，出版於一千五百七十三年，在（巴丹）氏之前數百年，我國管子，固早已倡有此項學説矣。”⁽¹³⁾

3﹒農業思想。古昔聖哲均重農業，然“具濃厚之農業經濟意識者，莫若管子”。陳振鷺把管子比作“東方之格尼”，認為值得研究。他説，《管子》看到農業能滿足人類食的需要，栽桑植麻能滿足人類衣的需要；看到國富的程度，依耕地多寡而轉移，“富與貧，不在租税之輕重，而在農業及與農有關係之他業興廢如何”；看到國庫收入之豐歉繫於民之貧富；看到“寓兵於農”的重要性，“足兵由於足食，……欲城得守，始自興農”，“降敵之法，莫如以經濟封鎖政策”；看到人民之道德建築於經濟之上，什麽樣的經濟狀態反映什麽樣的道德；看到“治國難易，……繫生於貧富，而溯源到粟少粟多”；看到“農民質樸……篤實。故農業社會之犯罪者，比之工商社會，其數獨少”；所有這些，組成了《管子》“農為衣食之源”、“農為國富之本”、“農為國庫收入之源”、“農為軍事國防之基”、“農為道德之本”、“農為政治之本”、“農為法治之基”七個“重農之根本原理”。又説，三代之井田“經自然之變化，人事之推移”已“紊亂不堪”，“井田之制破壞，必至生出地主與農民對立之兩階級”。因而，《管子》首先提出“整理耕地政策”，即“修溝瀆”、“修封疆”、“正阡陌”。耕地問題解決了，下一步則是如何施展“農業技術”、“各就土地特質，種植合宜植物”以使“有豐收之望”，即“務地利政策”。雖勤於地利，但農耕有時，農民之“動作，必合於天時，然後豐收而富國”，所以《管子》“於‘時’字特别加用功夫”，遂形成其“務天時政策”。農業生産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除以上三點需特别強調外，《管子》還注意“掩土、排植、省種”，強調以導河之工程師巡邏視察、修繕堤防、濬河川、築河岸，因地勢加以疏引灌溉，強調對農民實施“輕税政策”，等等⁽¹⁴⁾。

4﹒財政與貿易思想。中國士大夫階層歷來罕言財政，因為言此即是言利。在聖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金科玉律之下，儘管財政關係國計民生，但真正鑽研它的人“實屬寥寥”。若是再將財政思想運用到具體的實踐中去，則又“少之又少”。“那一個人臣，稍具商功分銖之術，對於財政上有所規劃，不是指為掊克，就説是聚斂，以致斯學二三千年來，因其思想而加以考慮和整理者，幾變為鳳毛麟角。”⁽¹⁵⁾認識到財政的重要性，對其深刻研究且以之為政者，“即曰有之，吾必曰管子。”⁽¹⁶⁾民國學者認為，管子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大理財家”⁽¹⁷⁾。由於國民經濟是國家財政的來源，要使財政旺盛，必先培植國民擔負財政的能力。《管子》對於這個道理“發揮極為透澈”，且作為“理財的最高原則”⁽¹⁸⁾。姚步唐説，《管子》知道財政和國民經濟的密切關係，所以其財政思想的第一個内容是通過重農與重商以富民，同時戒奢侈倡節儉，“調高下，分並財，散積聚”以使均平；在此基礎上“輕其税斂”，即“察其有餘而征之”，這是“財政思想中的輕税政策”。一味輕税，國家正常的費用支出暫且不論，“倘有一時之動用，從何著手”呢？姚氏認為，當時其他諸侯的財政思想非常幼稚，只知道争城争地，没有注意到通過官營事業以充實財政。事實上，“煮海為鹽，采山鑄錢，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蠲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是帝王之道也。”《管子》正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所以，鹽歸國有、鐵歸國有、礦歸國有、森林歸國有，組成《管子》財政思想中的“四種國家政策”，它們構成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¹⁹⁾。

相比較而言，鄒珍璞對《管子》財政思想的研究較為系統、深刻。在點明《管子》“發展國民經濟能力較財政本身尤為重要”的觀點後，他進而指出，《管子》的財政思想遵循兩個原則:一是取有度，二是用有止。“近世財政學家所標榜的確定與撙節（Certainty and Economy）兩大特性，實與此若合符節。”與此財政原則相適合的財政設施是租税與國營。鄒氏認為，《管子》在租税理論方面持輕税論，其具體的租税方法及“利用租税權力以實行社會政策”有三:一是以租税救災荒，二是按等級征田賦，三是别貧富以租山（注:按鄒氏所言，别貧富以租山，即“課税的目的物為構宫室制棺槨的木材，税之輕重則以貧富為凖。”）。國營的内涵有二:一是國營事業，二是國有資源。在國營事業中，猶以鹽鐵、其中又以鹽的國營為主。鄒氏認為，“管子是輕税論者，他不打算以租税收入來平衡國庫預算，而以官山府海為國家最大的財源。”鹽與鐵是人民的日用品，無論貧富貴賤同樣需要。如果它們完全由國家獨占經營，不但可以隨時視政府預算情形而定其價格，且無擾民費事之弊，而其他租税收入不會有鹽鐵這樣簡單而操縱自如。在鄒氏看來，《管子》實行鹽鐵國營的理論根據是“民予則喜奪則怒”。儘管其本質依然是取之於民，與租税並無二致，但鹽鐵國營是一種間接税，“其優於直接税的地方，就是征之消費商品上，經過轉嫁的程式，將其税負落於消費者頭上”。在國有資源中，《管子》主要強調了國家占有除鐵之處的礦産資源和森林資源兩項内容。對於礦産資源，人民不得私自開采，其所出之利完全收歸政府；對於森林資源，則是對不同等級的木材征收相當的税價。此外，鄒氏還對財政上的商業收入，即《管子》中的貿易思想進行分析。他解釋《管子·問》“市者，天地之財具也，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而外財之門户也”説:“所謂市者，即國内貿易……所謂關者，即國際貿易。……唯《管子》的貿易政策，是帶有深厚的統制色彩，在以商業操縱天下，不使私人得專其利，故商業無自由放任之可言。”國際貿易與國内貿易不同，“國内貿易的策略是著眼於平抑市場防止兼併，而國際貿易的策略是著眼於造成獨占以從事國際經濟鬥争。”並認為，齊國之所以能成就政治上的霸業，其財政設施和貿易政策的運用，實為其主要的原因⁽²⁰⁾。

三、《管子》經濟思想研究的時代特徵

（一）研究方法的轉型

在我國古代，雖然很早就有人對當時的經濟思想進行研究總結，如司馬遷《史記》的《貨殖列傳》、後代史書的《食貨志》、桓寬《鹽鐵論》、邱濬《大學衍義補》中的經濟言論彙編，但古人做的這些研究工作，“一來没有現代科學的研究方法，二來没有把中國經濟思想史作為一門單獨的學科來看待”⁽²¹⁾。中國人接觸的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是鴉片戰争以後從西方（以及日本）輸入的，在現代經濟學的意義上出版經濟類專著、發表經濟類論文、把經濟理論用於經濟實踐，則主要是民國時期的事情。朱通九在《近代我國經濟學進展之趨勢》一文中説:“蓋經濟學自身，既係自外洋輸入，則其研究方法，定必隨其研究之對象而俱來。”⁽²²⁾他總結了民國經濟學研究的兩種方法:一是演繹與歸納法。演繹法，即“以經濟學之原理與原則，以解析我國之經濟現象”。比如，先把經濟分為消費、生産、交易、分配四大版塊，再根據各版塊之經濟法則，分析具體的經濟内容、經濟政策，提出具體的經濟建議。歸納法，是以數量分析研究經濟現象之變遷，或從經濟史實之發展中，發現其原因與結果，前者稱之統計法，後者稱之歷史法。從民國期刊的《管子》研究看，部分文章應劃歸演繹法範疇，但《管子》的歷史文獻性質，常使研究者在演繹中作出歷史的分析比較，因而帶上歷史法的影子。二是各部門分别研究法，即對經濟上的“人口、貨幣、金融、財政、工礦、國際貿易、農業經濟、土地、合作以及勞動經濟”九個部門分别做出研究的方法。民國期刊的《管子》研究，應主要隸屬這一類。

以西洋的現代經濟理論研究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在方法上是否合適，這一問題頗受學者關注。中國經濟史專家趙靖以民國章士釗評論熊夢《墨子經濟思想》一書為例，否認這一做法。他説:“章士釗的這些話不僅對熊夢的《墨子經濟思想》適用，也一針見血地道出了解放前的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者在研究方法方面的通病。很顯然，這種不從中國經濟思想史的本身狀況出發，不問中國經濟思想産生和發展的社會歷史條件，而生搬硬套西方經濟學講義（即章士釗説的‘講章’）的結構的做法，不僅談不上科學地揭示中國經濟思想史的性質、特點和發展規律，即使在材料的發掘、整理和解釋上，也難免發生取捨不當、牽強附會、先入為主以至嚴重曲解等弊病。”⁽²³⁾筆者以為，對歷史文化作學科視野下的系統審視是學術進步的表現。朱通九説，我國近代經濟學的進展經歷了輸入期和仿效期兩個階段，研究工作先是一般研究，進而轉入專題研究，“趨勢良佳，至深欣慰”⁽²⁴⁾。朱氏説的“專題研究”，就其方法而論，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經濟研究法——“演繹與歸納法”、“各部門分别研究法”的應用。經濟學在我國從無到有，民國期間由熟悉到運用，學者們的篳路藍縷之功不容抹殺。至於在具體實踐中存有機械、教條等欠妥之處，這是一門學科建立前必經的坎坷，我們不能一概否定。其實，民國學者以現代經濟學為指導做出的一系列經濟研究，還是取得了不小的進步的。民國夏炎德所著《中國近百年經濟思想》中有“中國近三十年來經濟學之進步”（此“三十年”指民國時期）一節⁽²⁵⁾，述之極詳，兹不贅述。事實上，就《管子》經濟思想的研究而言，不但不會發生“西方經濟學講義”的“牽強附會”，有些内容反而更適宜采用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比如《管子》中有關貨幣的理論，上文唐慶增就把它與西方“金錢分量數理論”相比附，其原因不外是人類經濟活動具有普遍規律可尋，世界經濟思想存在相通性，世界人民對經濟現象有着共同的認識。既然這樣，為什麽不可以彼此相互借鑒呢？

（二）中西思想的對接

在以現代經濟學對《管子》作系統研究的過程中，民國學者常將西方的經濟觀點與《管子》的經濟思想有意對接。陳振鷺在論及“農為國庫收入之源”時説:“《管子·山至數》篇云:‘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更比之法國格尼所云:‘民貧則國貧，國貧則君貧。’《管子》又可以遠比歐洲重農學派之創造者，東西輝映矣。”⁽²⁶⁾在論及“農為政治之本”時説:“西洋經濟史上有禁奢政策（La politique de luxe），西洋經濟學史上有政治為上層建築（Supestruoture）之説，在於《管子》此篇（注:指《治國》），二者被其兼收並蓄，似早已開其先河。”⁽²⁷⁾在論及“農民輕税政策”時説:“《管子》……應人民負擔能力之大小而税有輕重……現在租税能力説（The Facnlty Thearg），《管子》早已發揮此種原理。惜歐美人士能讀中國書者之不早，不然，租税能力説，采用於西洋諸國税制中，或為時更早，亦未可知。”⁽²⁸⁾郭垣在論及“鐵礦國有政策”時説:“現代國家，近多將礦産收歸國有。但這種進步的主張，《管子》於二千多年前就有了……‘近世美國若明此理，則鋼鐵煤油等大王就不能産生了。’”⁽²⁹⁾在論及“以貨幣穩定物價”時説:“（《管子》）以貨幣操縱物價主張，又與近代貨幣學家英儒凱因斯（Keynes）所主張的管理貨幣説相近似。”⁽³⁰⁾“這個在西洋經濟思想史中，認為貨幣學説的新發現，《管子》在二千多年前，就已有了透澈的主張。”⁽³¹⁾張國柱在論及“吸收國外現金”時説:“這樣主張，吾人細加研究，其中含義甚深，絶不似初期的重商學説所倡的那樣單純的重金主義，近今資本主義國家都以經濟上的方法，盡量吸國外的現金，更用政治力量禁止國内現金出口，用意亦不外此吧！”⁽³²⁾姚步唐在論及“《管子》財政思想的特質”時説:“從大體上説來，新派（注:指歐洲16至18世紀的官房學派，下文“舊派”亦指此）主張雖則是在國庫收入之增加，但以為財政與國民經濟有不可脱離的關係，故當作財政學和國民經濟為官房學派的兩翼，不可有所偏重，這是實在比舊派見解得到的地方，其中學者如Justi，Sonnenfels皆是傑出之輩，殊不知二千年前《管子》早已樹此派先聲了。”⁽³³⁾此類陳述，是中西經濟思想交流碰撞的時代特徵的體現。它們不僅傳達出民國學者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自豪與自信；也傳達出當面對西方經濟思想湧入時，民國學者擔心民族文化流失、遺忘，借此以唤醒民衆對傳統的挖掘、珍愛的意願。

民國時期，西方經濟學充斥着中國的經濟思想界。大量的西方經濟學譯著，仿效西方經濟學著作的國人自著，以西方經濟學原理為指導的經濟專論，一時間鋪天蓋地，數千年積累下來的本民族的經濟思想反無用武之地，這令部分學者深為不安。從世界範圍看，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雖談不上科學，但其發生較西方經濟學説為早，很多思想在外邦有着相當的影響。而一些中西學者在研究世界經濟思想時只知歷數西方諸學説，於中國的經濟思想卻不聞不問，這更令他們不滿。十八世紀以來，西方經濟學突飛猛進，中國的經濟思想進展緩慢，在西方經濟學的陰影籠罩下，中國學術再不能對外邦發生任何影響。凡此，使研究中國經濟思想的學者日少。鑒於以上原因，在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中淘沙瀝金，使之有意與西方經濟思想相頡頏，就成為一部分中國學者自覺肩負起的歷史重任。

（三）新式詞彙的界入

伴隨新式研究方法的輸入，在《管子》經濟思想的期刊論文中，出現了許多經濟學專業術語，它們構成以新式專業詞彙解讀《管子》的現象。《管子》主張“官山海”，由國家對山海資源進行統一管理，它“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人民不會因納税而“囂號”，是一種非常隱蔽的征税方式。對此，林少官解釋説:“《管子》鹽鐵政策，以今日的術語説，就是專賣，今日各國所采專賣，雖不限於鹽鐵，而轉移為煙、酒、糖、火柴等等，實有鑒於這種間接税的優良。”⁽³⁴⁾這裏，林氏把官字釋為專賣，把“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的征税方式稱之間接税，帶有很強的現代經濟學味道。對於《管子》的貨幣政策，張國柱説:“《管子》的貨幣政策着重於控制貨幣調劑物價，前述的理論都是實施的原則。今日貨幣學説中所謂物價安定政策及物價擾亂政策（包括通貨膨脹政策和通貨緊縮政策兩種），與《管子》的主張如出一轍。”對於《管子》實施的國際商業戰術，又説:“現金可以説是國家的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的總和，自來現金較多的國家，對内可使國家財政合理，國民經濟繁榮，對外利用金融資本的力量也可操縱國際上的一切。”⁽³⁵⁾鄒珍璞在論及《管子》崇儉理論時説:“崇儉絶不是吝嗇的意思……過於儉（即吝嗇）則有礙生産事業，因吝嗇的結果，把大量貨幣財物都儲蓄起來，而形成消費不足與生産過剩的矛盾現象，生産過剩即是表示生産者未能獲得應有的利潤，並釀成生産萎縮的經濟恐慌。”⁽³⁶⁾物價安定、物價擾亂、通貨膨脹、通貨緊縮、生産過剩、生産萎縮、現金、金融、資本、利潤等現代經濟學術語接連出現，很難想到張氏、鄒氏正在論述中國古代經濟思想。

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經濟政策，代表這些政策的部分詞彙頻繁出現在《管子》經濟類文章中，於是又出現以當局經濟政策解讀《管子》的現象。1933年，時任民國行政院院長兼財政部部長的宋子文出訪歐美後，建議中國仿效歐美實施統制經濟。10月，民國經濟委員會下設棉業統制委員會，開始對全國經濟活動進行統制。所謂統制，就是由政府“把國民經濟統籌全局而加以調節限制”⁽³⁷⁾。其内容“是由國家設立種種法令，統制一切經濟或某一方面的經濟活動。”⁽³⁸⁾統制經濟亦稱計劃經濟，國家“為某種目的，作成一種整個有系統之經濟計畫，在某種經濟組織之中，而以其國家統治之權力施行之。”⁽³⁹⁾由此可知，統制經濟反對自由主義，主張國家對經濟活動進行干涉。陳天行在論及《管子》鹽政時説:“以上我們已經把《管子》官山海政策的目的與利益詳細分析過，這裏我們想再進一步考究《管子》怎樣把鹽業放在國家統制之下來實施專賣。”⁽⁴⁰⁾鄒珍璞在論及《管子》貿易政策時説:“《管子》的貿易政策，是帶有深厚的統制色彩，在以商業操縱天下，不使私人得專其利，故商業無自由放任之可言。”⁽⁴¹⁾郭垣在解釋《管子》借農忙時節下令人民不得“聚庸而煮鹽”以實施國際鹽業貿易時説:“這個政策，也可以説是國家對外貿易統制政策，而且，這個統制對外貿易政策，並兼顧輸入與輸出。”⁽⁴²⁾張國柱更以統制經濟概括《管子》的國家經濟政策，並把管子譽為“統制經濟學的先師”:“管子為我國經濟思想史中的革命者，……如其統制貨幣、工業國有、鹽鐵專利、統制貿易……主張，均為前所未有，學術果無國界，則謂管子為統制經濟學的先師，誠非過譽。”⁽⁴³⁾此外，其他民國政府出臺的諸如消費税、所得税、子口税、累進税等税制，亦被民國學者采用以解讀《管子》的經濟思想。

孫中山是中國革命的先行者，被國民黨政府譽為“國父”，他的經濟思想集中體現為他所倡導的民生主義。民生主義有兩個内容，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前者通過土地國有解決人民大衆的生計問題，後者通過國有實業約束壟斷資本以避免重蹈西方資本主義的覆轍。由於孫中山巨大的政治影響力，他的“民生”一詞當然也會融入民國學者的研究視域。世璜《管仲的學説》，單列“民生論”一節；陳振鷺把《管子》重農的根本理由歸結為對民生主義的關注。知我以民生概括《管子》的富民思想:“是以《管子》決定治國必先富民也！以國家之權力，實行保民，養民，富民，教民。臻國家至於至強至富之域，此所謂之‘民生主義’也！”⁽⁴⁴⁾劉培桂更是用孫中山的民生思想直接解讀《管子》:“他（指管仲）的一切經濟主張和設施，就放在二千六百多年後的今日，仍不失其光輝。且其統制辦法和均富思想，與國父之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若合符節。”⁽⁴⁵⁾

四、《管子》經濟思想研究的思潮背景與總體評價

（一）思潮背景

1919年，《國故月刊》創刊並提出“昌明國學，而以發揮新義”的辦刊宗旨。同年5月，《新潮》雜誌對《國故月刊》提出批評，認為研究國故是抱殘守缺，國故作為“中國民族過去的歷史的材料”，“在今日世界學術上，占不了什麽重要的位置”。研究國故應有科學的精神，若是為“發揚國光”而研究國故，就是陷入“謬誤”⁽⁴⁶⁾。傅斯年認為，研究國故正確的方法應是“整理國故”，即“把中國已往的學術、政治、社會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系統的事物來，不特有益於中國學問界，或者有補於世界的科學”⁽⁴⁷⁾。之後，胡適發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對整理國故的内容、意義做了進一步闡發，並以“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作為這一新思潮的全部内涵⁽⁴⁸⁾。胡適的思想給學術界以很大影響。當時的文學研究會開闢了“整理中國舊文學”的研究内容，史學界對上古歷史進行重新考察，北京大學創辦了《國學季刊》，胡適等人則為青年學生開出一系列國學書目。一時間“上而名人教授，下而中小學生，大都以整理（國故）相號召”⁽⁴⁹⁾。以此反觀民國學者對《管子》經濟思想的研究，其中未嘗不曾受到這一學術思潮的影響。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開始全面侵華戰争，嚴重的民族危機促使中國人思考民族復興之路，學術界由此掀起一股民族復興思潮。當時，人們特别強調民族自信力對於民族復興的重要意義。張君勱認為，要提高民族自信力，必須尊重本國的歷史文化，尊重自己的老祖宗。中國文化的落後只是近百年的事情，我們切不可因最近的落後而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歷史的，不是好民族”，“自尊自信之心不立，則萬事都無從説起，不僅學術不能自主，即政治亦無希望”⁽⁵⁰⁾。怎樣提高民族自信力呢？許多學者認為，要表彰中國歷史文化。據統計，當時出版的中國文化史著作至少五十餘種。王德華《中國文化史略·敘例》説:“中國人應當瞭解中國文化，則無疑問，否則，吾族艱難奮鬥、努力創造之歷史，無由明瞭，而吾人之民族意識，即無由發生，民族精神即無由振起。……兹者國脈益危，不言復興則已，言復興，則非著重文化教育，振起民族精神不可。本書之作，意即在此。”⁽⁵¹⁾張君勱又強調，表彰中國歷史文化，不是説我們的文化已臻絶頂、無求於人，事實上自鴉片戰争以來，西方文化已成為一種強勢文化，無論是政治制度、科學技術還是學術方法，中國都遠不能和西方相提並論，所以要實現民族復興，就必須向西方學習，“這是必然之趨勢，無可逃避者也”⁽⁵²⁾。民國學者借鑒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展開對中國古代《管子》經濟思想的考察，在中西思想對接中高揚民族文化的偉大，無疑是受了民族復興思潮的激勵。

1923年，中國經濟學社在北京成立。這是一個以留美歸國的經濟學者為主，集合全國政、學、商各界上層分子組成的經濟學術團體。該社的宗旨是通過輸入外國經濟學説、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為中國經濟學術的提高和中國現實經濟的發展服務；其學術活動包括編譯經濟類學術著作、出版經濟類刊物、舉辦經濟類公開演講和論文比賽等。經濟學社對當時的經濟學界影響很大，夏炎德稱之“中國經濟學界之中心組織”⁽⁵³⁾。就學社與《管子》的關係言，其中的社員如中央政治學校教授、國民政府財政部常務次長賈士毅，大夏大學經濟系主任唐慶增，國立上海商學院教授陳振鷺，都撰文對《管子》的經濟思想做出研究。

賈士毅《管子經濟思想及國民經濟政策》一文指出:“朝野人士，鑒於局勢嚴重，盛唱心理建設與經濟建設之議，原冀挽狂瀾於既倒，謀民族之復興，乃因受病過深，一時元氣難復，國民經濟，仍日形艱窘，社會道德，亦漸趨墮落，瞻念前途，良用杞憂。管子為吾國經濟學派之導師……吾人固不敢高談復古，特撫今追昔，亦有不能不令人神往者，爰綴是篇，用以稍資留心國民經濟建設者之參考焉。”⁽⁵⁴⁾其中提到“復古”、“撫今追昔”、“謀民族之復興”，“盛唱……經濟建設之議”、“稍資留心國民經濟建設者之參考”，説明《管子》經濟思想研究類文章的出現正與以上思潮的興起及經濟學社的一系列活動密切相關。

（二）總體評價

1﹒提升了《管子》在世界經濟思想史中的地位。從思想文化的大背景看，“中國學問之西漸，不自今日始，説者謂自十七世紀以來，十三經已迻譯十餘次，各國文字皆備；老子《道德經》之譯本，有七十餘種，此外若《論語》、《孟子》、《荀子》、《墨子》、《莊子》、《吕氏春秋》、《列子》皆有英德法譯本。……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價值不在歐美大哲學家之下，此殆世所公認者。”⁽⁵⁵⁾但古代《管子》一書，究竟它在世界文化中處於什麽樣的地位，卻難以言説。民國時期，唐慶增著《中國經濟思想史》，專章論述“中國上古經濟思想在西洋各國所生之影響”:“中國上古經濟思想在西洋各國，確會産生有相當之影響，尤以對於法國之重農派為最顯著。”⁽⁵⁶⁾在他所列舉的“對於法國之重農派”影響“為最顯著”的足民、重農、租税等中國古代經濟思想中，並未強調有來自《管子》經濟思想的成分。雖然唐氏之言僅為例證之用，我們不宜因此否定《管子》經濟思想可能存在的世界價值，但與唐氏提到的《論語》、《周禮》這些古代典籍相比，《管子》的影響力確有不足應該是事實。然而，這是否可以説《管子》經濟思想在世界經濟史上無一席之地呢？從民國學者對它的挖掘看，《管子》中的先知灼見絶對是世界經濟文化中無法多得又不可缺失的財富。借助民國期刊在《管子》經濟思想研究中的中西對接，不僅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兩千多年前的經濟文明，更提升了《管子》在世界經濟思想史中的地位。

2﹒開啓了現代《管子》經濟思想研究的學術之路。中國傳統的知識體系在清朝末年發生斷裂後，經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迅速向西方的學術分科轉型。美國學者任達説:“在1898年百日維新前夕，中國的思想和體制都刻板地遵從了中國人特有的源於中國古代的原理。僅僅12年後，到了1910年，中國人的思想和政府體制，由於外國的影響，已經起了根本性的變化。從最根本含義來説，這些變化是革命性的……如果把1910年中國的思想和體制與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國相比較，就會發現基本的連續性，它們同屬於相同的實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們發現，在思想和體制兩大領域都明顯地彼此脱離，而且越離越遠。”⁽⁵⁷⁾二十世紀最初幾年，即使是具有西方經濟學知識背景的中國學者，在論述經濟問題時仍沿用傳統的經濟術語。1902年，嚴復在翻譯亞當斯密的《原富》一書時，曾把地租稱之“租”，工資稱之“庸”，利潤稱之“贏”，資本稱之“母財”，壟斷稱之“辜榷”，消費稱之“支費”，自然價格稱之“經價”，經濟學譯為“計學”。稍後幾年，梁啓超發表財政學論著則幾乎全用今天的經濟學術語。民國以降，中國經濟學研究伴隨舊時代的結束，終於翻開新的一頁；民國期刊《管子》經濟類文章在詞彙選擇、方法運用上體現出的新傾向、新發展，為此後的同類研究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自此，《管子》經濟思想研究走上了現代學術的軌道。

3﹒述而不作，缺乏縱深挖掘。

民國時期，中國境内出現了以西方經濟理論為指導的經濟研究熱潮。然而，這正如有些經濟學家所指出的:“翻譯的作品不用説是完全照搬舶來品，即使是那些自撰的經濟著作和論文，基本上均無特殊創見，大都為依樣畫葫蘆之作，而且連葫蘆也畫得不一定逼真。總之，這一時期，由國内學者提出的較具創見的經濟思想是極其少見的。”⁽⁵⁸⁾這樣一種學術氛圍，於《管子》經濟思想的研究有什麽影響呢？借用古人的一句話並略作變通，就是“述而乏作”。民國期刊對《管子》經濟思想的研究，在新名詞的選擇、新式方法的運用上自然是創新，但在《管子》經濟思想的深度挖掘上卻是淺嘗輒止的。可以説，民國學者的研究僅是以西方經濟學視野對中國古典經濟思想的鳥瞰，僅是對《管子》古老經濟思想做出的現代化解讀，其價值在於為以後的《管子》同類研究搭建起平臺，進一步的深入剖析、以舊翻新，還有待於建國後學者的努力。

［作者簡介］耿振東（1973—　），男，山東淄博人。文學博士，現為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從事先秦諸子與中國思想文化研究，已出版《〈管子〉研究史（宋以前部分）》、《管子（譯注）》，並發表論文40餘篇。

【注释】

(1)方顯廷《二十年來之中國經濟研究》，《財政評論》1947年第1期，第101頁。

(2)林少官《管子經濟思想》，《中央銀行月報》1947年第3期，第29～30頁。

(3)張國柱《管子的國家經濟政策》，《民族正氣》1945年第3、4期，第56頁。

(4)鄒珍璞《管子經濟思想及經濟政策》，《財政評論》1944年第1期，第157～158頁。

(5)張國柱《管子的國家經濟政策》，《民族正氣》1945年第3、4期，第56頁。

(6)鄒珍璞《管子經濟思想及經濟政策》，《財政評論》1944年第1期，第160～164頁。

(7)唐慶增《管子之貨幣學説》，《錢業月報》1928年特刊號，第79頁。

(8)同上，第80～81頁。

(9)林少官《管子經濟思想》，《中央銀行月報》1947年第3期，第32頁。

(10)張國柱《管子的國家經濟政策》，《民族正氣》1945年第3、4期，第58頁。

(11)同上，第57頁。

(12)林少官《管子經濟思想》，《中央銀行月報》1947年第3期，第33頁。

(13)唐慶增《管子之貨幣學説》，《錢業月報》1928年特刊號，第83～84頁。

(14)以上參見陳振鷺《管子之重農原理及重農政策》，《復興月刊》1933年第10期。

(15)姚步唐《管子之財政思想》，《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1930年第10期，第123頁。

(16)鄒珍璞《管子之財政與貿易政策》，《經濟彙報》1944年第3期，第51頁。

(17)郭垣《管子的財政政策》，《財政學報》1943年第6期，第87頁。

(18)鄒珍璞《管子經濟思想及經濟政策》，《財政評論》1944年第1期，第166頁。

(19)姚步唐《管子之財政思想》，《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1930年第10期，第117～121頁。

(20)鄒珍璞《管子之財政與貿易政策》，《經濟彙報》1944年第3期，第51～58頁。

(21)趙靖主編《中國經濟思想通史》（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8頁。

(22)朱通九《近代我國經濟學進展之趨勢》，《財政評論》1941年第3期，第121頁。

(23)趙靖主編《中國經濟思想通史》（導論），第12頁。

(24)朱通九《近代我國經濟學進展之趨勢》，《財政評論》1941年第3期，第126頁。

(25)夏炎德《中國近百年經濟思想》，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第164～188頁。

(26)陳振鷺《管子之重農原理及重農政策》，《復興月刊》1933年第10期。第8頁。

(27)同上，第16頁。

(28)同上，第27頁。

(29)郭垣《管子的財政政策》，《財政學報》1943年第6期，第93頁。

(30)同上，第95頁。

(31)同上，第96頁。

(32)張國柱《管子的國家經濟政策》，《民族正氣》1945年第3、4期，第58頁。

(33)姚步唐《管子之財政思想》，《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1930年第10期，第123頁。

(34)林少官《管子經濟思想》，《中央銀行月報》1947年第3期，第38頁。

(35)張國柱《管子的國家經濟政策》，《民族正氣》1945年第3、4期，第58頁。

(36)鄒珍璞《管子經濟思想及經濟政策》，《財政評論》1944年第1期，第164頁。

(37)陳長蘅《民生主義之計劃經濟及統制經濟》，《經濟學季刊》1935年第4期，第83頁。

(38)武育幹《實施統制經濟》，《申報》1932年10月10日。

(39)吴達詮《統制經濟問題》，《銀行週報》第37號，1933年9月26日。

(40)陳天行《管子鹽政政策》，《財政知識》1943年第6期，第68頁。

(41)鄒珍璞《管子經濟思想及經濟政策》，《財政評論》1944年第1期，第170頁。

(42)郭垣《管子的財政政策》，《財政學報》1943年第6期，第92頁。

(43)張國柱《管子的國家經濟政策》，《民族正氣》1945年第3、4期，第55頁。

(44)知我《管子之民生主義》，《交大月刊》1931年第1期，第26頁。

(45)劉培桂《管仲之土地政策》，《中農月刊》1944年第5、6期，第43頁。

(46)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精神》，《新潮》1919年。

(47)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精神》之傅斯年“附識”，《新潮》1919年。

(48)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胡適文存》卷四，見《民國叢書》第一編，上海書店1989年版，第151頁。

(49)郭沫若《整理國故的評價》，《創造週報》第36號。

(50)張君勱《思想的自主權》，《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上卷），再生社1935年版，第152頁。

(51)王德華《中國文化史略》，正中書局1947年版。

(52)張君勱《中外思想之溝通》，第175頁。

(53)夏炎德《中國近百年經濟思想》，第175頁。

(54)賈士毅《管子經濟思想及國民經濟政策》《，建設評論》1935年第1期，第6頁。

(55)唐慶增《中國經濟思想史》，民國叢書第一編第三十六册，上海書店1990年版，第362頁。

(56)同上，第366頁。

(57)［美］任達《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頁。

(58)胡寄窗《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3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