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伦理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郑根成[2]　陈寿灿[3]

【摘 要】30多年来，浙江伦理学在学科建设、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伦理学的发展基本上契合了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两个趋势，即伦理学研究向伦理学本身的回归与伦理学研究向现实生活的回归，学者们敏锐的问题意识与强烈的责任担当在伦理学研究中彰显无遗。但客观地看，30多年来浙江的伦理学研究尚存不足，这种不足不仅表现在专业团队建设与理论研究方面，也表现在学科研究与本省经济发展及民主政治建设的不同步方面。展望浙江伦理学的未来发展，省伦理学会的平台作用、各学位点的团队建设需要重点考虑；同时，另外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则是：在研究中要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浙江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为导向，在发展、完善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参与现实反思与实践介入。

【关键词】伦理学；浙江省伦理学会；道德观念；伦理秩序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伦理学发展的30多年，既是对中国，特别是浙江省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伦理表达，又通过自身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积极的伦理支持与决策参考。30多年来，浙江伦理学从几乎空白走向初步的繁荣，这是发展的30多年，同时，又是浙江伦理学走向新的繁荣发展的新起点。

一、省学会组织的变迁与学科发展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十年是中国现代伦理学的萌发时期[4]，在这个时期，人们一度还为应不应该建立伦理学而论争；20世纪50年代末到1964年前后，受苏联学者研究伦理学的启发，国内的伦理学研究逐步展开，但当时主要的伦理研究工作是在北京、上海等地展开，其他地方的伦理学研究则未曾全面展开。浙江省现代意义上的伦理学研究是随着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伦理学开始跨入恢复和活跃期而逐步展开的。确切地说，浙江伦理学的复兴、发展应当是从《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八年规划草案（1978－1985）》的发布，以及全省理论工作务虚会（1979年）开始的。1981年，在江苏无锡召开了全国第一届伦理学讨论会并成立了全国伦理学会，这无疑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各地伦理学研究的复兴与发展。1983年，浙江省伦理学研究会成立，来自省内各地的伦理学者与伦理学爱好者共58人参加了大会，全国伦理学会秘书长刘启林到会并做了《目前伦理学研究状况和今后研究方向》的报告。王文彬当选为第一任干事长，金荣昌、冯华任副干事长，林善良任秘书长。研究会在普及伦理学理论知识，加强学术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先后举办8次讲习班，为700余人系统地讲解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知识；并与企业思政研究会合作举办了一系列职业道德培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研究会还组织力量编著出版了《共产主义道德问答》《共产主义道德概论》《社会主义工人职业道德读本》《社会主义金融职业道德》《教师职业道德》《家庭伦理》等，并翻印了《马恩列斯论道德》等资料。1983年4月与1987年5月，研究会分别在浙江省委党校和衢州化工厂召开了全省伦理学学术讨论会，围绕“经济体制改革与道德”“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伦理学领域中的影响”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1996年，浙江省伦理学会成立，浙江省委党校郑仓元教授任会长。学会组织、促成了一些学术活动，如1996年6月召开的“思想道德建设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研讨会，2000年4月召开的“制度伦理与社会发展”研讨会，2006年5月召开的“学习‘八荣八耻’重要讲话，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理论研讨会等，较好地促进了浙江省伦理学研究与学科发展。2009年4月，经上级有关部门审议通过，浙江省伦理学会在浙江省委党校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郑仓元教授任会长，陈寿灿、汪俊昌、朱法贞、何建华、王岷任副会长，何建华兼任学会秘书长。同年4月，中国伦理学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浙江财经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8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中国伦理学会在浙江举办这次会议，既说明浙江省在伦理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具备了相当的学科基础；同时，这也是浙江伦理学发展的新起点。2013年12月，浙江省伦理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杭州召开，来自浙江省社科联及全省伦理学界的120余位学者及全省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见证了浙江伦理学发展的又一次里程碑事件。会议选举郑仓元教授为浙江省伦理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陈寿灿、汪俊昌、何建华、徐向东、陈华兴、张应杭、蔡志良、王国银、郑根成等人当选为副会长，何建华副会长兼任学会秘书长；大会一致通过决议，聘请曾为浙江省伦理学界做出积极贡献的浙江大学朱法贞教授为荣誉副会长。

30多年来，随着浙江省伦理学研究力量的不断壮大、学会组织的日渐完善，浙江伦理学在学科建设上也取得了较大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其一，课程设置。1981年，杭州大学、浙江大学在省内首先开设伦理学课。此后，省内其他部分高校先后开设了伦理学必修课或选修课。到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浙江省内开设伦理学必修课、选修课的高校共有12所；在没有学位点的学校开设伦理学课，既普及了伦理学知识，又有效培养、储备了一批伦理学研究力量。其二，学位点建设从无到有。目前，浙江省内有浙江大学、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财经大学三个伦理学专业学位点，面向全国招收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其中，浙江大学2000年开始招收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07年开始招收伦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财经大学则分别在2004年、2007年开始招收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湖州师范学院则在积极筹备申报伦理学专业学位点。2009年，浙江财经大学伦理学学科被评为省级A类重点学科；2012年，浙江财经大学伦理学再次成功申报省级重点学科建设资助。这是浙江省伦理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成果，当然，这一成果的取得是全省伦理学界同仁多年来努力所积累的结果。其三，学术队伍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期，浙江省从事伦理学专业研究的学者其实并不多，主要集中在浙江大学、杭州大学，代表学者包括沈善洪、王凤贤、郑祖泉[5]等；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浙江培养并引进了一大批伦理学专业人才，学术队伍日渐壮大，三个学位点及湖州师范学院围绕学科建设都建成了颇具创新力量的学术团队。浙江大学的学科带头人是包利民、朱法贞、盛晓明等，不能不提及的是，浙江大学的伦理学工作者为浙江省伦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既为浙江伦理学界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而且，在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上也一直走在最前沿，引领着浙江伦理学的发展。浙江省委党校的学科带头人是郑仓元、何建华等，浙江财经大学的学科带头人是陈寿灿；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也基本具备了学术梯队的科研力量，这为浙江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储备了人才力量。

二、浙江伦理学理论研究30年

20世纪90年代以前，浙江省伦理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共产主义道德、无产阶级道德是其研究的焦点。万斌、郑祖泉、林善良等人就无产阶级道德的性质与特征、基本原则等展开了深入研究。道德的社会作用也是当时全国伦理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浙江的伦理学者们也十分关注这一课题，沈松勤、刘雪达、金荣昌等人围绕道德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道德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加入到全国的学术讨论中。第二，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浙江伦理学界在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方面最具影响的莫过于沈善洪、王凤贤合著的《中国伦理学说史》（上下两卷，分别于1985年、1988年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的学术专著，出版后，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引起了积极反响。此外，朱法贞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省内较早、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学者之一。第三，国外伦理学研究与译介。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郑祖泉、石毓彬合著的《现代世界伦理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该书中，作者系统地介绍了存在主义伦理学、新实证主义伦理学、自然主义伦理学、现象学的价值伦理学和神学伦理学等主要流派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在国外伦理学的译介方面，郑祖泉的许多工作值得肯定，1981年至1983年，他在《现代世界伦理学》《伦理学与精神文明》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国外学者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成果的译文，这为当时的学界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颇有借鉴价值的资料。第四，实践中的道德问题研究。主要涉及职业道德研究，爱情、婚姻、家庭道德，道德教育等问题。这些研究是在当时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面临不同实践领域的实际问题而展开的。职业道德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浙江省伦理学研究会与浙江省企业思政研究会的合作进行研究的，并举办了一系列职业道德培训活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爱情、婚姻、家庭道德的研究则是在与省妇联合作中展开的，出版了一些著作与读物[6]。这些研究都充分体现了伦理学者的实践关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浙江伦理学的发展基本契合了我国伦理学发展的两个基本趋势：一是伦理学研究向伦理学本身的回归，一是伦理学研究向现实生活的回归。

伦理学研究向伦理学本身的回归，首先是指伦理学逐渐由“对现实做简单的政治论证、以政治要求代替学说思想的伦理学理论，逐步转向适应现实的伦理道德问题研究，并在这种研究中逐渐深入基础理论”[7]。这个过程，也就是指伦理学自觉地走出意识形态的阈阀，由政治化的革命伦理学回归于伦理学自身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学者们不再把资本主义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资产阶级伦理学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作为完全对立的两种道德或伦理学；也不再简单地把历史的伦理思想解读为封建主义的糟粕，而是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语境下对它们做总体考察；在这种语境下，历史上所有的伦理思想，包括资本主义的伦理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都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文化遗产，正确对待资本主义道德与资产阶级伦理学的立场应当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共产主义道德、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则应当吸取人类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以完善自身。另一方面，伦理学研究在主客观上都仍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向与功能，但这种意向与功能是奠基于伦理学的学科本性，而不是首先出于学者的主观意志。作为一门以实践理性为特征的学科，伦理学的理论从来都以实践为要务，理论与实践中的应用从来就不是二分化的。因此，伦理学的研究，理应在探究自身的理论问题的基础上介入现实，包括对政治的伦理论证及对现实生活的道德考察与积极介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学论争的主题是“当代中国应当确立起何种道德观念与伦理秩序”。30多年来，浙江伦理学研究也基本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浙江伦理学者最初关注的问题是共产主义道德及其建设；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商品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市场经济与道德及其建设等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浙江伦理学者还积极加入到全国伦理学界关于“商品经济应不应该讲道德”“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必须以道德为代价”等问题的大讨论中，这体现了浙江伦理学者敏锐的问题意识与强烈的责任承担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意识到，“当代中国应当确立起何种道德观念与伦理秩序”这一问题只有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才可能找到正解，于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及随之而来的道德重建成为伦理学研究的基本语境。这方面的代表成果包括浙江省委党校伦理学团队中的郑仓元、何建华、郑祖泉等人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与道德规范体系的建构，浙江省思想道德建设现状的研究，特别是市场经济下私营企业主、经营者、管理者等的思想道德现状的研究；王伦光对和谐社会构建与价值追求的研究等。学者们的这种研究取向充分体现了伦理学研究回归于伦理学本身的取向，需要强调的是，伦理学研究回归伦理学本身并不是指伦理学研究只注重理论研究，而是指伦理学研究在注重理论探讨的同时重视实践机制的探讨，并在理论研究与积极的实践介入的互动中实现伦理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伦理学研究向现实生活的回归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中注重历史资源的现代转换。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伦理学在伦理思想史研究方面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浙江大学团队中包利民等人对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的研究，罗卫东对亚当·斯密伦理思想的研究，陈寿灿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研究，朱法贞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研究，任宜敏对佛教伦理思想的研究，张静蓉等人对晚期希腊伦理思想的研究，秦越存、王国银等对西方美德思想的研究，董根洪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研究等。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经济学出身的罗卫东对亚当·斯密伦理思想的研究从动态的文本解读进而到对亚当·斯密本人的思想世界及其流变的解读，这既体现了罗卫东的学术勇气与社会责任（万俊人语），同时，也给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带来了一阵清新之气。浙江伦理学者的这些对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在深入发掘中西传统伦理思想之精髓的基础上，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为基准，在继承弘扬传统的同时，积极探讨传统伦理思想资源的当代价值，寻求传统伦理思想资源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道德重建的启示意义。这种执着于伦理思想的探究而不拘泥于历史，积极探索对传统伦理思想资源进行创造转换的立场正体现了伦理学研究回归现实的当代取向。第二，应用伦理学的兴起与繁荣。应用伦理学的兴起既是当前国内伦理学研究的一道景观，也是浙江伦理学研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国内应用伦理学的兴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浙江应用伦理学的兴起相对较晚，系统的有影响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基本始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一批年富力强的学者的加盟，浙江应用伦理学的研究逐渐趋于繁荣。目前，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几乎已经成为浙江伦理学研究的最强音，代表性的成果包括：何建华、汤建波等人的经济伦理研究，陈寿灿的法治伦理研究，喻晓峰等人的国际关系伦理研究，胡承槐的制度伦理研究，张应杭、李秋华等人的企业伦理研究，郭夏娟的行政伦理研究，高湘泽的责任伦理研究，何历宇的公共伦理研究，郑根成的传媒伦理研究，亓奎言的神经伦理研究，张彦的伦理风险问题研究，万慧进等人的生命伦理研究，杨华等人的医学伦理研究等。资料检索表明，胡承槐、郭夏娟等人其实是国内学界较早介入制度伦理与行政伦理研究的学者。浙江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既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的积极回应，同时，在研究方法上积极响应规范伦理学的回归——当代应用伦理学的兴起，本身就是由元伦理学范式向规范伦理学范式的回归。这种回归主要体现为伦理学在其研究中舍弃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方法与立场，转而强调事实的伦理维度与价值的实践基础；这种回归也是伦理学在经历了自笛卡尔以至康德等人的科学化倾向之后向伦理的实践智慧本身的回归与转换。在这里，应用伦理学所强调伦理本身是一种实践智慧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内蕴了一种道德理想及相应的实践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应用伦理学的研究体现了伦理学向现实生活的回归。

三、反思与展望

总体来看，浙江伦理学在过去的30多年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30多年来浙江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文化繁荣做出了实质性贡献。但是，浙江伦理学研究的不足也同样明显。第一，与其他省市相比，特别是与北京、上海、湖南、江苏等伦理强省（市）相比，浙江伦理学研究明显落后。这既体现在团队建设方面，也体现在理论研究方面。团队建设方面，虽说近年来浙江伦理学的团队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逐步建成了浙江大学、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财经大学、湖州师范学院等在省内有影响的学术团队。但实际上，除了现有的三个学位点与湖州师范学院之外，其他高校的伦理学专业人才很难得到伦理学专业团队的支持，不少伦理学专业的学者及曾经热爱并从事伦理学研究的学者因自感孤单、缺乏动力等原因逐渐淡出了伦理学领域的研究。即便是三个学位点，同样也还面临着团队整合、壮大的艰巨任务。理论研究方面，应用伦理学是当前浙江伦理学界关注的焦点、重点，学者们在研究中推出了一系列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研究成果：何建华关于分配正义的研究、陈寿灿关于法治伦理的研究等在国内学界都产生了积极的学术反响。但伦理学的元理论方面、在系统的理论建构方面，浙江伦理学界在国内有影响的成果则要少得多；此外，相对于浙江省理工科、哲学一级学科及文学、新闻学等学科的相对强势来说，浙江省的伦理学研究也相对薄弱，仅有三个学位点且都集中在杭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前浙江伦理学研究力量的不足与学术资源分布的不合理。第二，伦理学研究与浙江的经济发展及民主政治建设也没有完全同步。浙江经济发展毫无疑问已经走在全国的最前沿，这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及民主政治建设相得益彰的结果。但在经济发展与民主建设的进程中，浙江社会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包括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公民社会中的公共伦理问题等。浙江伦理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推进，目前有影响的研究包括何建华的浙江市场信用研究，何显明的政府信用研究，张应杭、李秋华等人的企业伦理研究，但这些研究相对于浙江经济发展的恢宏与实际面临问题的复杂来说明显偏弱。当然，辩证地看，这也说明浙江伦理学研究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伦理学在当前的中国正日益成长为一门“显学”，这使得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各门学科均以各自的方式提出与讨论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参与到伦理研究中来。展望浙江伦理学的发展，三种进路值得思考：

第一，以省伦理学会为平台，加强省内外乃至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整合学术优势。30多年来，浙江伦理学界在学术交流方面已渐趋开放与活跃。2009年是浙江伦理学学术交流的丰收年：2009年4月，浙江省伦理学会正式成立，接着，中国伦理学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浙江财经大学召开；11月，省伦理学会又在绍兴召开“中国伦理学60年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此后，浙江省伦理学会每年都围绕浙江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点与热点问题召开学术研讨会，既关注现实问题的解释与解决，又在这种关注中促进伦理理论的研究；同时，还借每年一届的研讨会促进了省内伦理学界的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总体来看，与国内伦理学界学术交流的繁荣相比，浙江伦理学界的学术交流仍显落后与沉寂。为促进本省伦理学科与学术研究的发展，进一步加强省内外乃至国内外的学术交流，省伦理学会在其中应担当起学术交流平台的重要角色。有学者建议，学会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举办更多的学术交流会议，为学者创造交流机会；同时，也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创办一份内部交流刊物（定期或不定期），及时向省内学者通报本学科相关学术信息，以有效整合学术优势。

第二，以学位点建设为龙头，优化学术团队，积聚优势力量。多年的学科发展经验表明，良好的学术团队能促进学科建设快速发展，而30多年来，浙江伦理学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学术团队建设的滞后。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建设、优化学术团队是浙江伦理学界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基本思路是：以现有的三个伦理学学位点为龙头，在建设、优化、整合现有学术团队的同时，带动其他高校伦理学专业人才的团队建设，以积聚学科优势力量，促进学科发展。

第三，以问题为导向，主要围绕伦理学自身发展与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浙江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展开研究。作为一门特殊的价值科学与实践科学，伦理学的研究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是理论自身发展与完善，一是积极的现实反思与实践介入。二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对现实问题的反思既是伦理学实践理性的需要，又反过来促进伦理学理论的研究与创新。就浙江伦理学的研究来说，在伦理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深入反思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及随之而来的道德重建是一门必需的功课。同时，浙江社会在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也是浙江伦理学必须面对的课题。

[1]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朱法贞、何建华、王国银、金荣昌、郑祖泉、王从章等专家的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2]郑根成（1970—），男，湖南耒阳人，浙江财经大学伦理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传媒伦理研究。

[3]陈寿灿（1962—），男，浙江余姚人，浙江工商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法治伦理研究。

[4]根据陈瑛先生的解读，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现代伦理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迄今为止，它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属萌发期；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处于恢复活跃期；而90年代开始则迎来了发展期。参见《新中国的伦理学发展》，陈瑛主编：《中国伦理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38－646页。

[5]据考证，郑祖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省（这里主要指在本省工作）第一个接受过较为系统的伦理学专业教育的学者。

[6]参见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志编辑部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61页；吴光主编：《浙江哲学研究巡礼（1979－1985）》，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220页。下文引用浙江省伦理学学者的学术成果不再一一注明。

[7]高兆明：《伦理学理论发展30年》，《光明日报》2009年1月13日第0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