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陈旭峰[2]

【摘 要】领导干部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受到了整个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的研究主题是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研究假设是人口统计学变量、经济资本变量、社会资本变量和文化资本变量会影响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资本变量最能解释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其次是社会资本变量，第三位是人口统计学变量，文化资本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为了有效提升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必须坚持“分类指导、分别实施、分批推进”这个总体性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和因人制宜。

【关键词】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社会实现了全面发展，人民生活物质富裕程度越来越高，但与此同时，人民的精神富有的缺失问题日益凸显。在这一背景下，关于幸福的问题成了整个社会和学术界都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学术界，研究幸福的问题就会涉及主观幸福感这个专业名词。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衡量人民精神富有状况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标，这一指标具有主观性和整体性两大特征。主观性特征是指这种幸福感是主观体验的结果，不是客观状况的反映，也就是说，客观条件好的人主观幸福感不一定强；整体性特征是指这种幸福感是一种整体感受，不单单是某一方面的主观感受。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们都有下述需要：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或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3]所以，整体性特征也可以理解为：人们对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或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满足程度的主观感受。研究幸福感主要有两大流派，即基于快乐论哲学观点研究快乐的主观幸福感（SWB）与基于现实论哲学观点研究人类潜能的心理幸福感（PWB），前者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幸福就是追求感官的快乐，避免感官的痛苦；后者强调人的精神快乐和理性能力，认为人的幸福必须在理性的指导下才能实现。[4]领导干部群体是一个特殊的重要群体，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领导干部群体的独特优势地位是其他群体所不能比的，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领导干部群体独特的优势地位越来越弱化。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化期，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政府面临的各种压力越来越大，使得领导干部群体独特的优势地位面临诸多挑战。因此，领导干部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受到了整个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的研究主题是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通过分析找出影响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对症下药，以更好地提升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

二、研究述评

国内有不少关于主观幸福感问题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有的学者侧重于从理论层面对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如张清娥等人从特质理论、目标理论、期望值理论、社会比较理论、活动理论、动力平衡理论对基层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解释。[5]有的学者侧重于从实证层面对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如邢占军等人在北京、广州、昆明、沈阳、西安五个省会城市取样的基础上，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6]张义祯以福建省为例，通过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对福建省农村老年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展开实证研究，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深入剖析福建省农村老年妇女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从侧面反映福建省乃至全国老龄女性的生存境遇与生活质量状况。[7]

国内有不少研究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展开了主观幸福感研究，如刘晓霞等人在全国范围内取样，对城市女性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及群体差异进行了研究；[8]邢占军在山东省济南市范围内取样，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应用于城市老年群体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对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组群分析；[9]李保东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基于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设计有针对性的调查问卷采集样本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参数估计。结果显示：尊重和自我实现对大学生幸福感影响最大。[10]

有的学者侧重于分析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影响因素，如陈有真等人认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包括五大类：第一类，人格特质因素，如自尊、自控、乐观、外向和精神健康；第二类，社会人口因素，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教育；第三类，经济因素，如个人及总体收入、失业和通货膨胀；第四类，情形性因素，如具体就业和工作条件、人际关系、与婚姻伙伴的关系以及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第五类，体制性因素，如政治权力的分散程度和公民直接参与政治权利等；[11]张清娥等人认为，认知偏差、期望值、归因模式、心理资本、社会支持系统是影响基层干部主观幸福感的五大因素。[12]有的学者侧重于主观幸福感指标体系研究，如邢占军编制了由20个项目构成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并证实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同质信度、效标效度和构想效度。[13]

根据以上对主观幸福感相关文献的表述，笔者发现：已有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层次性，但也给之后的研究留下了空间，其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以领导干部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观幸福感研究非常欠缺；另一方面，关于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问题的实证研究更是欠缺，已有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分析和解释上。为了弥补现有研究中的一些不足，本文将从人口统计学变量、经济资本变量、社会资本变量和文化资本变量“四维度”分析框架出发，通过样本数据的分析来深入研究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三、研究假设与变量的描述性研究

（一）研究假设与变量的选择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笔者是从人口统计学变量、经济资本变量、社会资本变量和文化资本变量“四维度”分析框架来选择自变量的，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则是本研究中的因变量。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是人口统计学变量、经济资本变量、社会资本变量和文化资本变量会影响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具体来说：

假设1：人口统计学变量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笔者用三个指标来衡量领导干部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1）性别；（2）年龄；（3）健康状况。因此，假设1就有了以下三个分假设：

假设1．1：性别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

假设1．2：年龄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

假设1．3：健康状况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

假设2：经济资本变量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笔者用三个指标来衡量领导干部的经济资本变量，包括（1）薪水报酬满意度；（2）房产数量；（3）住房条件满意度。因此，假设2就有了以下三个分假设：

假设2．1：薪水报酬满意度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2．2：房产数量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2．3：住房条件满意度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3：社会资本变量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笔者用五个指标来衡量领导干部的社会资本变量，包括（1）职务晋升满意度；（2）工作环境满意度；（3）人际关系满意度；（4）职业认同感；（5）工作成就感。因此，假设3就有了以下五个分假设：

假设3．1：职务晋升满意度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3．2：工作环境满意度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3．3：人际关系满意度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3．4：职业认同感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3．5：工作成就感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4：文化资本变量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笔者用四个指标来衡量领导干部的文化资本变量，包括（1）受教育程度；（2）信仰危机感；（3）获得荣誉情况；（4）个人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一致性。因此，假设4就有了以下四个分假设：

假设4．1：受教育程度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4．2：信仰危机感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4．3：获得荣誉情况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4．4：个人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一致性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的描述性研究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课题“干部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自信研究”，该课题的问卷调查工作于2013年5—6月在浙江省展开，调查范围涉及浙江省所有的地级市。整个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700份，回收问卷656份，其中回收有效问卷606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86．6%。从样本的基本情况来看，大部分调查对象为男性，其比例为76．4%；大部分调查对象年龄在31—50岁之间，其比例为74．8%；调查对象的工作地点在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乡镇都有分布，其比例相差不多；大部分调查对象在党政机关任职，其比例为74．0%，有17．5%的调查对象在事业单位任职，另外还有8．5%的调查对象在企业及其他单位任职；调查对象的行政级别在地厅级、县处级、科级、无行政级别上都有分布，占比最多的是科级（37．3%），其次是县处级（27．5%），地厅级（17．2%）和无行政级别（17．9%）占比相差不多。

通过对表1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基本情况分析笔者发现：从因变量来看，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强与不强的比例相差不多，强的比例为51．4%。从自变量来看，在人口统计学变量方面，性别以男性为主，占到了76．4%的比例；年龄以31—50岁为主，占到了74．8%的比例；在健康状况上，大部分研究对象很少生病，这一比例为66．3%。在经济资本变量方面，对薪水报酬满意度不高，这一比例为61．1%；房产数量在2套及以上的比例为48．8%；对住房条件比较满意的比例为45．9%。在社会资本变量方面，大部分领导干部对职务晋升满意度不高，这一比例为56．3%；大部分领导干部对工作环境满意度和人际关系满意度都较高，其比例分别为55．1%、66．2%；大部分领导干部职业认同感和工作成就感都较强，其比例分别为59．9%、54．6%。在文化资本变量方面，大部分领导干部的受教育程度在本科及以下，其比例为69．1%；大部分领导干部信仰危机感不强，其比例为62．7%；大部分领导干部获得荣誉不多，其比例为75．4%；大部分领导干部个人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不一致，其比例为62．5%。

表1　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基本情况[14]

四、模型分析

为了更好地说明人口统计学变量、经济资本变量、社会资本变量、文化资本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笔者是在有统计控制的条件下来使用Logistic回归。在Logistic回归分析中，笔者通过逐一加入控制变量建立了四个分析模型。从Nagelkerke R2的变化以及卡方检验的结果笔者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经济资本变量、社会资本变量、文化资本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差异的解释能力是不同的。具体来说，经济资本变量最能解释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其次是社会资本变量，第三位是人口统计学变量，文化资本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

表2　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模型

续　表

注：＊P＜0．10 ＊＊P＜0．05 ＊＊＊P＜0．01

（一）人口统计学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在模型1中，只有人口统计学变量进入了模型，整个模型的Nagelkerke R2 为0．065，这说明人口统计学变量能够解释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差异的6．5%。可见，人口统计学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差异的解释能力并不强。从分析结果来看，假设1．1和假设1．3得到证实，假设1．2得到部分证实，因此，假设1基本上得到证实。具体分析结果可以归纳为三点：

第一，性别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显著的（在0．05水平上显著），因此假设1．1得到证实。与女性领导干部比较而言，男性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强的可能性是其可能性的61．4%。可见，比较而言，女性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比男性领导干部要强。

第二，在年龄变量中，50岁以上这个因素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影响（在0．01水平上显著），31—50岁这个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假设1．2得到部分证实。与30岁及以下的领导干部比较而言，50岁以上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强的可能性是其可能性的3．356倍。虽然31—50岁这个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从分析结果笔者发现：年龄越大的领导干部，其主观幸福感越强。

第三，健康状况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显著的（在0．01水平上显著），因此假设1．3得到证实。与很少生病的领导干部比较而言，生病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强的可能性是其可能性的45．0%。可见，健康状况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方向是正向的。

（二）经济资本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模型2中加入了经济资本变量，整个模型的Nagelkerke R2由0．065变为0．274，这一方面能够说明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经济资本变量能够解释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差异的27．4%，另一方面还说明经济资本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差异的解释能力比较强。从分析结果来看，假设2．1和假设2．2得到证实，假设2．3得到部分证实，因此，假设2基本上得到证实。这说明：通过增强经济资本来提升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是有效的。具体分析结果可以归纳为三点：

第一，薪水报酬满意度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显著的（在0．01水平上显著），并且其作用方向是正向的，因此假设2．1得到证实。与薪水报酬满意度不高的领导干部比较而言，薪水报酬满意度高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强的可能性是其可能性的2．327倍。可见，比较而言，薪水报酬满意度高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更强一些。

第二，房产数量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1套这个因素在0．1水平上显著，2套及以上这个因素在0．05水平上显著），并且其作用方向都是正向的，因此假设2．2得到证实。与没有房产的领导干部比较而言，房产数量1套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强的可能性是其可能性的2．036倍，房产数量2套及以上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强的可能性是其可能性的2．469倍。可见，房产数量越多的领导干部，其主观幸福感越强。

第三，在住房条件满意度变量中，比较满意这个因素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影响（在0．01水平上显著），满意度一般这个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两个因素的作用方向都是正向的，因此，假设2．3得到部分证实。与对住房条件不太满意的领导干部比较而言，住房条件比较满意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强的可能性是其可能性的5．327倍。虽然满意度一般这个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从分析结果笔者发现：对住房条件越满意的领导干部，其主观幸福感越强。

（三）社会资本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模型3中加入了社会资本变量，整个模型的Nagelkerke R2由0．274变为0．456，这一方面能够说明人口统计学变量、经济资本变量和社会资本变量能够解释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差异的45．6%，另一方面还说明社会资本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差异的解释能力比较强。从分析结果来看，假设3．1没有得到证实，假设3．2、假设3．3、假设3．4和假设3．5都得到证实，因此，假设3基本上得到证实。这说明：通过增强社会资本来提升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也是有效的。具体分析结果可以归纳为四点：

第一，工作环境满意度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显著的（在0．01水平上显著），并且其作用方向是正向的，因此假设3．2得到证实。与工作环境满意度不高的领导干部比较而言，工作环境满意度高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强的可能性是其可能性的2．268倍。可见，比较而言，工作环境满意度高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更强一些。

第二，人际关系满意度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影响（在0．1水平上显著），并且其作用方向是正向的，因此假设3．3得到证实。与人际关系满意度不高的领导干部比较而言，人际关系满意度高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强的可能性是其可能性的1．690倍。可见，比较而言，人际关系满意度高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更强一些。

第三，职业认同感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影响（在0．01水平上显著），并且其作用方向是正向的，因此，假设3．4得到证实。与职业认同感不强的领导干部比较而言，职业认同感强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强的可能性是其可能性的3．333倍。可见，比较而言，职业认同感强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更强一些。

第四，工作成就感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影响（在0．01水平上显著），并且其作用方向是正向的，因此，假设3．5得到证实。与工作成就感不强的领导干部比较而言，工作成就感强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强的可能性是其可能性的2．215倍。可见，比较而言，工作成就感强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更强一些。

（四）文化资本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模型4中加入了文化资本变量，整个模型的Nagelkerke R2由0．456变为0．482，这一方面能够说明人口统计学变量、经济资本变量、社会资本变量和文化资本变量能够解释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差异的48．2%，另一方面还说明文化资本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差异的解释能力较弱。从分析结果来看，假设4．1没有得到证实，假设4．2、假设4．3和假设4．4都得到证实，因此，假设4基本上得到证实。这同样也说明：通过增强文化资本来提升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是有效的。具体分析结果可以归纳为三点：

第一，信仰危机感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显著的（在0．01水平上显著），并且其作用方向是正向的，因此假设4．2得到证实。与信仰危机感不强的领导干部比较而言，信仰危机感强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强的可能性是其可能性的2．017倍。可见，比较而言，信仰危机感强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更强一些。

第二，获得荣誉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影响（在0．1水平上显著），并且其作用方向都是正向的，因此假设4．3得到证实。与获得荣誉不多的领导干部比较而言，获得荣誉较多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强的可能性是其可能性的1．546倍。可见，比较而言，获得荣誉较多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更强一些。

第三，个人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一致性变量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影响（在0．05水平上显著），并且其作用方向都是正向的，因此假设4．4得到证实。与个人价值观和组织价值观一致性不高的领导干部比较而言，个人价值观和组织价值观一致性高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强的可能性是其可能性的1．643倍。可见，比较而言，个人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一致性高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更强一些。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得出以下四个方面结论：

第一，人口统计学变量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这个研究假设基本上得到了证实。比较而言，女性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比男性领导干部要强。年龄越大的领导干部，其主观幸福感越强。健康状况对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方向是正向的。

第二，经济资本变量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这个研究假设基本上得到了证实。比较而言，薪水报酬满意度高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更强一些。房产数量越多的领导干部，其主观幸福感越强。对住房条件越满意的领导干部，其主观幸福感越强。

第三，社会资本变量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这个研究假设基本上得到了证实。比较而言，工作环境满意度高、人际关系满意度高、职业认同感强、工作成就感强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更强一些。

第四，文化资本变量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这个研究假设基本上得到了证实。比较而言，信仰危机感强、获得荣誉较多、个人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一致性高的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更强一些。

如何有效提升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是当前摆在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那么怎样来提升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呢？笔者认为，对于提升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对策，有三个方面的总体性原则是需要把握好的：

第一，提升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对策要做到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体现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提升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例如，在发展的初级阶段重点要解决的是提升领导干部经济资本层面的主观幸福感，发展的中级阶段重点要解决的是提升领导干部社会资本层面的主观幸福感，发展的高级阶段重点要解决的是提升领导干部文化资本层面的主观幸福感。

第二，提升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对策要做到因地制宜。因地制宜体现在：不同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差异很大，因此，在不同的地区，提升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例如，在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地区重点要解决的是提升领导干部经济资本层面的主观幸福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般地区重点要解决的是提升领导干部社会资本层面的主观幸福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地区重点要解决的是提升领导干部文化资本层面的主观幸福感。

第三，提升领导干部主观幸福感的对策要做到因人制宜。因人制宜体现在：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领导干部来说，其重点要提升的主观幸福感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例如，年纪较轻的领导干部重点要解决的是提升其经济资本层面的主观幸福感，年纪处于中间的领导干部重点要解决的是提升其社会资本层面的主观幸福感，年纪较大的领导干部重点要解决的是提升其文化资本层面的主观幸福感。

当然，提升领导干部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层面的主观幸福感这三者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说对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领导干部要有不同的侧重。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对于如何有效提升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这个问题，可以归纳为一个总体性原则——“分类指导、分别实施、分批推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和因人制宜，从而才能够更为有效地提升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

[1]本文为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课题“干部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自信研究”的成果。

[2]陈旭峰（1983—），男，浙江兰溪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讲师。email：chenxufeng2008＠163．com。

[3]王思斌：《社会学教程》，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4]任志洪、叶一舵：《国内外关于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述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152—158页。

[5]张清娥、王启元：《基层干部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初探》，《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31—34页。

[6]邢占军、张羽：《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6期，第9—14页。

[7]张义祯：《农村老年妇女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东南学术》2010年第5期，第168—176页。

[8]刘晓霞、邢占军：《城市女性群体主观幸福感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136—139页。

[9]邢占军：《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在老年群体中的应用》，《中国老年医学杂志》2003年第10期，第648—651页。

[10]李保东：《大学生幸福感影响因素模型》，《统计与决策》2013年第8期，第79—81页。

[11]陈有真、贾志永、周庭锐：《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城市发展研究》2009年第6期，第10—13页。

[12]张清娥、王启元：《基层干部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初探》，《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31—34页。

[13]邢占军：《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的编制》，《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3年第6期，第703—705页。

[14]从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基本情况来看，主观幸福感、职业认同感、工作成就感、信仰危机感这些变量之所以“不强”的比例较高，原因在于笔者在处理数据过程中将选择“一般”这个选项的数据都归入了“不强”。薪水报酬满意度、职务晋升满意度、工作环境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个人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一致性这些变量之所以“不高”的比例较高，原因也是在于笔者在处理数据过程中将选择“一般”这个选项的数据都归入了“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