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精神内涵的演变

李梦云[1]

【摘 要】本文通过对班达“知识分子哲学王”理论、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古尔德纳“知识分子新阶级”理论和萨义德“业余知识分子”理论的阐释与比较，分析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内涵的演变，以促进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反思，呼吁知识分子精神的回归。

【关键词】知识分子理论；内涵；演变

知识分子研究是个古老而长青的话题，其研究成果可谓灿若繁星，尤其是作为“知识分子”一词发源地的西方国家，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更是成熟和丰富。但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复杂多变的研究领域，随着时代的推移及历史文化语境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发展，这从西方几种比较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理论的流变发展可以看出。理性地分析这些西方的知识分子理论，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知识分子”是一个外来词，出自近代欧洲。在词源上，学界普遍认为“知识分子”有两个源头：一个是intelligentsia，一个是intellectual。Intelligentsia由俄文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知识阶层）转化而来，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主要指沙皇时期从西欧留学回来的一批俄国人，因为深受西欧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他们不满当时俄国的专制统治和落后的社会生活方式，“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的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2]。他们以群体的形式出现，倾向于把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关心国家和社会事务，具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其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著称，经常被称为“批判性的知识群体”，也被称为“知识阶层”。

Intellectual则出现在19世纪末的法国，起源于“德雷福斯事件”。法国军官德雷福斯1894年底被指控向德国出卖了军事情报，由于德雷福斯是犹太人，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法国军事法庭却仍以“间谍罪”和“叛国罪”判处德雷福斯终身监禁。从公平正义的立场出发，以左拉和克里蒙梭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学者极力为德雷福斯辩白。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起错案，但军方和政府却为了掩盖错误以保全其名誉而拒绝重审此案。围绕这一事件，一批能够超越自身专业领域，并为正义和良知而奋斗的学者，对现存政治权力和社会秩序发出了批判的声音，这批人后来被他们的敌对者称为“知识分子”。“德雷福斯事件”使“知识分子”一词被广为流传和使用。从此法国的“知识分子”一词成了专门描述那些受过较好的教育但又与传统和秩序相悖离之人，这群人批判政治，追求公平、正义和真理，带有波西米亚圣徒（Messianic Bohemians）式的精神气质，经常在咖啡馆中高谈阔论，以天下为己任。

作为“知识分子”概念的两个源头，无论是俄式的“intelligentsia”还是法式的“intellectual”，虽然他们各有其历史渊源，但在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性以及社会关怀的价值理念上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把知识分子界定为“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不仅致力于自身专业工作，还热衷于社会公共管理事务，深切关怀国家、社会公共利害之事，依据公平与正义、自由与理性等人类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这种知识分子内涵的界定所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精神不断积淀并被传承下来，成为西方知识分子观念中一个重要特点。

一、班达：知识分子哲学王

朱里安·班达在其1927年创作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中对知识分子内涵的经典概述是：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王（philosopher kings），是甘冒被烧死、放逐甚至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也能斥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权威的人，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

可以看出班达是站在很高的价值高度来界定知识分子的。班达所处的时代让他在精神上深受“德雷福斯事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这些事件使得他对于知识分子的使命有着毫不妥协的看法。他认为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传统的文化和伦理在物质文明的冲击下渐趋衰微以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物力论等形形色色现代思潮的日益高涨，人类社会进入了“政治的时代”，种族的激情、民族的激情、阶级的激情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些激情碰撞出来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阶级之间的对峙与仇恨还获得了理论上与组织上双重的推波助澜，披上了科学的、正义的、道德的外衣，政治激情的组织化、合理化和普遍化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曾经的羞耻感、恐惧感与罪恶感不复存在，贪婪、野蛮与杀戮变得肆无忌惮，人类文明的希望变得遥远而渺茫。而造成这一切现象的“罪魁祸首”就是知识分子的背叛，即“知识分子假借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背叛了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想”[3]。

在班达看来，尽管以往的历史也充满杀戮和战争，但这一切并不可怕，因为有知识分子的守护，人们能依然坚守普遍的正义与道德；因为有坚守，有敬畏，有知识分子的引领，这个世界不会陷入疯狂，人类文明秩序依然。但班达所处的时代让他深感失望，在那个政治激情高涨的年代，本来应该依靠理性、正义和道德来遏制人们日益膨胀的私利与仇恨的知识分子，却做出了与自己的使命完全相反的行为。班达说“我称之为以捍卫诸如正义和理性等永恒不变的和大公无私的价值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已经为了实际利益而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在我看来一点儿也没丧失其真实性，情况完全相反，他们彻底放弃追求真理，而是完全背道而驰了”[4]。他们走出了研究形而上学问的象牙之塔，狂热地为各种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而奋斗，以自己的知识来为各种野蛮行为建造一座座由道德、科学、审美构成的理论大厦，并煽动民众的参与热情。昔日的恶，成了今天的善；战争也具有了道德或者科学上的含义，失去了正义的评判标准。班达认为知识分子完全背叛了自己的使命，他们介入狭隘的民族、政治、权力与利益的争端中去，逐渐成了极其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和极权主义的刽子手帮凶，向罪恶妥协或献媚，他们让价值不复存在，正义的信念彻底崩溃。这正是班达所极力批判的。

班达所界定的知识分子带着神圣灿烂的光环，似乎使人只可仰望而不可企及，也正是因为班达对于知识分子极高的期盼，使他对于现实中的知识分子给予了痛心疾首的批判。班达笔下知识分子这种对于超越性价值的追求，对于使命的承担，在今天这个价值崩溃的时代显得弥足珍贵，让人心生向往。但也正是这种“哲学王”的高度，使班达笔下的知识分子群体人数太过稀少，在现实社会中似乎也难觅踪迹。我们看到的总是与特定阶级、阶层密切联系的具体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方面，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颇具代表性。

二、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

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狱中创作的有机知识分子学说摈弃了传统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作为划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标准，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待知识分子。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并不局限于那些仅从事脑力劳动的少数人，只要进入某种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做出文化选择，这样的人都是知识分子。

葛兰西依据知识分子在社会关系总体中担负的社会作用从历史的角度将其划分为两类：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所谓传统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在历史上产生的而现今赖以存在的生产方式已经消灭，凭借文化的持续传承而保持相对稳定地位的知识群体，典型代表如文人、教士、行政官吏等。而有机知识分子则是依托于一定阶级的发展而出现的，并且与阶级或企业直接相关，这些阶级或企业为了赢得更多的权力，以控制运用知识分子来获得利益。因此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企业家同自身一起创造出工业技师、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和新法律体系的组织者等人员”[5]，这些都是有机知识分子。

葛兰西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其有机知识分子理论是在分析一战后中西欧国家革命失败教训以及东西方国家社会结构不同的基础上，对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所需的文化策略的一种思索，他把无产阶级通过有机知识分子制造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掌握文化领导权置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之上。葛兰西认为传统知识分子与旧的社会制度相联，思想保守落后，他们并不自觉或不承认知识分子的“有机性”，自视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力图凭借文化的持续传承而保持相对稳定而又“独立”的社会地位，对社会的发展往往持消极甚至对抗的态度，因而阻碍历史前进。所以对于肩负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当代无产阶级来说，必须对传统的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积极进行转化。而有机知识分子是现代生产方式的产物，是新生阶级的知识分子，代表着历史的未来和社会发展的方向。相对于传统知识分子而言，有机知识分子主动地参与社会，改变民众的观念，积极拓展本集团的利益和权利，表现出强烈的政治热情和权力欲望。葛兰西认为有机知识分子在维护阶级统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无产阶级要积极造就本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通过知识分子发挥智识、教育和组织功能，提供新思想，创造本阶级和社会集团的世界观和哲学文化，并把这种世界观变为广大群众的信仰，从而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统一性，最终掌握文化领导权，然后在可能的适当的时候掌握国家权力。

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反映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19世纪电力革命后，科技及管理人员大规模进入生产领域，再加上教育水平和教育规模的不断提高，科技知识分子数量激增，总体结构也从传统的人文型为主导向科技型为主导转变。葛兰西敏锐地觉察到现实的改变，扩大了知识分子概念的外延，使得绝大多数在知识生产或分配相关领域工作的人都成为葛兰西所定义的知识分子。

三、古尔德纳：知识分子新阶级

同班达和葛兰西的观点不同，作为“新阶级理论派”成员的美国社会学家艾尔文·古尔德纳于20世纪70年代在其著作《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中指出，知识分子既不是超然的“哲学王”，也不是某个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自己就是一个新的阶级。在古尔德纳看来，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的转型正预示着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阶级”的兴起。古尔德纳“知识分子新阶级”理论的主要论点是：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文化资本”将取代“货币资本”成为社会统治的基础；而作为“文化资本”占有者的知识分子也将取代原有的资产阶级而成为新的统治阶级。

古尔德纳界定的知识分子新阶级由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的标签是文化资本家，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将历史和集体所创造的文化据为己有，变成资本，并从中牟利。与其他阶级比较起来，新阶级拥有的文化资本量相对较大，其收入的大部分也来源于此，而且他们的文化资本在某些方面是专门的。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进步，知识的生产和拥有将越来越重要，因此文化资本取代货币资本将成为必然，这种发展趋势也将使知识分子在社会中逐渐处于一种特殊的优越地位。古尔德纳认为文化资本的拥有统一了新的阶级。

新阶级最核心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有共同的言语方式，即批判式言论文化，这是构成新阶级价值观的主要部分。“批判式言论的规范号称有权评判所有的社会阶级和权贵的行动和言论。从批判式言论的角度出发，所有号称真理的说法，无论其社会出处，都要以同样的方式评判。”[6]这样，传统权威界定社会现实的权力就被无形剥夺。同时新阶级的话语文化寻求控制一切，包括控制自己的话题和自身，他们垄断真理，并使自己成为真理的守卫者。但新阶级因为上升途径及发展科技的兴趣受阻，尤其是他们所能享受到的财富和权力与他们所拥有的大量文化极不相称时，新阶级开始异化。新阶级认为世界应该由像他们这样具有超凡能力、智慧和科学知识的人来统治。但在现实中，新阶级却常常被一群毫无专业知识但却握有权力的旧官僚统治着，这使得他们觉得压抑和不满，因此新阶级要推翻旧阶级的统治。这个新阶级目前还没有完全成为统治阶级，他们还处于上升阶段，但古尔德纳认为这个阶级手中“至少握有一张历史前途的抵押证”。

可以看出古尔德纳的很多观点具有超时代的预见性，在当时的背景下他就已经预见到如今知识经济时代文化资本的重要及知识的力量。古尔德纳乐观地把知识分子新阶级看作未来的统治阶级，在某种程度上能促进新阶级自发性地形成。但古尔德纳的言说缺乏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论体系让人们相信新阶级就是未来的统治者，这也使得他的“知识分子新阶级”理论颇受争议。古尔德纳和葛兰西一样，把知识分子与权力、政治紧密相连，背离了班达笔下传统知识分子远离政治的坚守。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一轮轮新的经济危机下，知识分子新阶级难如古尔德纳所愿，他们越来越无法掌控自己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他们的专业技术越来越异化为资本不断创利的工具；知识分子新阶级的批判式言论也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其批判本身甚至也被资本收编成了利润手段或为权贵所利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爱德华·W．萨义德提出了“业余知识分子”理论。

四、萨义德：业余知识分子

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爱德华·W．萨义德综合了班达笔下知识分子对于价值的高度追求性、葛兰西笔下有机知识分子面向公众的世俗性和古尔德纳笔下知识分子言论文化的批判性，形成了自己的知识分子观。萨义德主张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他们是搅乱现状的人、流亡者和边缘人，核心是业余者，他们居于主流之外，抗拒现实，不被收编，从旁观察并监督政府。萨义德界定的知识分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他们是独立而勇敢的，能坚守真理和正义，坚持价值的普遍性，具有批评和反抗精神。他们具有独立人格，不论来自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秉持何种信念和信仰，只要在涉及个人自由、人类尊严等问题时，他们会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种族及宗教纷争，以一种基督般的情怀，捍卫那些普世价值，尊重人之为人的一切，而不会明哲保身，更不会欺世盗名。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必须从自己民族所经受苦难的切身感受，以更为宽广的情怀和全人类的视角来理解其他民族的不幸，当自己的民族可能把曾经承受过的类似罪行施加到其他民族之上时，知识分子摆脱不了揭露的责任。萨义德反复强调知识分子应该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种族及宗教纷争，以一种基督般的情怀，捍卫那些普世价值，尊重人之为人的一切。

其次，萨义德定义的知识分子关注现实，具有“为公众”的情怀。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7]。他们具有公共性，是民众的口舌和公理正义及弱势群体的代表，是即便面对各种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的人。可以看出，在对公理正义和普遍价值的坚守方面，萨义德与班达是一致的，但是班达主张知识分子应该远离对现实的关注，脱离政治，而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参与社会，关心政治。然而葛兰西界定的有机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即是关注现实，但他们却与萨义德界定的知识分子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他们缺乏“为公众”的情怀。葛兰西是从“冷战”思维方式出发来建构文化类型，强调文明冲突，增强民族认同，他所界定的有机知识分子不是对抗而是制造正统与教条。萨义德认为，这不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知识分子“为公众”的特质绝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而是斥责腐败、保卫弱者和对抗正统与教条。面对集体的狂热，知识分子“绝不把团结置于批评之上”，他们始终保持着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普遍的人文情怀。

再次，萨义德主张知识分子以“流亡”的方式介入社会，关注现实，它包括身体流亡和精神流亡两个层面。在萨义德看来，因放逐或移居的“身体流亡”使知识分子既难与新环境完全合一，也难与旧环境完全分离，这样他们就可以拥有双重视角和超越性视野，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看问题，也不会局限于狭隘的领域和局部的经验。游牧的、去中心的、对位的“流亡”使知识分子拥有思想上的源头活水，并能更好地落到实处。而对于那些没有移民或者放逐的知识分子，萨伊德认为他们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即所谓“精神流亡”。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面对阻碍也依然去想象和探索；去发现只有在边缘才可以看到一些事物。“流亡”使人解放出来，并永远成为边缘人。这种边缘人身份和角度，可以使知识分子更加客观和理性地从旁观察并监督政府，冷静地审察和怀疑，以发现问题并随时指出，它是促使知识分子保持活力和批判精神的最佳模式。

最后，萨义德主张知识分子以“业余性”取代“专业态度”。今天对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极为特别的威胁——专业的态度，即“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8]。知识分子这种对社会公共机构的依附及对权势的服侍限制了他们的言论自由和主动代表民意的自由，他们受制于圈子内部的“政治语言和观念结构”，根本无法运用独立的批判和分析精神，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被技术上的细枝末节彻底淹没。另外，专门化也戕害了知识分子的兴奋感和发现感，使他们以冷漠的理论和方法论来看待知识和艺术，怠慢、唯命是从成为很多知识分子的专长。面对专业化围困，萨伊德认为必须用业余性加以对抗。当今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他们有权对即便是极为技术性和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必须时时维持警觉状态，不能让约定俗成的观念或似是而非的事物带着走。当今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作为不受奖赏的、业余的良心”向权威发言，而不是作为“专业性的恳求者”。他只能代表社会公义和人类公义发言，而不是其他。

五、结　　语

通过上述四种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学者因所处时代、身份地位、文化背景的不同，对知识分子会有不同的理解。

班达坚定地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精神，对知识分子给予极高的期盼，正是基于此他对现实中知识分子的背叛进行了痛心疾首的批判。在班达眼里，知识分子是身背十字架的一群人，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与使命，他们致力于超越的价值活动，守护着对于普遍的人性珍贵的价值与尊严，坚守着正义与道德。他们勇敢、耿直而雄辩，敢于向权势说真话。无论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对他们来说都可以直截了当地批评与责难。他们是具有象征性的人物，如苏格拉底、耶稣和伏尔泰等。

葛兰西理解的有机知识分子并非仅仅是作为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的文化精英，也不是超脱于一切社会阶层之上静观式的、非功利的文人，而是有阶级性、社会干预性及肩负社会变革使命的有机知识分子，其理论思考的终极指向并非文化的、理论的，而是政治的、实践的。正如葛兰西的战友陶里亚蒂所言，葛兰西理论活动与政治活动的中心议题乃是“工人阶级成为整个国家生活的领导者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方式”[9]问题。随着现代工业的不断发展，科技知识分子激增，葛兰西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而极大地扩大了知识分子的外延，使其认识超出了班达那种人数极少并且主要是人文型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理论视野，但知识分子人数的泛化，冲淡了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精神。

古尔德纳并没有像班达那样把新阶级描述成禁欲主义或是圣人般的形象，在他眼中“新阶级是一个有瑕疵的普救阶级”，他们不会无私地献身于他们的事业，但也不会单纯地将事业视为追求利益的手段。他们同样看重金钱、地位和权力，但又不像旧阶级那样贪得无厌，贩卖技术，追名逐利。新阶级的意识不是纯粹以经济利益为取向的，他们对社会整体负有责任心。因为他们很多的阶级利益和人类很多的普遍利益不谋而合，所以他们对人类的发展进步有更大的贡献。古尔德纳把知识分子从天上降落到人间，但又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能很好地摆正自身利益与社会责任的位置成为未来的统治阶级，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

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反思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作为一名美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流亡者的视角使他在反思知识分子相关问题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界定的知识分子，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品质，更是一种精神。他的知识分子理论不仅在深层意义上坚定地捍卫了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而且指出了在全球化及后现代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坚持原则，如何公正地再现自己与他人，如何有所作为、对权势说真话。“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考量里包含着对真理、正义、自由的热爱，他那种不依附权威、不献媚政治、完全以心中的原则去行动的精神，不正是当代知识分子所缺失的精神品质吗。”[10]

综观西方知识分子理论的发展历程，从诞生之初被界定为社会良心的代表，到班达对传统知识分子精神的坚定继承，再到葛兰西与古尔德纳对于知识分子外延的扩大，而知识分子精神的相对淡却，再到萨义德在知识分子集体失语的当今对于知识分子精神的大声呼唤，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时代变迁对于知识分子的影响及要求。知识分子的内涵在经历复杂的发展之后，似乎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但时代的逝去永远不可能回头，就像班达的知识分子理论和萨义德的知识分子理论有很多相似点，但时代的差距也异常明显。今天知识分子所存在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严重，都要深刻。萨义德对于知识分子理想的追求，灿烂而遥远，那种精神的高度让当今的知识分子似乎望尘莫及。但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应该是社会的中坚与脊梁，担当着社会价值取向、人类终极意义的建构和阐释使命，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转型也应该由他们发起，这是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

反思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置疑，没有了义不容辞的使命意识，也没有天下千秋的承担情怀，他们的“良心”一再受到拷问，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崇敬也烟消云散。在制度化、专业化、市场化的围困下，似乎看不到了知识分子的踪迹。有学者焦虑地说：“我们正处在一个价值崩溃与混乱的时代，面对滚滚而来的金钱至上、物质崇拜、物欲横流的‘大潮’，坚持独立、自由的思想，坚持信念与乌托邦的理想，坚持精神与道德的操守……就有着特殊的紧迫性。”[11]借鉴西方知识分子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为我们所用，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重新树立知识分子的精神，对于推进当今社会的健康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殷海光说：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已经快要失明了，我们要使这双眼睛光亮起来，照着大家走路。我们不能放弃对知识分子的希望，不能放弃理想、责任和担当，因为这里隐藏着民族复兴的希望。

[1]李梦云（1978—），湖南祁阳人，博士，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

[2]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3]《译者的话》，见［法］朱里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1949年版序言及其注释》，见［法］朱里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6]［美］阿尔文·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杜维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7]［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17页。

[8]［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5页。

[9]［意］陶里亚蒂：《陶里亚蒂论葛兰西》，袁华清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

[10]王代莉：《知识分子的流浪和业余精神——读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8期（上），第135页。

[11]钱理群：《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见刘琅、桂苓主编：《大学的精神》，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