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性欲和情欲的本能
性欲及性行为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对人类生存、世代延续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性行为的意义和目的表现在:第一,生儿育女,繁衍后代,这是人类自身繁衍和发展的需要。第二,追求快乐,即实现一个人自己肉体的或情感的快乐欲望。第三,表达爱情,性行为是男女相爱的深沉亲密的表达方式,在男女相爱中实现奉献。性行为的三方面目的不是相互排斥的,实际上常常是相互包容的。人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动物,其情欲主要表现在母爱、性爱、物欲、占有欲、贪欲、私欲等方面。人的欲望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满足人的欲望也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怎样对待人的欲望?如何满足人的欲望?对这个问题,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持有不同的态度,从而表现出不同的道德判断标准。
禁欲主义认为人的欲望特别是肉体欲望是一切痛苦和罪恶的根源。它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情欲,拒绝物质生活享受,放弃一切欲望,并以此作为人生理想。中世纪基督教宣扬,人必须绝对服从上帝的安排,听天由命,逆来顺受,自甘屈辱,怯懦驯服,禁欲克己,蔑视一切物质享受,只有这样才能救赎原罪,拯救灵魂,进入天国,实现来世的幸福。佛教也认为人生的痛苦根源于人的自然欲望。人生是瞬间的生命现象,而人们却总是拼命地追求无限的欲望。然而,贪欲总是得不到满足的,这导致人生的痛苦。为了摆脱痛苦,人就必须修行禁欲,六根清净,四大皆空,舍弃物质的追求,这样才能达到一切皆空的无痛苦的精神境界——涅槃寂静。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纲领。“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15)意思说,要理解并维护社会的仁义礼智规范,就要去除各种物质生活欲望,压制人性需要。显然,禁欲主义抹杀了人的自然生理需要及情欲。其实,只要人生存着,就必然有欲望。所以,自然欲望是人生活的基础。
与此相反,快乐主义把人看作是自然的生物,强调人生的目的在于追求快乐。认为只有肉体或心灵的快乐状态才是唯一可求和合乎人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用快乐主义反对禁欲主义,提倡利己主义,强调现世幸福。认为人的七情六欲支配人的一切思想感情和行动,任何人为的力量都无法束缚和取消它。因此,一切满足感官享受的东西都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他们鼓吹享乐的合理性,甚至提出“不道德的享乐是不存在”的论断。荷兰的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认为,人的情欲高于理性,人生的目的就是感官享乐,就是毫无顾忌地寻欢作乐。他赞同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话:“最愉快的生活就是毫无节制的生活。”法国的蒙台涅也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个人感官享乐,人的理性只不过是为个人享乐提供正确的方法,而且他实际上还把感官享乐作为判断道德上善恶的标准,认为快乐就是道德。中国魏晋时代流传的《列子·杨朱》认为人的本性就是满足感官的享乐。“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人生就是“为美厚尔,为六色尔”,“丰屋美服,厚味姣色”。只有“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放荡纵欲,及时行乐,才能成为“真人”。可见,《杨朱》所宣扬的是赤裸裸的享乐主义。对于享乐主义,马克思指出:“享乐哲学一直只是享有享乐特权的社会知名人士的巧妙的说法。”把它作为整个社会普遍的人生观是虚伪的,“一旦享乐哲学开始妄图具有普遍意义并且宣布自己是整个社会的人生观,它就变成了空话”(16)。
不难看出,禁欲主义和享乐主义都未能正确等待人的欲望。人的欲望既不能压制否定,不然的话,人就失去生活的动力;同时也不能无节制的满足,否则的话,人将降低到动物的水平。此外,人不仅要满足自然生理欲望,而且要满足社会精神的欲望。总之,从道德上说,我们既反对“禁欲”,又反对“纵欲”,而是主张“节欲”。
综上所述,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共同属性。作为共同人性,它是任何时代人的生命活动的基本需要,它与动物性互相沟通融合。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17)然而,我们又不能由此推出人的自然属性与动物性完全相同。因为在人的食欲、性欲和自我保存等自然属性的表现形式和生理需求的满足方式方面,已注入了社会和文化的因素。比如,人的吃喝饮食,动物只是因饥饿的刺激而作出的本能反射,并通过用利爪和尖牙撕食生食的方式来满足饥饿;而在人那里,总是通过一定的社会方式即利用火烤、刀切、筷夹、宴会等形式来实现。人的吃喝不仅以自然物填饱肚子为满足,而且经过加工烹调,讲究色香味形、食品种类、饮食方式和营养状况。因此,“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18)。人的食品生产和享用是社会性的,是农业、工业和艺术性的活动。又比如,人和动物都有繁衍后代的需要,但人的繁衍需要的满足是在婚姻制度中实现的。性欲表现为男女间的爱情,并通过婚姻家庭这种社会形式来实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们的“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19)。所以,不能将人的自然属性简单归结为一般动物性。只有社会化的自然属性才是人的自然属性。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的两性关系不仅是每一时代人们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衡量整个人类文明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因为如何对待“两性关系”以及如何实现这种自然关系,这是人和动物相区别的分野,同时也是评价一个人品性及文明水平的标准。马克思认为,两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人的行为方式以及人对自身行为的理解方式明显地显示出动物性的纯粹自然行为已经变成了真正的人的行为,自然的动物已经升华为文明的人。他说道:“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的本质,他的人的本性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自然界。这种关系还表明,人具有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需要,也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何种程度上同时也是社会存在物。”(20)可见,人的性行为不是纯粹的动物性行为,而是同人类的生产劳动相联系并通过一定的婚姻家庭等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中渗透着一定的情感的、道德的、精神的、文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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