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哲学的召唤

三、社会哲学的召唤

博士论文中的理论框架虽然能解决不少问题，但一则辩证法问题仍令人困惑不已，且一时难以找到解决的途径，研究处于停顿状态;另则，这仍只是一种基于逻辑上的合理性的思路，哲学与其所处时代现实生活的关联尚在视野之外。这后一方面常使我感到惶惑，同时，现实生活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困扰，也使我觉得有必要直接关注社会转型。既然纯粹的理论研究难以深入下去，不妨先关注一下现实问题。我常常想，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激进还是保守，他在骨子里仍是一个儒者，是很难摆脱儒家的那种以天下为怀的入世情结的。当然，后来的事实说明，这种转移还是有助于基础理论研究的。

最初引起我兴趣的是人们关于公平和效率何者优先的问题和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的争论。由于不满足于争论中那种简单的功利主义与抽象的道德主义的对立，在马克思、韦伯、滕尼斯、迪尔凯姆、贝尔等社会理论大师有关工作的基础上，我从《探求公平与效率的具体关系》(1994年)一文中开始，最终在《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1998年)一书中发展出了一种社会转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非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社会秩序的稀缺性，主要生产社会秩序的政治活动就具有了一种使经济活动和精神文化活动服从于自身的特别重要的地位，从而造成了以政治活动为中心的三大领域的合一状态;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在人们之间所形成的互相依赖的纽带关系本身就有一种社会整合功能，亦即经济活动本身就有一种附带地生产社会秩序的作用，这就极大地减缓了社会秩序的稀缺性，使得政治活动的中心作用不再必要，从而导致了三大活动领域的相对分离。所谓社会转型，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就是一个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过程。这一社会转型理论能够较好地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复杂关系、诸领域道德价值的疏离化趋势、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必然性、理想性文化与实用性文化的分离以及理想性文化的复调化走向，甚至也能够对百多年来中西文化之争给出一种全新的解释，并对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发展的可能性也在复调文化理论的基础上给出了一种合理的说明。这些思想后来在《社会哲学》(2001年)和《复调文时代的来临》(2002年)两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

社会哲学的研究持续了七八年时间，这期间由于我通过社会哲学研究体悟出一种理论研究方法，便又恢复了对基础理论研究的兴趣，并在知天命之年试图缩小研究范围，以便能够在有生之年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情。但2006年主办“马克思哲学论坛”大会，由于大会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因而又不得不沿着社会哲学的道路，进入到当时在国内亦成显学的政治哲学之中。在《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社会正义问题——一种复合正义论论纲》(2006年)中，我试图提供一种基于实践哲学的正义理论。这种正义理论只能是一种复合的正义论，是各种价值原则之间的折中复合，是各种条件、各种境况之间的复合。由于这种种符合，这种正义理论便不是理论哲学的普遍主义的，而是实践哲学的境况主义的，其确定性不依赖于理性原则的确定性，而依赖于具体生活事件境况的确定性。而在《从“理想国”到“法治国”——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何以可能》(2006年)一文中，有感于国内学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空疏，我则进而试图探讨发展一种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想性政治哲学的现实性政治哲学。我认为，现实社会生活需要一种现实性维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柏拉图政治哲学从“理想国”到“法律篇”的转变，对我们构建这样一种政治哲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马克思本人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社会特征的论述也显示出，从马克思的基本原则出发构建起这样一种现实性维度的政治哲学是可能的。这样一种政治哲学与既有的理想性维度的政治哲学构成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两种不同的进路。两种进路之间既存在着某种张力，但也构成一种互补关系。

政治哲学的研究本来有点客串的性质，是为了显示作为会议主办方的一种积极投入的姿态。但建构一种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念颇具吸引力，不少学界的朋友对之亦颇为赞赏，这又使我颇为犹豫，到底是放弃还是继续这一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