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做的和想要做的事

五、正在做的和想要做的事

目前已完成的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论证和贯彻仍然只是初步的工作，并且还是粗线条的。对于进一步的研究，我打算专注于特定的问题，将这些大的原则贯彻到底。例如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关系问题、具体的实践活动中的辩证法问题、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问题，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问题，等等，都需要进一步考虑。在《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再思考》一文中，我试图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一新的理解。我的结论是，在一种意义上，理论与实践都是人与其世界打交道的活动方式，都在某种程度上是“抽象的”，非完全个别的。在此意义上，二者是同“根”的。这种同根性使得我们能够坚持马克思的理论统一于实践的立场。而且，正是因为二者的同根性，因为理论思维的抽象普遍性是从实践意识或实践智慧的“准个别”中抽象出来的，所以理论被应用于实践，即被装配于实践智慧的复合体中，才是可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二者的非个别化程度又是有着根本性的差别的。理论可以说是基于一种绝对的单一视角的透视，因而便成为一种绝对的非个别化，一种理想化的普遍性，而实践则必定是非单一视角的，或者说是模糊视角的。由此可以将马克思哲学与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区别开来。这样，一方面，理论与实践得以严格区分，另一方面，又可将理论从一个方面植根于实践，从而坚持了一元的实践哲学的立场。由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新理解出发，在《我们可以在什么意义上谈论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一文中，我则得出了这样一种实践哲学的结论:如果我们承认理论世界根源于实践世界而又与之有根本的区别，那么，我们便只能在理论世界中合理地谈论历史规律问题，而不能合理地谈论人的能动作用问题;在实践世界中我们可以合理地谈论人的能动作用问题，但不能合理地谈论历史规律问题，而只能合理地谈论历史趋势问题以及历史趋势与人的能动作用的关系问题;而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我们都不能合理地谈论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的关系问题。这些结论与人们所熟知的东西似乎很不相同，但我以为这正是实践哲学的必然结论。在《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卢卡奇与马克思哲学中黑格尔主义传统的起源》、《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界分》、《马克思的历史概念》等几篇文章中，我也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和康德哲学的关系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但所有这些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和细化，这恐怕就是我未来几年的主要工作。

但在我的想象中，更重要的是如何使自己的工作能有助于中国哲学精神的复兴。这是我从一开始从事哲学研究就在心中暗暗设定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不能不涉及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既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事实，也是马克思哲学必须面对的一个思维范式的传统。无论处于何种类型的社会，如果两种哲学同时共存并发生碰撞，那么就必定会产生对话和融合。对于中西哲学的融合问题，我认为马克思哲学具有较其他西方哲学流派更大的优势。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国没有发展出像西方近代哲学那种强大的主体性哲学，中国古代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从而与马克思的哲学之间就拥有更大的共通性，也就具有更多对话的可能性。事实上，我们已经具有了这种对话和交融的成功的例证，那就是毛泽东的哲学，特别是他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一方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又将中国的古代哲学的智慧融入其中，并付诸革命的实践。更重要的是这种实践获得了成功。我以为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解释由于受以往教科书框架的束缚因而是不很恰当的。在《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矛盾论〉》、《〈实践论〉的实践哲学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现实性到理想性》等文中，我试图表明，毛泽东哲学是一种带有十分浓厚的中国传统实践哲学色彩的实践哲学，其辩证法则是一种寻求能够指导行动的实践智慧的辩证法，而决非黑格尔式的构造理论体系的理论辩证法。毛泽东哲学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基于传统而吸收西方思想的范本。这是其在战争年代成功的思想基础。但毛泽东未能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近代科学所造成的科学的理论活动对于实践的相对独立性，在认识论上过多地看重直接经验，则当是其在后来社会建设时期发生重大失误的思想根源。当然，这其中的问题也是相当复杂的，需要在这上面付出更多的努力。

回顾二十多年来走过的路，总体上说，似乎存在着一种趋向，那就是走向实践哲学。如果说是一条道路的话，那这条道路就是走向实践哲学之路。走向实践哲学之路，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回归实践哲学之路。一方面是回归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这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探索的道路;另一方面则是回归中国传统实践哲学，或者说重建中国传统哲学精神，这对于我来说则是一条更加长远、更加困难的道路。我以为，当今中国的哲学研究者们的一个根本使命，便是在现代条件下重建中国哲学的精神，以我的同乡先贤宋儒张载为榜样，“为天地立心”，“为往世继绝学”，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