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自由与必然问题的一种独特努力

二、哲学:解决自由与必然问题的一种独特努力

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作为人类存在的本原性结构或矛盾关系，不可避免地贯通于全部人类生活，而人类的全部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要以解决这一矛盾为鹄的。

全部人类活动，依据其中介的特征，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样式，即以物质生产工具为中介的实践活动、以抽象语言为中介的理论活动和以形象语言为中介的艺术活动。实践活动以物质性工具为中介，因而是一种实在性的活动;理论活动与艺术活动以语言符号为中介，则是两种象征性的活动。实在性的实践活动是以实在的方式对于自由与必然问题的把握与解决，而象征性的理论活动和艺术活动则是以象征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把握与解决。实在的解决方式毫无疑问是最为基本的解决方式，但象征的解决方式亦决非可有可无。在某种意义上，实在的方式与象征的方式是互为前提的。一方面，实在的解决方式提供象征的解决方式的存在条件和基础，另一方面，象征的解决方式亦构成了实在的解决方式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人的物质性的实践活动与动物式的物质活动根本不同，它不是一种纯粹的物质过程，而是一种为象征性活动所渗透、所中介了的物质过程，即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过程。

对于自由与必然问题的两种象征性的把握与解决样式也是各自相异的。理论活动的象征性方式的根本特征在于其客观性，即对待事物持一种摒弃主观欲念的静观态度，以便完全客观地理解和解决自由与必然的问题;艺术活动的象征方式的根本特征则是其理想性，即试图在理想的状态中扬弃必然与自由的对立，而并不问此种状态的客观实在性如何。但不论何种活动样式，都是人类解决自由与必然这一本原性矛盾的努力。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活动，其解决自由与必然问题的方式有何特征呢?一般地说，理论活动作为象征性解决自由与必然问题的样式，自身又是分为各种专门的形式的，特别是随着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这种理论活动的专门化会呈现出一种加速发展的趋势。理论活动以科学为其典范，所谓理论活动的专门化主要就是各学科门类的日益细致化。这些学科作为专门化了的理论活动，都是从特定的某一方面对于自由与必然问题的把握与解决，或者说，各门学科都是从特定的方面将人类活动总体分割开来进行研究，从中探求对于自由与必然问题的特定的解决，而不是从总体上对人类活动进行研究以探求这一问题的总体解决的。从总体上考察人类活动是与经验科学的实证性相矛盾的，人类活动作为总体是超出实证的范围的。因此，在各门实证科学将人类活动的不同方面分别进行研究之后，就还需要一门学科去研究人类活动总体，即从总体上去把握和解决自由与必然问题。这样一门学科，就是通常称之为哲学的学科。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活动所特有的任务与功能就是从总体上把握和解决自由与必然问题。各门实证科学对于自由与必然问题的象征性解决，都具有特殊的、专门的、局部的、有限的特征，而唯有哲学是从普遍的、非限定的总体上的象征性的解决。

哲学作为一种对于自由与必然问题的总体上解决的理论活动，是解决这一人类存在本原性矛盾的独特的努力。这种努力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哲学活动的非特定性即总体性、非专门性，而且还在于哲学的解决总是一种终极性的、求根性的解决。任何理论活动都不是一种就事论事的经验汇集，而是要超越于当下直接的感性经验，达到一种普遍性，找到一类感性对象的普遍根由。但任何特殊的专门科学对于直接感性经验的超越都是一种有限的超越，因为任何专门科学都要预设某种前提，不再对此前提刨根问底，穷究不舍，而将其作为不言而喻的东西。这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我们不能研究一切事物，因此我们被迫满足于假设。如果我们要门转动，必须装上合页。”^[7]任一科学所预设的前提，就是使该门研究得以“转动”的“合页”。哲学作为一种从总体上对于人类活动的把握，虽然也要预设一些前提，但它对于自己预设的前提也要进行批判，而不会在穷根究底的过程中途停顿下来。它要对任何前提进行追问，这便是哲学把握问题的方式的总体性之所在。哲学若是固执于任何特定的前提，便失去了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而成了一种既非哲学又非实证科学的不伦不类的东西。因此，哲学就是一种终极的求根性的理论活动方式，它要追问一切设定的或暗含的前提，超越任何特定的设定，要从终极的根由上把握和解决自由与必然问题。

哲学作为一种从总体上寻求自由与必然问题之终极解决的理论活动，固然以其总体性、终极性把自身与各种特殊的理论活动或科学研究区别了开来，但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活动也会采取一般理论活动的方式，也要对其对象进行抽象，从最抽象、最一般的规定上来把握对象、解决问题。那么，哲学对其问题，即从总体上把握和解决自由与必然的问题进行抽象的结果是什么呢?自由与必然这一人类活动中的本原性矛盾关系抽象至极便显示为两种最抽象、最单纯的规定之间即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自由得以可能的终极根由是思维、意识或精神性活动，或者说，自由抽象至极就可归结为纯粹思维，而与自由相对立的必然性抽象至极则可归结为与思维对立的或思维之外的存在。对于人类活动或人类世界而言，这两种规定是终极的抽象，不可能再作进一步的分析或还原。因为如若舍去其一，人类活动或人类世界就将不再存在，而是或抽象为单纯的自然，或抽象为单纯的神灵世界，都不再是人类世界。就理论活动而言，若舍去其中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便不可理解。事实上，这二者作为抽象至极的规定性，只能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去规定，离开了它们的相互关系，我们就只能满足于存在是存在、思维是思维这样的同语反复了。这正表明探求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是一种具有终极性的理论活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人类存在之本原性结构的最为抽象、最为单纯的表达，它也就构成了作为人类存在之本原性结构的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关系的最内在的本质关系。哲学与各门特殊科学的不同之处也就在于哲学独一无二地抓住了思维与存在这一人类存在的最内在的本质关系，由此出发去探求自由与必然问题的总体性解决。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人类活动或人类存在的本原性结构的最抽象的表达，也就构成了解决自由与必然问题的客观的逻辑起点。这就是说，对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解决，从逻辑可能性上决定了对于自由与必然关系问题的解决;这两个关系问题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一者为前提，一者为结论。前提如何，决定了结论;而结论本身也制约着对于前提的解决方式。因此，对于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而言，在其客观的逻辑结构上，必然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构成其逻辑起点，而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则构成其逻辑终点。不管一个体系在这两个逻辑端点之间包含多少中间环节，但在其客观的逻辑结构上，这两极关系是必定存在的。这样，我们也可以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构成了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从哲学的使命来说，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则构成了哲学的最高或最终问题。一种哲学，不论其表达方式如何，它必定要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做出某种解决，也必定要由此而对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做出某种解决。在对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做出了某种解决之后，从逻辑上说，一个哲学体系就算完成了。如何从自然必然性以及受自然必然性制约的历史必然性中求得自由，达到人的完满存在，乃人类存在之终极问题，因而哲学一旦以某种方式(不论其真实与否)解决了这一问题，也就是从终极的意义上象征性地解决了人类存在的问题，完成了哲学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