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维范式的实践哲学

三、作为思维范式的实践哲学

在从以实践为研究对象的意义上以及将实践哲学视为第一哲学的意义上，对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以及对各种不同意义上的实践哲学进行了区分之后，若考诸哲学史，便会发现在实践哲学中还有一些根本性的差别未能得到揭示。例如，在同为以实践为研究对象意义上的实践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与康德的实践哲学便有着根本性的差别，而在将实践哲学视为第一哲学的意义上的实践哲学中，也仍然有一些重大的差别未得到说明。即便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传统内部，亦存在着必须辨明的关键性差异。这些未得到解释的差别提示我们还需要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上去理解实践哲学的真正含义。这个层面便是作为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层面或哲学思维范式层面。

作为最一般的哲学思维范式意义上的实践哲学，所要面对的问题仍是实践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但这里所要解决的不是在存在论层面上是否将实践活动视为第一性的人类活动的问题，而是在方法论层面上是否承认理论活动的有限性的问题。换言之，在承认实践活动为第一性的人类活动的前提下，仍然有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从事对于实践的研究。一种方式是承认理论本身的有限性，包括研究者本身理论的有限性，即不认为理论活动能够将人类生活实践全然作为理论的对象而使之理论化，在理论世界中将生活世界全然构造起来，从而只将理论活动视为生活实践的一个构成环节、一个组成部分。另一种方式则是虽然承认实践活动对于理论活动的优先性，承认实践活动的第一性地位，但却在方法论上却认为理论将能够完全地把握实践活动，把握生活世界，将实践活动或生活世界在理论中完全地构建起来。在第一种方式中，其方法论与存在论是一致的，即无论在存在论层面还是在方法论层面都承认实践活动的第一性、无限性和理论的第二性、有限性。而在第二种方式中，其方法论与存在论则是不一致的，虽然在存在论上肯定了实践活动的第一性，但却在方法论层面上背离了这一点，或明或暗地承认了理论对于实践的独立性，承认了理论能够在实践活动之外具有自己的阿基米德点，能够据此将实践活动完全地在理论中构建起来，或者说，至少暗中预设了研究者自身理论的非有限性、对于实践的独立性。但承认了理论对于实践的独立性，在方法论上就已经背离了实践哲学，事实上是以一种理论哲学的方法在从事实践哲学研究。在西方哲学史上，从巴门尼德的关于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的划分开始，中经芝诺、苏格拉底对辩证法的初步探讨，至柏拉图的辩证法，就已经发展出了一种贬低并试图脱离生活世界、脱离实践和经验的思辨方法去掌握真理。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这在西方哲学中已形成一种极其强大的传统，强大到即使与之完全对立的实践哲学也往往无法完全摆脱它，往往不知不觉中在其支配下从事哲学研究。如果我们把理论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方法称之为一种思辨的方法的话，那么，受这种方法支配而从事实践哲学的研究，便可称之为一种思辨的实践哲学。而与之相对立，在方法论上也坚持理论的有限性，坚持理论为现实生活世界之构成部分的实践哲学研究便可称之为一种现实的实践哲学。

从思辨的实践哲学与现实的实践哲学的区分出发，我们便可清楚地看到各种实践哲学之间的进一步的差别之所在。如在亚里士多德与康德实践哲学之间，我们看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在其实践哲学研究中，他使用的方法完全不同于在其理论哲学即第一哲学中的方法。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作为对于实践之把握的实践智慧便大不同于哲学智慧或理论智慧，这不仅在于理论智慧的对象是永恒不变的，因而是非凡的神圣的知识，而实践智慧的对象是可变的，因而只是关于某人或某些人自身的知识，而且还在于实践智慧不只是有关普遍的，它还必须是能够认识特殊的，因为实践总是和特殊事情有关。“明智不只是对普遍者的知识，而且还应该通晓个别事物。因为明智涉及行为，而只有对个别事物的行为才是可行的。”^[16]由于实践智慧是关于特殊事物的，所以经验对于实践智慧便非常重要。亚里士多德举例说，青年人可以通晓几何、算术，在这方面成为智慧者，但却不能成为有实践智慧者，因为实践智慧是针对特殊事物的，这必须通过经验才能熟练，而青年人缺少的正是经验。^[17]而在近代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实践概念已逐步被抛弃了，近代哲学中关于实践活动的知识是不具有独立地位的，或者说是被理论所构造的。康德的实践哲学事实上是不涉及具体的人的活动的，因为任何经验性的东西都归入理论和必然的领域了，所以其实践哲学所涉及的无非是无条件命令的规律的总体。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是一种现实的实践哲学，而康德的实践哲学则是一种思辨的实践哲学。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与近代实践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对立在关于实践推理三段论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三段论是“一种始于普遍伦理前提而止于行动的关于实践理性的推论”，“在那里，行为本身被视为结论”，而这一点恰“与现代思维相反，亚里士多德坚持说，结论不是一个做什么的命令，而是行为自身。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得到一个命令可又不进一步去做它，这就不是实践理性”。^[18]

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传统内，事实上也存在着思辨的实践哲学与现实的实践哲学之间的不同取向。例如卢卡奇与萨特的哲学，虽然都以反对抽象性，追求具体性、总体性为出发点，但在最终却都无例外地走向了一种抽象性的理论，而不是具体的实践。究其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卢卡奇还是萨特，都在有意无意之间预设了理论的全能性，预设了自身的理论能够全然把握现实实践总体，即都以在理论中将现实实践整体构建起来作为其理论的目标。此二人的理论在最后都崩坏于种种困难之中，不能不说是根源于其不知不觉间仍受制于传统的思辨哲学方法，从而不能不走向一种思辨的实践哲学之路。作为一个对比，可以提及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即作为意大利共产主义领导人的葛兰西。不同于基本上是理论家的卢卡奇和萨特，葛兰西作为一名政治领袖必须考虑理论的后果，考虑理论如何贯彻于政治实践，再加上意大利文化重实践轻思辨的传统之影响，使其实践哲学别具一格。其对于文化领导权的思考，对于有机知识分子的思考，无不是以他所处身于其中的意大利政治实践为归宿的。

但依据对待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不同态度，在现实的实践哲学之中还可再作进一步的区分。在方法论上肯定理论有限性的前提下，对于理论活动本身，仍然有可能采取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是全然否定理论的任何独立性，将理论全然归结为实践的工具，另一种则是在否定理论绝对独立性的前提下，承认理论的相对独立性。如果一种哲学全然否定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那么，理论便只有一种工具的作用，判别一种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也便只能诉诸实践活动，诉诸实践中的其功效，而在理论活动本身，则全然没有任何判别标准。这样一种实践哲学，可称之为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实践哲学。而如果一种实践哲学承认理论的相对独立性，则由于实践哲学一般肯定理论对于实践的从属性，这一相对独立性便不能是对于人类实践总体的独立性，而只能是相对于具体时空中个别实践活动的独立性。于是，这种相对独立性的依据便在于理论思维所据以进行的逻辑规律根源于人类实践之总体，这一总体性实践是超越于具体时空中的个别实践活动的。这样一种实践哲学，由于肯定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亦即相对于思辨的实践哲学对于理论理性的绝对肯定，肯定了理论理性的相对独立性或有限存在，故可称之为有限理性论的实践哲学。至此，我们便有了三种实践哲学，即思辨的实践哲学、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实践哲学、有限理性论的实践哲学。

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实践哲学的代表自然是实用主义哲学。在实用主义看来，理论不是与实践完全分离的，而是实践的一个环节。杜威写道:“按照这个理论来说，概念是当我们对存在采取行动时在理智上所运用的工具。”^[19]这样一来，“理论上的确定性和实际上的确定性合二为一了，和安全、和相信使用工具的操作的可靠性合而为一了”^[20]。据此，杜威批评古希腊哲学把理论与实践完全分割了开来，“理性的与必然的知识是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认为这种知识乃是自创自行的活动的一种最后的、自足的、自包的形式。它是理想的和永恒的，独立于变迁之外，因而也独立于人们生活的世界，独立于我们感知经验和实际经验的世界之外的”，而“实践动作，不同于自我旋转的理性的自我活动，是属于有生有灭的境界的，在价值上是低于‘实有’的”^[21]。而实用主义在哲学上的革命，就是要废除主知主义的错误，改变这种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状况。

无疑，有限理性论的实践哲学当以马克思哲学为典范。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从其哲学活动开始，就致力于反对肯定理论绝对独立性的形而上学或理论哲学。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22]。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23]。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4]“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进而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26]。马克思进一步的结论是，“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27]。这些话语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将理论从属于实践的现实的实践哲学，而决非一种思辨的实践哲学。但是，马克思哲学又是与实用主义的实践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实践哲学，这种区别就在于马克思并未像实用主义那样否定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而是对理论活动的相对独立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种肯定也就是对于理论对于具体的个别实践活动超越性的肯定。而在马克思哲学中，这种超越性的根据就在于理论思维与直接关联于外部物质世界的工具性生产劳动的关联性。马克思哲学把工具性生产劳动视为人的第一个历史性活动是众所周知的。正是在工具性劳动的基础上，理论活动才可能发展起来。这当中的缘由在于，一方面，“一个有效的、能达于目的的工具或工具体系，是单义地指向特定目的的工具，或一义性的工具。这种一义性即是一种活动的确定性，即从手段引导出目的的确定性”;另一方面，工具性活动由工具的规定所决定的共时群体之中的共同性和世代之间的传承性，使得这种最为基本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超出当下个别实践活动的人类总体实践之特征。这样，工具一方面就具有一种将目的与手段单义地联系起来的客观的确定性，另一方面，工具同时亦具有超出当下特殊使用的普遍性，它体现着人类活动中最为深层最为稳定的普遍性因素。而“理论活动作为工具性技术活动的象征性表达，是通过将物质性工具代之以语言符号而实现的”^[28]，这就使得理论活动不同于其他人类活动而亦因之具有了工具性生产活动所特有的客观确定性和普遍性。理论活动的这种客观确定性和普遍性特征在近代科学的因果观念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出来，这就是伯特所指出的:近代机械论因果观念与古代目的论因果观念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那就是把一个有待说明的事件分析成为比较简单的(而且往往是预先存在的)构件，以及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预言和控制”^[29]。这种“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预言和控制”，显然正是工具性劳动方式的一种在观念中的自然延伸，一种“观念中的构造物”。正是基于工具性劳动中所特有的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控制的因果关系，人们才进而构成了科学的理论世界中的因果关系:“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30]显然，这种建基于因果观念的理论活动是超越于具体的个别实践活动的。

根据上述区分，我们可将马克思哲学与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是否承认理论活动的相对独立性，这是马克思哲学与实用主义哲学之间的根本性区别，忽视了这一区别，就不可能把两种哲学区别开来。事实上，以往理论界虽然在不遗余力地批判实用主义，但在理论上总是难以与其划清界限。若不基于是否肯定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而揭示出二者之间的根本性差别，我们就很难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实用主义的真理效用论之间做出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