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真理观的启示

三、康德真理观的启示

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失败，导致了康德在哲学上的革命，作为这一革命的一个必然结果，形成了康德哲学十分独特的真理观。一般说来，前康德主义认识论对于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问题的解决，总是着眼于思想对于外物的符合，思维对于存在的符合。经验论不用说要以心灵主动的一极符合于所接受观念或印象的被动的一极为客观性之标准，即便是唯理论假定了上帝作为知识客观有效性的保证，也仍然要心灵中的观念合于外物。但康德鉴于以往解决方法的失败，把问题完全颠倒过来了。既然旧的方法行不通，为什么不倒过来试一下呢?康德说:“吾人之一切知识必须与对象一致，此为以往所假定者。但借概念，先天的关于对象有所建立以图扩大吾人关于对象之知识之一切企图，在此种假定上，终于颠覆。故吾人必须尝试，假定为对象必须与吾人之知识一致，是否在玄学上较有所成就。此种假定实与所愿欲者充分相合，即先天的具有关于对象之知识(在对象未授予吾人以前，关于对象有所规定)应属可能之事。于是吾人之进行正与哥白尼之按其基本假设而进行相同。……盖若直观必须与对象之性质相合，则我实不解吾人关于对象何以能先天的有所知;但若对象(所视为感官之对象者)必须与吾人直观能力之性质相合，则我自易思及此种可能性。”^[11]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语!它一反人类既成之思维定势，而开辟出了一个新的视域。经过这一番革命之举，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康德在理论上解决了过去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困难。这种解决当然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上进行的。但这种唯心主义不同于贝克莱式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唯心主义，亦不同于莱布尼兹式的唯心主义。康德区分了现象与自在之物或物自体，认为认识只能达于现象，而不及物自体，因而，所谓对象便亦只能是现象而非物自体。但由于现象是主体在接受物自体的作用中构造而成的，因而，现象的规律或结构便必然与思维规律或范畴相同。这样，知识的客观有效性便不在于知识或思想与外物的相符，而是相反，在于作为现象的外物与思想相符。由于物自体非知识所及，这里的客观性便只能是现象界的客观性。但又由于康德主体或自我不同于经验论者所说的“白板”式的个体的心灵，而是一种具有天赋的思维形式的先验的自我与具有接受外物刺激能力的自我意识的综合体，或者如有些学者所说的“大我”与“小我”的综合体，^[12]因而，他便不必求助于笛卡儿的上帝或贝克莱的上帝去保证知识的客观有效性。现在，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只在于经验对象与知识的相符合，此实即“自我意识”的“小我”合于作为纯粹思维形式的“大我”。

在康德关于知识之客观有效性的理论中，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对客观性的看法。康德既摒弃了旧形而上学把客观性视为自在之物的看法，又反对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而以普遍有效性来规定客观性。普遍有效性在康德那里，实际上是一个可证明性或公共性问题，或如海姆伦所说的，“康德关于客观性的标准始终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标准，即对一切人都有效”^[13]。因此，康德的普遍有效性的概念亦即公共性或主体间性。

近代在康德之前，人们对知识的考察，多着眼于必然性与客观性，而对于知识的公共性，则只当做一个隐含的假定，而未予以注重。必然性是唯理论所特别注重的。必然性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如斯宾诺莎所强调的那样，是真知识的内在性质。能称得上是知识的，必然以具有某种必然性为前提。知识的客观性也可以说如斯宾诺莎所规定的那样，是真知识的外部标志。但如果去掉了上帝的保证作用，则此“外部标志”便成一必然条件。不具有客观有效的东西，也是不配知识之名的。然而，知识的内外两个标准如何才能连通起来呢?这在唯理论和经验论那里没有可能。康德则用公共性或主体间性把二者统一起来了。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康德对那个极为古老的哲学问题——高尔吉亚对知识的可传达性的怀疑——的回答。知识的必然性是由纯粹思维形式诸范畴的内在连接而保证的，但认识又是由个体执行的，个体的意识难免有误，而作为纯粹思维形式的先验自我便须借助于公共性或主体间可传达性、可证明性以匡正之。合于此可传达性的，即合于纯思维形式，从而便具有客观有效性。这就是说，康德突出地强调了真知识的公共性和主体间可证明性问题。这是康德真理观的重大意义之所在。

但是，康德也同他所批评的旧形而上学一样，并没有真正解决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问题。他把客观性归结为公共性或主体间性，实际上并未走出主体范围，实际上仍然是一种特别的主体性或非客观性。他的客观性实际上只是区分开了作为个体自我意识的“小我”与作为纯粹思维形式的“大我”，而不能真正区分主客观性。他的这一对客观性的规定，当然远远高出经验论与唯理论的规定，但从根本上说来，康德也未克服前人留下的客观有效性问题的困难。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还在于康德的唯理智主义。康德先验哲学的困难还在于无以解释人类知识的发展变化。自然界的规律既然是知性放入其中的，而知性形式又是天赋的，那么呈现于人的自然界的图景就应该是恒定不变的，而不应该在不同的科学时代具有不同的科学世界图景。如果说在变化了的世界图景中知性形式并不改变，那么，说知性为自然立法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因此，为了能理解世界图景的可变性，我们必须走入历史，把人类的认识的能力置于历史之中来考察，而这样一来，便不可避免地走出了纯粹认识论立场，走出了唯理智主义。当然，我们说康德是唯理智主义者并不是说康德只讲理智活动，而不讲其他活动样态——恰恰相反，康德极为重视人的道德生活，并认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而是说，他把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截然分开了。一方面，企图在纯粹理论活动范围内解决认识论问题，另一方面，也只是把实践活动理解为单纯的道德生活;或者，虽然也承认某种技术实践，但亦把它视为与道德生活无关的东西。这样，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之间就不可能有任何实际关联。因此，必须突破唯理智主义并引入历史性，才有可能克服康德哲学的困难，包括真理观中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