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唯理智主义

四、超越唯理智主义

康德先验哲学的困难，说明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在纯粹认识论之中不可能获得解决。因而，必须超出单纯认识活动领域，而这一超出也就破坏了唯理智主义的立场。在康德之后，马克思第一个超越了唯理智主义。马克思的两段名言是人们所熟知的，一句是，“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4];另一句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马克思的这些话是针对唯理智主义的德国古典哲学而发的。他在这里对解决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问题提示了一条崭新的思路，但这一思路不是凭空而来的，而就是基于传统认识论真理观的困难才提出来的。因此，我们对这一提示的理解亦必须置于那一背景之下，而不能就字面意义孤立起来看。然而，遗憾的是，马克思的新思路并没有被置于其背景下去理解，而是被直接纳入一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体系之中了。这样一来，这一新思路就完全失去了原有的力量，而纯粹成了一种经验论真理观上的点缀。在这种理解下，所谓“实践标准”便不仅不能克服康德哲学所留下的困难，反而重又陷入前康德的经验主义的陈旧学说之中去了。离解决问题的出路不是近了，而是更远了。在经验论的前提下(一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除了采取经验主义的立场外，并无其他选择)，所谓“实践标准”，或者在本质上是与经验论的“符合论”、现代经验主义的“证实标准”相同的，或者是与实用主义的有用即真理的标准是相同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根本无以证实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从而也就难以达到真正的客观性。因此，我们必须重新理解马克思对新真理观的提示，把这一提示看做针对康德哲学及其后继者的哲学困难而做出的反应，即克服其困难的企图，而不是走回经验主义，或由经验主义再走向实用主义。

在康德之后，哲学家们曾经试图用种种方法克服康德先验哲学中的困难。在他之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运动中，黑格尔等企图用引入历史主义的方法解决问题。但由于黑格尔哲学仍然立足于唯理智主义立场，仍然只是以理性为基础，因而其历史主义便只是一种虚设的历史主义，只是一种以历史为外壳而以绝对理念的逻辑为内核的东西。一句话，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仍是奠基在唯理智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仍然是后者的派生物或外部表现。因此，黑格尔主义并不能真正克服康德哲学的困境，反而将问题模糊化了。在现代哲学诸流派中，分析哲学或者仍然持一种唯理智主义立场，或者走向实用主义，因而它不能也不曾克服康德哲学的困难，而只是简单地把康德哲学的前提抛弃了事。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如施太格缪勒所评论的那样，在其发展中日益“明显地转向康德的唯心主义”^[16]，因而，从根本上说来，它便也不能解决康德哲学的困难。而真正能对我们解决问题有所启发的，是海德格尔解释学中关于解释的前结构理论，还有晚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中“世界图式”学说，而这两种学说都从根本上超出了唯理智主义的立场。

海德格尔认为，人作为“此在”，并不是一开始就处在与世界对立的地位上的，首先是一种“在世界中的存在”，而后才发展出主客体的分化。因此，“主体如何认识客体”的问题，是后来才能提出来的，而首先只是一种此在对其存在之领会。但领会是此在之存在的方式，而非主体认识的方式。“认识是作为在世的此在的一种样式，认识在在世这种存在建构中有其存在者层次上的根苗”^[17]，这就是说，认识基于领会，根植于领会，这样理解，“也就取消了纯直观的优先地位。这种纯直观在认识论上的优先地位同现成的东西在传统存在上的优先地位相适应。‘直观’和‘思维’是领会的两种远离源头的衍生物”^[18]。作为认识的“源头”的“领会于它本身就具有我们称之为筹划的那种生存论结构……领会的筹划性质实际组建着在世的在”^[19]。这样，海德格尔就通过把认识降为作为此在之存在方式的领会的一个衍生物的方式，提出了自己对于康德先验哲学所代表的唯理智主义困难的解决。海德格尔的思路无疑是极具启发性的，尽管我们不能完全赞同其对问题的解决方式。

维特根斯坦晚期思想中的“世界图式”学说对我们探索新的真理观也很有启发意义。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的一些著作中，提出了“世界图式”(world-picture)概念。他认为一个世界图式是一个完整的语言体系或一套信念，它对于受到较多限制的和有限的语言游戏，以及我们在这些游戏中的活动规则来说，起着背景和包容一切的概念框架的作用。“它给我们看事物的方法，给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它们的形式。也许一度人们对它产生过怀疑，但也许它属于我们思想的脚手架的时间已长得难以想象了。”^[20]世界图式存在的根据就在于，“我们提出的问题和我们的怀疑在于这个事实:有些命题是不受怀疑的，似乎就像那些问题和怀疑在上面而转动的活页”^[21]，而这是因为，“我们不能研究一切事物，因此我们被迫满足于假设。如果我们要门转动，必须装上活页”^[22]。这就是说，作为世界图式的各种信念和命题在人的认识中有一种特殊的逻辑作用。“这些命题我们不须特别的检验就予以肯定了，那就是一些在我们经验命题的体系中有特殊逻辑作用的命题。”^[23]对于普通的命题，我们是靠着它是否与实在相符合与借助经验来检验的，但“与实在相符合”和“借助经验”本身却要由我们使用的世界图式来决定，它们并不适用于组成世界图式的信念。只要人们使用和接受了一个世界图式，那么人们就不再去问关于作为复合整体的这个世界图式，或关于组成它的信念“是否与实在相符?经验是否证实它?”倒不如说，正是世界图式提供了检验其他命题，决定它们是否“与实在相符合”的准则、标准和规则。“如果真的东西是有根据的，那么这根据就既不真，也不假。”^[24]因此，维特根斯坦使用世界图式这个表达式正如穆尼茨所指出的那样，“是想强调，世界图式和它的组成‘概念’、‘信念’、‘规则’和‘命题’形成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不只是一个超然的、纯理智的结构。确切地说，它以无数种方式、无数次地同我们的日常实践交织在一起。像每一种别的有限的语言游戏一样，世界图式以生活形式、以‘实践’为基础”^[25]。显然，维特根斯坦的世界图式理论超出了传统认识论的唯理智主义框架，而企图在人类的理论活动领域之外为理论活动觅得一个前提或基础，以克服唯理智主义认识论所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但是，维特根斯坦把世界图式的来源解释为根据权威、对许多事实不加深究，等等，便在否定唯理智主义的同时，走向了一种相对主义或与实用主义类似的东西。

海德格尔关于认识的“前结构”思想与维特根斯坦的“世界图式”理论，对于我们正确把握马克思对于传统认识论的唯理智主义倾向所带来的困难的克服，无疑极具启发性。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同作为康德之后的现代哲学家，企图走出认识论唯理智主义的框架去克服其困难，这一共同倾向决非偶然，而是为他们所共同面对的传统认识论的困境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突破唯理智主义，走向人类活动的更广阔领域，这当是传统认识论获得新生与发展的一般方向。更有说服力的是，这三位哲学家，以及许多其他现代哲学家，其基本哲学倾向十分不同，但却同样地选择了超越唯理智主义的方向。这一点也说明了马克思的真理观在现时代仍然有生命力，而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如果我们仍然站在传统唯理智主义的立场上去解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那么，我们便不可能超出经验论的立场，所谓“实践标准”也就只能是一种经验标准或“证实标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