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体能动性的限度

二、历史主体能动性的限度

历史概念中，同历史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历史活动中主体的能动性的限度问题。如果历史作为人的活动能将外部自然完全地吸纳于自身之中，即实现历史与自然的完全统一，则在人类历史之外，绝无其他限制人类自主性的外部存在，人的能动性以及人的自由，便成为无限的、绝对的。在黑格尔哲学中，既然自然不过是精神的外化，精神与自然的对立只是精神的不自觉状态，因而随着精神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达到关于外在于精神的自然不过就是精神的外化的意识，达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或实体即是主体的意识。在此情况下，历史主体就达到了绝对的自主性或自由。

而在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中，历史与自然不可能实现完全的统一，而只可能实现有限的统一，而这又进一步意味着，即便在人类活动之中的自然，即人化自然或历史化的自然，也绝非是全然统一于人的，而是不可避免地保持有对于人类的异己性、非同一性。这也就表明，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人类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外部自然，而不可能获得完全的自由。在其早期，马克思还曾将劳动本身理解为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一种人类自我实现的基本方式，因而将人的解放与实现自主劳动等同了起来，认为只要消除了异化，生产劳动本身便可成为自由的活动领域。这意味着通过历史过程就能实现自然与历史的完全统一，实现人的完全自主或自由。但在《资本论》最后手稿中，马克思则决然地放弃了这一点，转而认为，物质生产领域始终属于必然性王国，而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只是为自由王国奠定物质基础，而非自由王国本身。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物质生产领域作为自由王国的基础，与建立于其上的自由王国的建筑物是截然不同的，因为物质生产的领域，“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而人类能力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领域作为“真正的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15]。这表明此时的马克思已完全超越了黑格尔的解决范式，拒绝用一种黑格尔式的暧昧的历史过程将现实与理想视为完全同一之物。在马克思看来，无论生产力如何发展，现实的物质生产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性王国，因而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此只能获得有限意义上的自由，即“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6]。因而在这个领域，人从根本上说是受制于自然必然性的;而在自由王国中，人的能力自由发展虽然成为目的本身，但这一王国或世界却是一个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彼岸的世界，即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如果物质生产领域是一个实在的世界，那么，这种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彼岸的理想世界就是一个象征的世界。^[17]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将自然消融于历史之中，历史主体从而就被赋予了无限的能动性，成为了能够完全克服对象外在性的绝对主体，而这也就消融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差异，消融了实在世界与象征世界的差别，消融了实在世界中人所能实现的有限自由与象征世界中的无限自由的根本性差别。按照这种对历史主体的设定，或者说当上述差别被消除之后，外部世界或对象性便不再具有真正的外部性，从而“在逻辑上，异化便最终与对象性合为一体。因此，当同一的主体—客体扬弃异化时，它也必须同时扬弃对象性”^[18]。这样一来，虽然与黑格尔不同，卢卡奇的历史主体不再是抽象的世界精神之类，而是具体的无产阶级，但这种历史主体作为“同一的主体—客体”，从其所发挥的历史功能来说，与世界精神之类历史主体并无原则上的不同。从而作为这样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其活动的结果也就被认为能够在实在的历史领域达到完全的自主或自由。显然，这与前述马克思的结论是根本不同的。

黑格尔主义的理论进路，设定了历史主体的绝对能动性，把理想性或超越性与现实性混淆起来，或试图用一种暧昧的历史过程将其统一起来，宣称理想的天国终将在某一历史时刻在大地上涌现。这种理论承诺虽然会在某种情形下激发人们为理想而奋斗的激情，但这种虚幻的承诺毕竟是不可能兑现的。它不仅易于导致人类对于自我的虚幻认识，忘记人类的有限性，试图将作为理想的天国直接建立在大地之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对于历史主体能动性限度的忽视，对于理想与现实的界限混淆或模糊，还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挫折。而这种挫折又可能在一些人那里导致理想的破灭而否认历史的意义，走向一种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