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时空问题

一、社会时空问题

刘文对社会时空问题的论述大致包括五个方面。

首先，刘文从一个人们习以为常的命题提出了社会时空问题。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的哲学教科书上谈到时空时都写着:时间和空间的本质就是运动，不存在脱离物质运动而独立自存的时间空间，时空结构从属于运动。人们对这个命题是如此的习以为常，以至于不会对之提出任何问题。但刘文从中发现了问题:如果把这个逻辑贯彻到底，那就必然要得出，没有一成不变的、适用于一切运动系统的绝对时空模式;物体的时空特性取决于它所属的物质系统运动形式的特点。进而，人们就不能不承认:物质运动的社会形式也有自己特有的时空结构。

其次，刘文认为，社会的时间和空间是由人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而这种创造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而是以自然时空为前提、在自然时空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并把自然时空形式以扬弃的方式包含在社会时空之中的。在社会运动中，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时间本身就是空间。在人类社会的时空结构中，时间的因素被提到首要的地位，并和人的积极存在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时间因素之所以获得了头等重要的意义，其深刻根源在于社会实践，首先是劳动活动，在于调节社会活动的特殊规律。

再次，刘文进一步探讨了社会时间的结构。文章把社会时间的结构定义为“满足不同需要的各种活动在人的整个时间中所占的比例”，由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等要素所构成。这种结构决定着人类发展空间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决定人的发展空间大小的是自由时间的多少，而自由时间在量上与必要劳动时间成反比，与剩余劳动时间成正比关系。

又次，刘文还对社会时空的相互转化作了深入的论述。人的活动告一段落时，作为主体的劳动时间客体化了，它由于产品的空间结构被改造而取得空间的固定形式，以静态的空间形式保存、固定、巩固了主体以动态形式表现出来的本质力量。社会空间不但以实物形态存在，而且以关系形态存在，即作为社会关系的体系而存在，也就是所谓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是活动的产物，它反过来又成为活动的前提、活动的制约因素。活动不过是动起来的社会关系，而关系不过是活动的相对固定形式、相对静止形态。社会历史表现为两个方向相反的运动过程:即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在社会时空辩证法中，社会空间保存、固定、巩固和积累着活动的一切积极成果，是保守的一面;而社会时间作为主体、作为活动，始终是革命的、能动的方面。

最后，刘文还对历史决定之时空特性进行了别具一格的探讨。刘文指出，历史时间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依次出现的因素能够以“浓缩”的形式“并存”于同一个社会空间之中，并处在相互规定、相互制约的关系中。这是指在劳动过程中，手段、对象、目的的并存及其相互作用，代表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因素的并存与相互制约。劳动过程中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辩证关系，集中体现了历史过程中因果之必然联系的辩证性质: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转化;不仅是“前因”决定“后果”，“后果”也作为原因调节着、规定着现存事物的发展方向。^[2]

不难看出，刘文对社会时空问题作了相当深入而系统的论述，所提出的一系列命题，诸如“社会的时间和空间是由人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社会运动是通过转化为社会空间而现实存在的时间”，社会时间的结构是“满足不同需要的各种活动在人的整个时间中所占的比例”，“社会历史表现为两个方向相反的运动过程:即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历史过程中“不仅是‘前因’决定‘后果’，‘后果’也作为原因调节着、规定着现存事物的发展方向”等，也都极富有创新意义。

刘文的发表引起了人们对社会时空问题的持续关注，迄今为止，已发表专题研究论文百余篇，甚至还有研究专著出版。这些论著作为对刘文的回应，对其所提出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这里无法全面讨论，只能择其要者加以述评。

最先对刘文作了全面深入回应的当为俞吾金教授的论文《马克思时空观新论》(以下简称俞文)^[3]。俞文涉及颇广，但主要是对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时空观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其主要结论是，第一，马克思是从考察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出发来阐述自己的时空学说的。第二，马克思对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时间结构分配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了深刻的揭示。第三，马克思认为时间是空间的本质，即对于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而言，时间比空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王锐生教授在《唯物史观的时空观》(以下简称王文)^[4]中，则从不同的角度回应了刘文提出的社会时空问题。其主要论点是:第一，时间与空间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存在方式。第二，时空关系与分工规律。历史规律，特别是分工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存在方式——时间与空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三，时空关系与人的自由是密切相关的。第四，高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电脑、互联网的出现，将给人类的时空观带来新的变化。

胡敏中教授的论文《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时间观和社会时间观》(以下简称胡文)^[5]，也对社会时空问题提出了一些颇有意义的见解。胡文的主要论点是，自然时间是自然物体运动的过程性，是机械的、均匀的延续过程，而社会时间是社会运动的过程性，是可塑的过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自由时间、政治生活时间、文化生活时间和时机等是社会时间的诸种表现形式。自然时间是社会时间的基础，社会时间不可能超出自然时间之外而独立地存在，但社会时间又有自身相对独立的运行模式和节律，社会时间和自然时间可以同步，也可以不同步。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的内在关联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的时间观。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学者孙乐强的论文《马克思社会时间理论的三重视域》(以下简称孙文)^[6]。该文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时间理论存在着三重视域:一、哲学视域中的生成性时间，即以人类物质生产实践为根基的一种动态的生成性时间，这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性存在的本质规定;二、经济哲学语境中的物化劳动时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同质性的本质内涵;三、人学视域中的自由时间，即把自由理解为对自由时间的占有，这是自由的本体论基础。这当中特别有意义的是作者对经济学语境中时间的分析。

上述几位学者的论文，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时空问题研究的深化。俞文给人印象的深刻之处在于特别强调了，首先，马克思不是从传统哲学的时空框架出发引申出实践概念，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的;其次，马克思始终是把时空问题放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来进行考察的，并由此形成了社会形态时空观，强调在三大社会形态中，时空概念有着质的差异;再次，马克思的时空观始终把考察的重点放在时间概念上，把时间看做空间的真理。王文的重要性在于，明确提出了时间与空间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存在方式的命题，并认为时空关系与历史规律，特别是分工规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胡文的贡献则在于在对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进行规定的基础上，提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随着人类实践方式的发展而变化的历史。孙文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具体地考察了“物化的劳动时间”与“主体的劳动时间”两种时间之间的交换，以及这种不平等交换如何构成了资本主义之存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