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基本存有论的理趣及其哲学涵蕴

三、海德格尔基本存有论的理趣及其哲学涵蕴

海德格尔在当代中国哲学界一直是屡被称引的西方哲学家。但是，或许是因为海德格尔的哲学过于艰深，30多年来，无论是对他个人的研究，还是援引他的洞见来诠释中国哲学，一直没有看到令人满意的成果。目前本文的研究，在性质上，也只是一项尝试。然而为了更清楚地展示海德格尔哲学与孟子心性论在哲学理趣上的相干性，我们有必要针对“基本存有论”的问题取向、概念架构及其哲学的特殊涵蕴，作一简要的说明。

“基本存有论”(fundamental ontology)，严格论之，只反映出了海德格尔早期代表作《存有与时间》的思想，20世纪30年代以后，海德格尔就放弃了基本存有论的理路^[25]。但是，由于《存有与时间》在当代西方世界的影响太大，直到今天仍然有为数颇多的学者为之辩护，认为早期海德格尔“基本存有论”的进路虽然被搁置，可是它所揭示的诸多观念，仍然是当代哲学思索最重要的成果，甚至可以独立地看待与发展^[26]。

一如大家所熟知，基本存有论主要是通过“此有”(Dasein)的存在分析来揭露存有的意义。而海德格尔在《存有与时间》第二节《存有问题的形式结构》、以及第四节《存有问题在存有物层次上的优先性》的叙述中，曾经很扼要地说明了“存有”、“存有物”、“此有”三者在基本存有论中的关系。

在这个尚待回答的问题中，我们所要探问的是存有——那个决定存有物为存有物，即，尽管我们对存有物可以进一步地讨论，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存有物却早已先被领会了。存有物的存有，其自身并不“是”存有物。如果我们要领会存有问题，在哲学上，我们的第一步即在于不要“叙述故事”——亦即，不要借着将一个存有物回溯到它所由来的另一存有物这种方式，来规定存有物之为存有物，好像存有也具有某种可能存有物的性格似的。因此，存有，作为我们所探问者，必须依照其自身的方式展示出来，而这种方式在本质上有别于存有物被揭示的方式。^[27]

……因此要适切地回答存有问题，我们必须使一种存有物——亦即探究者——的存有透彻可见。……而这个我们自身即是的存有物，亦即探问乃是他存有诸多可能性之一的存有物，我们将以“此有”指称之。……^[28]

……对存有的领会正是此有存有的一项确定特征。此有在存有物层次上，〔较诸其他存有物而言〕，其与众不同处即在于:他“是”存有论的。^[29]

从前引文献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海德格尔基本存有论与传统西方形上学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彻底放弃了以因果的思考方式寻找第一因来安立一切存有物的理论形态。因为从海德格尔的观点看来，传统形上学最大的盲点就是“遗忘了存有”，以至于混淆了“存有”与“存有物”之间的差异。对海德格尔而言，“存有”作为一切事物为何是有而不是无的“奥秘”，决不是一个存有物——无论是上帝，还是无限实体——所可能取代的，它对人而言，其实是一个“意义的无尽藏”，一个人们赖之以理解自身与世界的“意义基础”。因此，忠于“存有”思维的首务就是:不要将“存有”实体化，恪守“存有”作为“意义”或“可理解性基础”的性格。

然而，海德格尔基本存有论的原创性，并不止于将存有论从“实体—神学”中拯救出来。更重要的是，当海德格尔试图从“此有”的存在分析来显示吾人对存有领会的可能视域时，海德格尔也自觉地要超克西方近代知识论的传统，跳脱主客二分的思考格局。因此，“此有”在海德格尔基本存有论中，虽然是通达“存有”的关键，但却不是构成一切意义的“先验我”(transcendental ego)。因为果真如此，不啻将“此有”等同于“存有”;尤有进者，这样的做法，其实与近代认识论试图以“主体性”取代传统形上学的“上帝”，如出一辙，在本质上，仍旧没有跳脱传统形上学存有物的思维方式。而目前的问题是:“此有”与“存有”的关系究竟为何?为什么“存有”的意义必须通过“此有”的存在分析，这才获致可理解的视域?

事实上，前引文献已经说明，芸芸万物之中，只有人——探究者——有领会存有的能力，或者，只有人才是存有论的存有者。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以“此有”称谓人性存有者的缘故。盖芸芸万物中，“存有”只有对人而言，才是问题;而人也只有竭尽其存有论的天职，“存有”才会以其丰盈的“意义”呈现。因此，所谓“此有”，其具体指涉固然指向人，但在基本存有论的脉络中，它毋宁是在强调人的存有论的天职，亦即，开显存有意义的能力。

但是，此有作为“存有在此”或“存有显示于此”，其本质为何?它具有何种结构?海德格尔又如何将其基本存有论的思考与近代主体主义划清界限?为了精简篇幅，以及扣紧本文重塑孟子心性论的目的，我们不妨从下述几组观念来展示海德格尔心目中的“此有”概念。

第一，此有的本质即在于它的存在(The essence of Dasein lies in its existence):海德格尔基本存有论在西方形上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项突破，就是:正视人性存有者与一般其他存有物的不同，打破西方从中古世纪以来的essentia/existentia(通常中文亦译作本质/存在，但意涵与海德格尔所赋予的迥然不同)的二分。^[30]因为，传统的“存在”(existentia)观念，只传达出事物的“现成性”(being-present-at-hand)，但是当海德格尔用“存在”(existence)一词征定此有之所以为此有时，旨在凸显:(1)在所有的存有物中，只有人——此有——必须不断地面对自己是什么?将会成为什么?经由自我领会诠释，站出来(to stand out)^[31];(2)由于领会、诠释总是朝自己所可能是的方向来“投射”(projection)，因此，任何从“现实性”(actuality)方面来征定此有的观点，均须让位给“可能性”(possibility)，换言之，此有就是它的可能性^[32]。因此，海德格尔不但扬弃传统的“存在”(existentia)概念，连带地，传统哲学以各种现成物的属性或范畴来征定此有本质的作法，也被否定。

第二，“每一自我性”(Jemeinigkeit，in each case mineness):既然此有不能像一般事物一样归类，本质地就只是它的可能性。那么在它存活的过程中，它能够选择自我，赢得自我，但也可能背弃自我，失去自我。^[33]然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建基于此有“每一自我性”的存在特征之上。海德格尔称前者为“属己性”或“本真性”(authenticity)，后者为“不属己性”、“非本真性”(inauthenticity)。且依据海德格尔自己的说明，“非本真性”并无价值上的贬义，在体现此有的程度上，它并不少于或低于“本真性”。^[34]但是，整本《存有与时间》对二者关系的说明，都不是非常清楚。根据夏发教授的分析^[35]，海德格尔所谓的“本真的存在”，具有两层涵义，一是就此有的存在性结构而言(in an existential sense)，“非本真性”以“本真性”为基础;另一就此有日常生活中实际存活的状态而言(in an existentiell sense)，“本真存在”其实是在“非本真存在”基础上的一种转化(modification)。至于，两者的关系为何如此复杂，这就牵涉到海德格尔对此有概念所建立的另一项重要涵义——“在世存有”。

第三，“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依锥弗斯教授(Hubert L．Dreyfus)的观点来看^[36]，海德格尔《存有与时间》前半部对此有作为“在世存有”这一整体现象的分析，不但可以独立的看待，而且也是最具原创性的一部分，奠定了海德格尔在当代哲学世界中卓越的地位。只是目前基于本文性质的考量，将仅就其与前文相关的涵义略作说明。

此有，作为自我诠释的存在，并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独立、自足的先验主体。相反地，此有总是存在于世界中，并且倾向于通过世界来达成对自身存有的领会、诠释。因此，此有作为在世存有，并不是一项后天的经验事实。从海德格尔存在分析的观点来看，在世存有其实是此有基本的构成状态，一项无所逃的存有论上的事实，海德格尔对此又称之为“事实性”(facticity)^[37]。“事实性”这个概念的提出，在海德格尔存在结构的分析中，适与前文所提，此有就是其可能性的说法，形成一种结构上的张力。可能性这个概念旨在凸显此有的自由，以及此有开显世界意蕴，揭露世界内存有物之存有的主动性。而相对地，事实性的这个概念，则在说明此有的“被抛掷性”(throwness)^[38]，以及此有对自身存有的领会、诠释，“注定”了要通过世界中所遭遇的其他存有物来达成的命运。

既然此有无所逃地必然从属于某个世界，那么在与世界中诸般事物的交接过程里，以及各式各样的其他此有的互动中，此有往往会受到诱引、牵连，变得盲目地从众，以“他人”(they)为自我^[39]，因为在海德格尔的分析中，“非本真的存在”毋宁是此有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态，而“本真的存在”则有待于此有自身的觉醒与扭转。海德格尔在《存有与时间》一书中，曾经对此有如何通过忧惧(anxiety)^[40]、对死亡的预期(anticipation to one's death)^[41]以及良心的召唤(call of conscience)^[42]，最后以“决断”(resoluteness)^[43]体现本真的存在，提出细腻深刻的分析。要言之，有两个重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日常生活中盲目从众的非本真存在，虽然在存在结构上以事实性为根基，但是在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过程中，此有顶多能背弃、遮蔽其本真的可能性，却不能取消它。因此，就此有的存在性结构而言，转俗成真永远可能^[44]。另外，此有虽然可以通过决断，将本真的自我从“他人”的存在模式中挽救回来，但“在世存有”作为此有基本的构成状态，却不会因此被取消^[45]。换言之，即令是本真的存在，它在体现其自身存有论的天职中，亦必须通过当前的“情境世界”(situation-world)^[46]，才能够让自己成为“存有在此”(the“there”of being)。

因此，综合前述关于海德格尔“此有”概念的分析，我们理解到为什么海德格尔一旦将“存有问题”定位为“存有意义的问题”后，整个基本存有论的分析就必须建立在能够开显意义的“此有”的存在结构上。尤有进者，基于前述三个重点的说明，我们也大体可以想象到为什么海德格尔会发展出“有限的存有论”(ontology of finitude)，或者晚期会提出“存有亦即存有的历史”的主张^[47]。海德格尔这种在西方形上学史上截断众流、另辟蹊径的思考方式，的确给娴熟于传统形上学的人带来许多理解上的困扰，但是，他的本怀，与其认为是无情地拆毁传统形上学，毋宁说是为西方哲学世界指出一条新的思考方向，一条可能是与中国哲学更接近的思路。这一点，或许我们可以在后文中作进一步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