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存有思维及其对人本位主义的批判

三、海德格尔的存有思维及其对人本位主义的批判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海德格尔作为孟子心性论交谈的对手，其实在前言中已约略说明。然而，值得补充的是，除了海德格尔对人性存有者的分析，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具有原创性的地位外，我们认为海德格尔也是在启发后现代(Post-modern)哲学思维方面，最具有前瞻性视野的哲学家。因此，设计孟子与海德格尔的对谈，其主要用意即在冲破现代性的格局，寻找孟子学新的义理风貌。

海德格尔的哲学，素以晦涩著称。但是自从1927年海德格尔发表其代表作《存有与时间》一书之后，已有70余个年头。因此，尽管世人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理解，是否已经成熟到盖棺论定的阶段，恐怕一时还有争议;但是，他环绕“存有”概念所发展的基本课题，像“时间”、“真理”、“语言”、“艺术”、“技术”等，却多已有了共同的理解。一般而言，学者们都会依据海德格尔自己的陈述，认为在1930年海德格尔公开演讲《论真理的本质》(On the Essence of Truth)之后，经历了一次思想重要的“转折”(turn)，因此将海德格尔哲学区分为两个阶段，即早期与晚期;并认为两个阶段的差别，主要在于早期强调“此有”(Dasein)的存在分析，晚期则越过“此有”，直接扣紧“存有自身”(being itself)来发言。对于这样的区隔，笔者无意反对，但总觉得太过简略。因为，依据海德格尔晚期核心概念“共现同流”(Ereignis，appropriation)的义涵，存有与此有相需互依、共同隶属，海德格尔显然并未放弃此有。因此，海德格尔思想“转折”前后的差异，与其理解为晚期忽略此有，强调存有自身，毋宁理解为转折后的海德格尔，终于能够彻底地扬弃了主体性形上学的语言，忠于自己对于存有的思维，畅所欲言。明显的例证即是1947年海德格尔发表的《论人本位主义的信简》(Letter on Humanism，以下简称《信简》)^[18]。

《信简》是一篇三万多字的长篇论文，具有很明显的论辩性格。美国学者David Farrell Krell编辑的《海德格尔基本著作选》(Basic Writings:Martin Heidegger)^[19]，全文收录，足以表示这篇论文在海德格尔思想的重要性。学者宋祖良，曾经对这篇论文的最初的中文译名《论人道主义的信》，严厉批评，指出这里的humanism不应当翻译为“人道主义”，而应当译为“人类中心论”^[20]。宋先生的批评，颇能忠于原著精神，但是“人类中心论”是英文anthropo-centrism的译名，因此笔者目前在本文中一律翻译为“人本位主义”。事实上，这篇论文从头到尾，海德格尔都在标示他的思想是“存有思维”(thinking of being)，而非传统意义下的“存有学”、“形上学”或任何一种以人为本位的哲学思考，所以这个翻译应当不会导致误解。

问题是:海德格尔为什么要批判人本位主义?这种批判是不是在贬抑人性尊严、否定文化价值?这就要回到《信简》写作的缘起，才能明了。

1927年海德格尔发表《存有与时间》一书以后，声名鹊起，影响所及，邻近的法国也由萨特(J.P.Satre)领军，开启了存在主义的思潮。1946年萨特在公开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本位主义》(Existenialism is a Humanism)之后，海德格尔的法国友人Jean Beaufret，就写信提出了许多问题，而海德格尔为了划清他与萨特之间的界限，特别针对其中的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能够保有‘humanism’，这个字的意义?”作出回应。于是乎有了《信简》这份重要的文献^[21]。我们仔细阅读《信简》这篇长文，可以清楚地看到，海德格尔主要是沿着他的“存有思维”与西方传统“主体性形上学”的差异，反复辨明他自从《存有与时间》提出“基础存有学”以来，就在“人的本质”这个问题上，不但与传统迥然有别，而且只有他的主张才真正捍卫了人性的尊严。

在罗马，我们碰到了第一个人本位主义。所以，人本位主义本质上始终是一种特殊的罗马现象，这种现象产生于罗马人与晚期希腊教化的相遇。……因此，从历史学上来理解人本位主义，总是包含着一种对人性的探究，而这种探究又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回溯到古代，因而总不外乎成为一种对希腊文明的复兴。^[22]

每一种人本位主义或者建基于一种形而上学中，或者它本身就成了这样一种形上学的根据。对人的本质的任何一种规定，都已经以那种对存有真理不加追问的情况下，径自以一种存有者的解释为前提;任何这种规定，无论对此情形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均是形上学的。

第一个人本位主义，即罗马人本位主义，以及此后直到当代出现的一切种类的人本位主义，都把人的最普遍“本质”假定为不言自明的。人被看做理性的动物(animal rationale)。……这一对人之本质的规定并没有错。但这一规定是由形而上学来决定的。而在《存有与时间》中，不仅是它的限制，就是它从形上学而来的本质规定，都变得可疑了。^[23]

从前引文献中，我们看到海德格尔首先将人本位主义从历史的溯源中，解构为一特殊的偶然的历史现象。接着，又从内涵上指出，各式各样的人本位主义，其本身不是一种形上学，就是植基于某种形上学之上，因为“无论人本位主义的种类形式有如何的不同，……他们对homo humanus(人文化的人)的humanitas(人性)，都是从一种已经建立的对自然、历史、世界、世界根据的解释，来规定其义涵，亦即从存有者整体的解释的角度来加以规定”^[24]。但问题是，人本位主义作为一种形上学，有什么不妥?它有什么错误?海德格尔的回答是:

虽然形上学将那在其存有中的存有者表象出来，并且依此来思考存有者的存有。但是它却没有思考存有与存有者之区别。形上学也不追问存有自身的真理。甚至它也不追问，在何种方式下，人的本质是属于存有的真理。……形上学从animalitas(动物性)出发来思考人，却没有从人的humanitias(人性)的方向来思考人。^[25]

换言之，依照海德格尔观点，人本位主义作为一种形上学，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它的不妥主要在于:它根本没有从人的本质来掌握人。但如何思考人的本质呢?这就必须从人与存有真理的关系来理解。

形上学一直无视于这样一种简单而重要的事实:人唯有在本质中才成其本质，而人的本质又为存有所要求。唯有这种要求中，人才“已经”发现了他本质居住于何处。而唯有从这种居住中，人才“具有”“语言”作为寓所，而这个寓所又为人的本质保持着自身站出来的状态(the ecstatic ofhis essence)。这种在存有之澄明中的站立，我称之为人的存—在(the ek-sistence of man)。只有人才具有这种存有方式。而存—在，依此义理解，不仅是理性(即ratio)之可能性的根据，而且也是人的本质从而得以保持其规定之来源的所在。^[26]

什么是人的本质?海德格尔在《存有与时间》中，就曾经表示:人的本质在于他的存在。这个命题，在西方整个哲学史上，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创举^[27]，不啻宣布所有本质主义在人性探索方面完全是无效的。但是，这句话也是极易遭人误解的，海德格尔在《信简》中，反复厘清他所谓的“本质”、“存在”不是中古哲学所称的esse essentiae、esse exisentiae，并且为了区以别之，更将原来的existence(存在)改写为ek-sistence。他甚至直接重释这句名言，表示:

这句话的意思毋宁是:人就是这个“此”(das“Da”)，即，存有之澄明，而成其本质的。这个此之“存有”，而且唯有这个此之“存有”，才具有存—在的基本特征，亦即从自身站出来屹立于存有真理之中。^[28]

现在，为什么海德格尔要铸造“此有”(Dasein)来称谓人，似乎是不言而喻了。显然海德格尔认为真正足以彰显人之所以为人的思维，不能从“存有者”着眼，即将人想为某种“生物”，然后再加上“理性”、“人格”、“精神”这些种差;而是应该从“存有”着手，因为芸芸万物之中，只有人才会探问存有，只有人才具有“存有学的天职”足以承接存有的召唤，开显世界，让一切存有物成其所是。而这个存有学的天职，或探问存有的能力(ability-to-be)，作为人的本质，并非恒常不变地、静态地隐身在人的各种活动之后，如传统本质主义所思考的一样;相反地，它是动态的，以不断从自身站出来的方式，迎向各种可能性，从而敞开了一个开放的领域，让存有真理得以显现。因此，当海德格尔表示人的本质即在于他的存—在时，他其实是从存有真理与人的完成，这种互动相依的关系，来揭露人性存有者真正的尊严所在。然而，不免令人疑惑的是，什么是存有?存有以何种方式进入人的存—在中，从而让存有真理显现于“此”?人又应当以何种方式回应存有的召唤，完成他的本质?

但存有——什么是存有呢?存有是存有本身。未来的思维必须学会去经验和言说存有。“存有”——它不是上帝，也不是世界根据。……存有乃是最切近者。^[29]

其实，人是被存有本身“抛”到存有之真理中的，人在如此这般的存—在中，守护着存有之真理，以便存有者如其所是地在存有之光中显现出来。至于存有者是否显现，以及存有者如何显现，上帝、诸神、历史和自然，是否以及如何进入存有之澄明中，是否以及如何呈现与离开，凡此种种，都不是由人决定的。存有者的临现乃基于存有之命定。但对人而言，这始终是一个问题:如何在他本质中找到那符合这个命定者?因为依照存有之命定，人作为存—在者，必须守护存有的真理。人乃是存有的守护者。^[30]

海德格尔终其一生都是在与存有搏斗，但是在他汗牛充栋的著作中，我们始终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存有在海德格尔的思维中，既不是希腊中古世纪形上学中的上帝，也不是近代哲学中作为说明世界之超越根据的主体性，它甚至不可以用任何原因、原理的概念来表象。海德格尔自己表示:“存有乃是最切近者”，但这个最切近者，我们除了得到“光”(light)的譬喻外，仍然感到模糊。事实上，海德格尔在《存有与时间》及《信简》中，都有进一步的提示。

在这个尚待回答的问题中，我们所要探问的是存有——那个决定存有物为存有物，即，尽管我们对存有物仍可以讨论，但在这个基础上，存有物却早已先被领会了。^[31]

……存有如何有，我们唯有从“意义”(Sinn，meaning)，亦即存有之真理，才能领会。存有在人从自身站出来的投射(Entwurf，projection)中，对人自行澄明。但是这个投射并没有创造存有。^[32]

对海德格尔而言，存有其实就是使一切对存有物的领会成为可能的“意义”，或者用笔者习惯的诠释，“意义的无尽藏”^[33]。为什么笔者要用中文“无尽藏”来修饰作为意义整体的存有?主要的理由是，在海德格尔的思维中，是存有使人富有起来，亦即是存有的召唤使人完成他的本质，成为存有的守护者。再者，海德格尔自己曾经表示，“存有就是存有的历史”，在存有真理的自行澄明中，一有开显，即有遮蔽，存有乃一即显即隐的动态过程。人注定了要在历史中承接存有的命定，而存有真理的揭显也将永无穷竭之日。果真如是，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海德格尔对人的本质的规定，至少在四个方面跨越了传统西方哲学的思考，即:

(1)就人不仅是世界中的存有物，他同时具有存有学的天职、能够向存有探问而言，人的本质，必须从他与存有真理的关系来掌握。

(2)就人的本质在于他的存—在而言，人的本质并非如传统本质主义所设想，一种静态的、完足的先验内容;相反地，它是不断地从自身站出来，倾听存有的召唤，开显世界，使存有物如其所是，让存有真理在“此”显现。

(3)就存有决定存有者是否及如何开显而言，人作为存—在者，也必须依照存有的命定，成为存有真理的守护者，而非存有物世界的宰制者。

(4)就存有真理的自行开显，乃一显隐共呈的动态过程而言，人的本质完成，也注定是历史性的。

因此，我们也可以明白，海德格尔为什么要对西方人本位主义采取批判的立场。因为无论是希腊人将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还是近代西方哲学从“主体性”来规定人的本质，在海德格尔看来，都是不彻底的，是在“遗忘存有”的情况下的一种形上学产物。前者之失，固在于肯定得“太少”，盖仅从动物性出发，不够根源性;而后者之过，则在于肯定得“太多”，盖忽略了人的被抛掷性，误以为人果真是万物的主宰。相较之下，海德格尔认为将人理解为存有的守护者，表面上是一种压抑，但是在这个让步中，人反而得以到达存有的真理，取得了人性真正的尊严。但问题是，海德格尔一味地从存有思维来规定人的本质，是否透露出他反价值、反伦理的倾向?

海德格尔的答复当然是否定的，他首先指出，如果我们将文化、艺术、科学、人的尊严、上帝都视为是“价值”的话，就在这个评价中，我们已经剥夺了被评价的事物的尊严。因为，在评价中，被评价的事物仅被容许作为人的对象来看待，但某物在其存有所是的东西，并不限于它的对象性。因此，当我们宣告“上帝”是“最高价值”之时，其实“上帝”的本质已经遭到贬低^[34]。换言之，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建基在主体性哲学基础上的价值观，不但预设了主客二分，略过了人“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的基本特征;更不足取的是，它在不能忠于存有物的存有情况下，造成了20世纪宰制性的科技文明。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可以不要律法及规范呢?海德格尔在《信简》的后段文字中，提出了“根源性的伦理学”的构想。

Ethos意味着居留、居住之所。这个字指示着人居住于其中的那个敞开的区域。人在居留中所敞开的领域，让那属于人的本质在其接近之际，显现出来。人的居留包含并保存着人在其本质中所属于的那个东西的到来。^[35]

如果伦理学这个名称依照ethos的基本涵义来看，伦理学应该被说成是对人之居留的深思，那么，那个将存有真理的思维视为存—在之人的根本要素的思想，其本身就是根源性的伦理学了。^[36]

只有当人从自身站出来，进入存有真理之中，并将自己归属于存有之际，存有自身才会派发出那些必然成为人的律令及规范的指令。在希腊文中，指派就是nemein。规范不仅是律令，而且其派发更根源地包含在存有的发送中。只有这种派发才能将人派遣到存有中。只有这种派遣才能够承荷与维系。此外一切律令仅只是人类理性的制作品而已。比制作律令更重要的是，人找到了居留于存有真理的处所。这种居留产生了我们可以依靠的经验。存有的真理为一切行为提供了依靠。“依靠”(Halt，hold)在我们德文中的意思，就是“守护”(Hut，protective heed)。……^[37]

海德格尔一贯的思想作风就是追本溯源。他不愿在学院的知识区分下，思考“存有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他要回溯到“伦理学”的字源-ethos，指出它原始字义“居存”(abode，dwelling place)与“存有真理”的关联。在海德格尔的思想里，伦理学如果依赖理性的抽象或计算能力来定制人间规范，是没有约束力的。因为人的存在处境一直在变迁中，即使我们能够建立具有普通性义务的标准或幸福的计算公式，我们仍不能在这些形式化的规范之前找到可靠的律令。行为规范的可靠性，只有人在忠于他的本质，在不断地从自我站出来的情况下，承接存有命定的差遣，才能找到人安身立命的规范。海德格尔心目中的“根源性伦理学”，其实就是他所谓的“存有思维”，只是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是，这种思维也同时是一种行动，不过这个行动超越“理论”与“实践”的区分，将“真”与“善”在“存有”的名义下，完全交由人的本质的历史性之完成，不着痕迹地道说出来。从中国哲学的观点看来，海德格尔的存有思维，不仅彻底地颠覆了西方哲学的知识分类，诸如形上学、知识论、存有学与伦理学的区分;而且更有趣的是，他的想法似乎与传统中国哲学“天道性命相贯通”的智慧，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