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思光先生的儒学诠释

一、劳思光先生的儒学诠释

(一)诠释的重点

劳思光先生的《新编中国哲学史》一书，是一部在方法上有高度自觉的哲学史书。劳先生在书中所提出的“基源问题研究法”，也确实能配合他的研究，而呈现出相当的成果。他对儒学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天”和“命”的问题，强调“义命分立”之说

对于“天”和“命”的问题，劳先生强调“义命分立”之说。他认为，孔子的基本立场是“先区分‘义’与‘命’，对‘自觉主宰’与‘客观限制’同时承认，各自划定其领域;然后则就主宰性以立价值标准与文化理念，只将一切客观限制视为质料条件”^[7]。也就是说，“命”代表的是“现实”、“必然”的问题，是客观的质料世界对“人”形成的不可超越的限制;而“义”则代表了“应然”、“自由”的问题，人在这里呈现出绝对的自主性。孔子严分“义”、“命”，割绝了人与天的关联，使人不需向外去崇拜一虚立的超越主宰，将价值的根源完全地往内收而置放在人的自主性之上，“孟子更将‘天’与‘命’二观念，皆归入‘客观限定’一义，儒学之基本精神遂完全透出”^[8]。

2．“心性论”的问题，认为孔孟皆重视“德性我”

至于“心性论”的问题。劳先生将自我区分为四:“形躯我、认知我、情意我、德性我”，而认为孔孟皆重视“德性我”。他更进一步指出，孟子所谓“言”，指认知我而说;所谓“心”，指德性我而说;所谓“气”，指情意我或生命我而说。“知言”，指德性我对认知我之临照;“养气”，则意谓德性我对生命情意之转化^[9]。

3．以“视人如己，净除私累之境界”，“超越意义之大公境界”来诠释“仁”

劳先生以“视人如己，净除私累之境界”，“超越意义之大公境界”来诠释“仁”。他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的自觉活动”，不需向外寻求，亦不受客观现实的制约，只要人能除私念，而立“公心”，最终能超越一切存在中的限制，而达到一完全自由、自主的境界^[10]。用劳先生自己的话说，“仁”就是指“德性我”对“形躯我、认知我、情意我”的完全转化和照临。

(二)批判与反省

1．以“义命分立”的观念，将儒学诠释成一种“完全的人文主义”，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劳先生认为，孔子继承了周人的精神方向——对人之地位的肯定，并以之为儒学之源。这基本上掌握了儒学作为一门人文道德学的特点。但顺此，劳先生以“义命分立”的观念，而将儒学诠释成一种“完全的人文主义”^[11]，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中国古代的原始宗教信仰，到了孔子是否就“完全”消失了?“完全”地“人文化”了?令人存疑。而且劳先生的说法，不仅不易解释《论语》中，诸如:“天生德于予”、“天之将丧斯文也”、“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之类的文句，更将儒学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天与人的关系为何”，给取消掉了^[12]。“天”在先秦儒学中的地位究竟如何?在当代儒学研究中，诚然人言各殊，但是完全抹杀架空，似乎也不是忠于文本的做法。

2．儒学中，处于具体的实践情境当下的人，毋宁是一个“整体”，一个整全的生命呈现

劳先生将自我区分为“形躯我、认知我、情意我、德性我”的做法，显然是受到西方哲学传统中，“身、心二元”、“知、情、意三分”的影响。诚然，孔、孟皆重“德性我”，但“形躯我、认知我、情意我”同样受到重视。《论语》重“学”，《孟子》中“践形”、“气一则动志”的说法，都表示了“形躯、认知、情意”的重要。事实上，孔、孟并没有将人割截成这样几个层次。在儒学中，处于具体的实践情境当下的人，毋宁是一个“整体”，一个整全的生命呈现。

3．儒学中的“仁”，显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自觉活动”或一种“去私念、立公心”的活动

儒家道德实践的完成，应当是包含了“人与天之关联的纵贯面向”、“人与自我之关联的内在面向”、“人与生活世界之关联的横拓面向”以及“人与历史之关联的展延面向”的一种生命活动的完全呈现。劳先生将“仁”完全收摄到“主体性”这一“点”上的诠释，并不完整，亦不能让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