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秩序与创新
长期以来，道家哲学不是被曲解为权谋思想，就是被误解为具有文化否定论、退化史观的倾向[24]。这些见解，并不是完全没有文献的支持，但是，这种集中在少数章句文字表层意义上的误解，既不能见道家义理之全貌，也无法看到道家智慧的高度与深度。在前文中，我们通过诠释方法学的反省，对当代道家研究的分歧，逐一梳理，发现道家哲学应该从“存有”与“价值”同一的特点，确认为一种富于存有学理趣的智慧形态。其次，再经由文献还原的程序，以老子《道德经》为例，指出道家存有学的展开，基本上是用于各种文明疾病的诊断、治疗，它应该进一步从“文化治疗学”的角度来凸显这一义理形态的特质。最后，我们再以海德格尔的“存有”与道家之“道”的比对，间接地论证道家哲学不但可以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科技文明的病痛，而且在天、地、人、我这一共命结构逐渐塌陷之际，如何重起贞元，关键即在于我们是否可以通过道家的实践修养，先将现代人的心灵从各种扭曲的相对价值中拯救出来，重返真常大道的怀抱。
20世纪初，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经造访中国，不但对老子哲学倍加赞赏，而且还发人深省地说道:
保守的中国知识分子说话，就像古代的贤哲写文章，假如有人提示他们中国进步很少，他们会说:“为什么要寻求进步，假如你已经享有美好。”首先一个欧洲人会觉得这种看法是懈怠的，可是当他自己变得聪明的时候，他渐渐地会怀疑，而且开始觉得我们所谓的进步只是不停的变异，那种进步并不使我们更接近任何被企求的目标。[25]
从罗素这段话，我们了解到，文明的进步并不在于求新求变。如果人文的发展，最终目的在实现人我、人物、人与一切天地鬼神万物之间和谐、共生、长生的美好秩序，那么任何历史阶段中的存有观，一旦过度膨胀与独大，将只会破坏天、地、人、我共命结构的整体和谐，而人心对某些价值理想的执着，也终将演变为价值的自我否定。因此，文明真正的更新创造，既不能一往直前，但知标新立异;也不能一味复古，抱残守缺;而是要通过“为道日损”的道家工夫，敞开心灵，在天地之间、人我之中，与“道”同流偕行。
“道”在中国哲学中，不仅是造化的根源，也是天、地、人、我共生、长生、生生的最终保证。过去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在“道”的庇护下，得以生存绵延。因此，我们相信，未来的人类文明，如果要真正实现人性中可久、可大的价值理想，也必须从天、地、人、我和谐共振的造化节奏中，找到创新的力量与方向。
附记:本文曾刊载于《鹅湖》月刊2008年第27卷第2期(总号314期)，第11～23页。
【注释】
[1]“当代新儒家”涵盖的人物甚多，但严格来说，当然以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为代表。
[2]陈荣捷:《中国哲学论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所筹备处1994年版，第179～180页。
[3]M.Heidegger，On the Way to Language．New York:Harper＆Row，1982，p.92．
[4]当代学者参与《道德经》校刊的学者甚多，早一辈如高享、朱谦之、蒋锡昌、马叙伦等:待《帛书老子》问世，又有许抗生、高明等。及《竹简老子》出土，海内外参与讨论的学者更多。
[5]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台北:木铎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6]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台北:木铎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7]这次论战参与的人相当多，笔者搜集的资料并不完整，略见梗概而已，可参见关锋:《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
[8]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香港:新亚研究所1973年版，第348～398页。
[9]牟宗三:《才性与玄理》，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年版，第162页。
[10]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台北:世界书局1969年版，第6页。
[11]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台北:世界书局1969年版，第31页。
[12]Chung-ying Cheng，Model of Causality in Chinese Philosophy，Hawaii: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Xxvi，No．1，1976，p.16．
[13]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台北:鼎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14页。
[14]这些论辩多半保留在《古史辨》第四册、第六册，台北:明伦出版社1970年版。
[15]为行文简便，凡引《道德经》原文，分章均以世界书局重刊华亭张氏《老子道德经注》为依据。
[16]苏辙:《老子解·卷二》，目前收录于严灵峰辑编的《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台北:艺文印书馆。
[17]这段话系王弘五教授翻译J.M.Bochenski《哲学讲话》译者序的引文，未详出处，可参见《哲学讲话》，台北:鹅湖出版社1977年版，第1页。
[18]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版，第540～565页。
[19]M.Heidegger，Being and Time.New York:Suny，1996，p.4．
[20]M.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7，pp.3-35．
[21]陈荣灼:《海德格尔与道家论科技的本质》，现收录于《第二届华人地区大学通识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高雄:高雄第一科技大学1999年印行，第174页。
[22]H．W．Petzet，Encounters and Dialogues with Martin Heidegger 1929-1976．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acgo Press，1993．
[23]海德格尔在其《存有与时间》一书中，虽然有存在“本真性”与“非真性”的区分，但他一再强调这两者并无价值上的高低，成为海氏哲学始终无法转出类似中国哲学工夫修养论的关键，颇堪玩味。
[24]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卷一，台北:三民书局1931年版，第237～253页。
[25]B.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Taipei:Rainbow Bridge，1971，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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