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方术催化道教的形成

2.神仙方术催化道教的形成

道教的最高目的是达到神仙境界，神仙信仰对于道教理论的建立和道教修持，影响巨大。

神仙方术在中国历史上的渊源极为久远。出土于青海乐都距今四千多年的浮雕彩陶罐，战国时期的《行气玉佩铭》，马王堆西汉墓中的《导引图》，广西南宁溯左江而上的扶缓、崇左、龙州、宁明等地河岸悬崖峭壁上分布的巨型崖画……无声地记录着神仙方术的足迹。

行气玉佩铭

马王堆《导引图》

广西花山

广西左江花山岩画

至于文献记载，则更为丰富。长生信仰、神仙与羽士传说、神仙天都、祭祀祠礼及奇异方术等，不少保留于传世典籍之中⁽⁵²⁾。

史载轩辕黄帝“问道于广成子”⁽⁵³⁾，后修道成功。战国时期，信仰神仙已经相当广泛，这时，出现了许多记载神仙传说的著作，书中有不少关于仙人、仙境、仙药等传说的记载。如“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风龙，而游乎四海之外”⁽⁵⁴⁾。将仙境描画得美妙而神秘，仙人亦被描绘成外生死、极虚静、不为物累、超脱自在，能腾云飞行的神奇人物⁽⁵⁵⁾。汉代的《淮南子》《史记》中亦有类似记述。

《山海经》

伴随神仙之说的出现，寻求仙境、仙人，传布成仙之方的方士（亦称神仙家）便出现了。他们将神仙学说及方术与邹衍（战国时期著名方士）的阴阳五行学说糅合起来形成了方仙道，流行于燕齐地区，提倡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企望长生不死，羽化成仙。

邹衍五行相生示意图

战国（前475—21）中后期，在方士们与帝王将相的鼓动下，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入海求不死药事件。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秦始皇、汉武帝等都曾派方士到海上三神山寻找神仙及不死之药，其规模越来越大。先秦百家之中曾列有神仙家，后演化为方仙道，以修炼成仙和不死之药等方术闻名，其中著名的有战国末年的宋毋忌、正伯乔、充尚、羡门高等人；秦始皇时的徐福、韩终（众）、侯公、石生、卢生等人；汉文帝时的“望气取鼎”的新垣平等，汉武帝时主张“祠灶”的李少君、自言能“致鬼”并使武帝见王夫人亡魂的李少翁、自言能通神的栾大、言黄帝宝鼎封禅等事的公孙卿等；三国时“辟谷”的左慈等。在汉代著作中，“神仙家”与道士通用，亦指通晓医术的人。“神仙者，所以保性之真而游求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⁵⁶⁾。其神仙方术为道教所承袭，是道教内丹派和外丹派的前身。

由于历代统治者对神仙方术的特殊关心，尤其是汉武帝在位五十余年，终生好仙求药不断，无形中培养了一大批方士，他们鼓吹隐形幻化、呼风唤雨、水行土遁、点树还阳等方术，造成社会上求仙修道的风气。

四王（威王、宣王、湣王、襄王）冢石碑

燕昭王金台夕照

秦始皇

汉武帝

方仙道是道教的前身，后世神仙道教即由此发展而来。以沟通鬼神为特征的方仙道，法术门类众多，诞欺怪迂，方术不验，受到社会明智之士的攻击，信仰和专务神仙说与方术的人，便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辟蹊径。这就使神仙家有所分化，同源而异流，一派是仿效驺衍的方仙道，另一派是继起的，依附于黄老之学的黄老道。黄帝问道广成子于崆峒山的思想，是黄老道思想的先驱。方仙道逐渐与黄老之学结合，向黄老道演变，直接推动了道教丹鼎派的形成。神仙信仰和学说、方士总结的方术不断得到传播，到了东汉中、晚期，统一被道教所继承，成为道教信仰的核心内容。

黄帝陵

道教的思想渊源，以道家哲学为多，同时也广泛地吸收了先秦时代各家的思想。前述巫、史是中国文化起源的一部分，《易经》反映了那时的文化思想。道家哲学的产生与巫、史有渊源关系。老子“道”的理论是道教思想和信仰的重要来源，道教的教理、教义由此演化而来。

老子石像

庄子

《庄子》

庄子发展了老子的道家哲学，《庄子》中的仙学思想，充实了道教中人修炼的理论根据。阴阳家和术数家相为表里，其后演化出天文家和占卜家，他们在后来的发展中和道家发生合流的倾向。黄老学派由道家发展而来，其思想体系产生于战国中期，到战国末年臻于完备，西汉初期流行广泛。战国、秦汉时期，黄老学派完成了《经法》《十大经》《称》《道原》《鹖冠子》《吕氏春秋》等一系列著作，提出了对于“道”的新认识。这一学派在宇宙生成论上的元气说、精气论、天道自然无为论、循道守一方法等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成为后来道教理论和方法的重要内容。

西汉初，曹参相齐，“其治要用黄老术，并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曹）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⁵⁷⁾。文帝景帝两代（前179—41）以黄老“清静无为”之学治理天下，史载“……乃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⁵⁸⁾；“窦太后好黄帝、老子之学，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⁵⁹⁾。曹参、陈平、窦太后等多喜黄老，推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弱化对社会的各种生产活动及民众生活的干涉，于是形成了以黄老道家思想为主的政治学说，史学界称这一时期为“文景之治”。这一时期，黄老之学蔚然而兴，以清静之术治天下成为思想文化上的特征。神仙家与黄老学说在性质上本不相同，黄老学说尚未与神仙家发生关系，因而当时的所谓黄老之术，是专就国家政治理念而言。

汉武帝刘彻继位后，崇尚儒术的同时，又崇信神仙。这时谶纬学说兴起，儒家出现宗教化趋向。神仙家在当时的情况下，欲摆脱方仙道的声名狼藉，更需要打起新的旗帜，建立新的神学体系。受儒家尊崇尧舜、神化孔子的启示，神仙家便效法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的经历，附会和利用黄老之学神秘主义成分，推崇黄帝，抬高老子，以与儒家抗衡。

东汉时期，皇室贵族除继续推崇黄帝外，还特别尊崇老子。“（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佛陀），斋戒祭祀。”⁽⁶⁰⁾永平八年（65），汉明帝给楚王英诏书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永平年间（58—75），臣王阜赞曰：“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判，窥清浊之未分。”⁽⁶¹⁾这时，已将老子尊为“道”的化身。

东汉桓帝时（147—167），神仙学和黄老学结合进而正式形成黄老道。“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⁶²⁾汉桓帝虔诚地信奉黄老道，于延熹八年（165）两次遣人“之苦县祠老子”。次年，又“亲祠老子于濯龙（宫），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⁶³⁾。这时，老子从一名人间的智者成为宗教谱系中的神灵。

黄老道继方仙道之后兴起，并由此过渡到道教，是道教产生的重要一环。黄老道所尊崇的黄帝、老子，演化成为后来道教所信仰的至尊之神。黄老学说亦成为后世道教的理论基础。

道教发祥地四川大邑县鹤鸣山

顺帝时永和六年（141），张陵（34—156）作道书二十四篇，用符水咒法为人治病、传道，信徒多至数万人。张陵又名张道陵，东汉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曾任巴郡江州（今重庆市）令，后携弟子往四川鹤鸣山（在今四川大邑县境内）修道。张陵以“治”为传教单位，创立道派，为道教定型化之始。因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张道陵引老子为鼻祖，并将民间各种神的信仰统一归纳道教之内，使得信仰与修道化为一体。随着社会之转变，道教代有传人，代有兴废，枝分派别，益趋复杂，流传至今。

道教之所以在汉末崛起，是因为汉末社会动荡、混乱，民众苦难深重，需要信仰归属，慰藉人心，社会需要宗教救世，稳定秩序；汉代有神论泛滥，各种迷信充斥社会生活，道家思想与神道合流；佛教的传入与兴盛，轮回、劫运、慈悲等教义刺激着道教的诞生。历史潮流和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积淀促使新的宗教面世，道教正是及时吸收传统文化资料和外来佛教要素，充实自身，终于随运而生且蔚为大观。

张道陵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