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牟尼的宗教反省

2.释迦牟尼的宗教反省

婆罗门教种姓制度呈现出太多的不合理，上层种姓残酷压迫和剥削下层种姓，下层民众深受生、老、病、死之苦，社会矛盾十分复杂而尖锐。现实生活中的变化、景象、苦难和生命的局促、艰辛、短暂，深刻地刺激了释迦牟尼，促使释迦牟尼的宗教反省，并进而寻求人类从苦难和烦恼中解脱出来的途径。

第一，对古印度社会现实和苦难的认识和思考，导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对人生的探索和解释⁽⁶⁴⁾。释迦牟尼详细说明生命的普遍事实──苦，针对社会的不平等，提出“众生平等”学说，认为生命对一切众生来说都是宝贵的，残忍、暴力则是慈悲的直接敌人。强烈谴责不平等的种姓制度，随时接纳来自各种姓和各阶层适合于过清净梵行生活的人们进入僧团，互相容忍，尽力协调，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僧团中的著名人物。

释迦牟尼

佛陀时代，由于婆罗门的影响，妇女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佛陀则十分注意提高印度妇女的地位。诸神祭坛上供奉的是充满血腥污染、大量无辜的动物牺牲品，苦行者和婆罗门危害社会的仪式给众生带来灾难和苦恼，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佛陀对此加以改造，以仁慈智慧、公正、理解之道教导大众，使他们经常依教义行事，用“四无量心”（慈无量心、悲无量心、喜无量心、舍无量心）支配行动。

佛陀并没有采取推翻统治者的暴力或者革命方式去实现平等的理念，只是走上一条新的宗教道路，不少研究者也曾经从社会历史角度指出其阶级局限性，批评了他的这种软弱性。

佛陀像

第二，对婆罗门教教义的质疑导致释迦牟尼对佛教修持理念的创新。婆罗门教最古老的经典即吠陀（梵文：Veda，意思是智识）。在由《梨俱吠陀》（Rg-veda）、《娑摩吠陀》（Sama-veda）、《耶柔吠陀》（Yajur-veda）、《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四部梵文经书组成的《吠陀经》中，记载了古印度早期宗教的崇拜情况。

（1）《黎俱吠陀》是四吠陀中最原始的一种，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部颂神的歌集，是雅利安人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下来，最后编集而成的作品，大约形成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全书由1017首诗组成，计10580颂，分为10卷，记载了诗人歌颂大自然的诗句和在祭祀的时候献给诸神的赞歌和祷告文，核心就是赞美神。《黎俱吠陀》完成后的一两百年间，又有《娑摩吠陀》《耶柔吠陀》的编集，最后又有《阿闼婆吠陀》出现。四吠陀的完成，大约是公元前800年左右。

（2）《娑摩吠陀》取自《梨俱吠陀》，除有75个颂外，基本上只是对《梨俱吠陀》的重新编排，以便于吟唱，是婆罗门的祷告文，记录古印度祈求自然力量的祭祀仪式和预祝丰年的赞歌。

梵文字母

《梨俱吠陀》描述的神界

（3）《耶柔吠陀》是在祭礼时念诵的祭词，多是散文体。这部祭祀典籍的出现，表明以祭祀为主体的吠陀宗教逐步形成，祭祀目的就是向神祈祷，以获得神的恩宠。掌握祭祀的雅利安僧侣阶层也因此获得无上的政治权力和崇高的社会地位。

古印度祭祀遗址

上述三部吠陀经典中最重要的神叫因陀罗神。因陀罗神是战神、闪电之神。雅利安人祭祀这位神，目的是让这位神庇护他们，保佑他们去打仗，去扩充自己的疆土。因陀罗神还被称做“城市摧毁者”。雅利安人认为，有了因陀罗神的护佑，他们才占领了很多城市，打败了很多民族。可见，悦神得佑是早期吠陀祭祀宗教的唯一目的。

（4）《阿闼婆吠陀》是在该地土著达罗毗荼人中间流传的降福、攘灾或诅咒仇敌的咒语，被雅利安人吸收采用到祭典中，而取得第四吠陀的地位。《阿闼婆吠陀》与前三者不同，前者是公认的圣典，古代印度称为“三明”，视为三位一体，《阿闼婆吠陀》则是后来附加的。传说掌握这些咒法中的任何一种，就可施展超强的力量，这些方法直到如今仍流传世间，有不少人信服。

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七八百年之后，也就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出现了对三部《吠陀本集》注解的著作《梵书》（Brahmana）。《梵书》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梵”（Brahman中性）的概念：梵是至高无上的，梵不是某个具体的神，诸如因陀罗、阿耆尼（梵文：Agni，意为火神）等，它是诸神背后的推动力，是抽象的终极真实。早期的吠陀祭祀往往单纯地取悦于神，到了《梵书》时代，由于“梵”概念的提出，雅利安人的祭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古印度祭祀遗址

梵天

毗湿努

湿婆

婆罗门的最高实在者是“梵”，“梵”有三个主神，即梵天、毗湿努、湿婆，三者分别代表宇宙的创造、保全与毁灭，主张善恶果报，人生轮回。

婆罗门教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为三大宗旨，认为大梵天是世界的最高实在，一切事物的主宰。其与人的主体阿特曼（神我）本性同一，但由于无明，人对尘世无比眷恋，为业报所缠缚。业报决定人的轮回，行善的成善，行恶的成恶。人若崇信神明，修行吠陀，则死后投入天道。人若信修吠陀，但所行次于投天道者，则死后投入祖道，转生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等。人若不信奉神明，违逆种性义务，则死后投入兽道，转生为旃陀罗或动植物等。一切有情分为四类，即：胎生、卵生、湿生、种生。若人能彻底摈弃尘世生活，修行各种苦行、布施、实语、禁欲等，则可以直观阿特曼的本质，亲证梵我一如而获得解脱。这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不依赖外界救世主、上帝或梵天力量，独立于外力之外，能够证得解脱。苦的解脱，必须依靠每个人自己的行动，任何祈求解脱而自己却不努力的人，是无法真正获得解脱的。无上自由的获得，只能通过自己来实现。对真谛的领悟，也是如此。只有毫无障碍地自由思考自己的问题，为发展内在的力量和品德而精进不息，才能自我证悟。个人应当作出努力，打碎束缚自己的枷锁，赢得解脱⁽⁶⁵⁾。

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500年，雅利安人进驻印度之后一千年至一千三百年左右，出现阐释《吠陀》的文献《森林书》（Aranyaka），其末尾部分——Upanisad（直译为“近侍坐”，汉译为《奥义书》，意思是老师让学生坐到近旁，传授神秘训示）对后世印度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奥义书》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Vedanta，汉译《吠檀多》，意思是对《吠陀》最终和最高的阐释。

像《奥义书》一样，佛陀认为知识不再是关于梵天的知识，而是对人和事物真实性质的清楚理解。

《奥义书》

婆罗门以各种方法想象有“我”，沉浸在“我”的信仰中。“我”的梵语原意为“呼吸”，引申为生命、自己、身体、自我、本质、自性，泛指主体。婆罗门教认为主体潜存于一切事物的根源之内，支配并统一个体，想象此我执取无蕴，或执取其中一蕴。释迦牟尼则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我”教义，否定“我”并反对“我”。“无我”教义在世界宗教和哲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无我”的意思只是否定“我”。这对婆罗门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震动。他们起来以武力捍卫他们长期以来的宗教和哲学的根本思想——“我”。

第三，对早期宗教修持实践的体悟和扬弃，导致佛教修持思想的形成。佛陀年轻时所遇沙门的安详、超然更激起他的好奇之心，激起他对于生命本身意义的追求。早期宗教无法满足他寻求生命的真理，寻求人生的解脱，探求生命超越的途径，了脱生死的困惑，成为佛教产生的重要内因。

释迦牟尼所属释迦部族聚居在古印度北部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该地区受婆罗门及各沙门的影响，教派兴起，修行之风流行，业报轮回的思想根深蒂固。

释迦牟尼曾以阿逻·迦罗摩和郁陀迦·罗摩子为导师，研习走向解脱之路。但是，两位导师无法满足他的愿望。另辟蹊径的结果促使他寻求人生真谛，证得无上菩提。释迦牟尼在印度早期宗教修持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佛教，据说他运用正念，通过数息观，进入了初禅境界。通过逐步的修习，次第进入二禅、三禅和四禅，证得了知有漏、知自身过去的宿命智，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所引发天眼智证通天眼智和断尽贪、嗔、痴等一切烦恼，不受三界生死，碍自在、烦恼的漏尽智等三种佛教智慧。阿罗逻·迦罗摩和郁陀迦·罗摩子是当时两位最著名的禅师，佛陀曾向他们请教。他们连同当时的瑜伽行者，都不能向他指示获得最高真理和脱离系缚、证得最高安全的方法。这是因为所有他们神秘主义的体验，其最高顶点，仍是在“非想非非想处”⁽⁶⁶⁾，都不足以探测诸法因缘生的真实性质和如实看待事物。

迦毗罗卫国旧王宫遗址

佛教所传的修持理论，并非佛教专有。在释迦牟尼以前，瑜伽行者就进行各种系统的修持，时至今日，经久不衰。印度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其中的神秘性除了来自于繁多的宗教所铸成的多元文化特征，还由于诸多宗教自身存在的神秘主义派别。但是从佛教的观点看来，当时流行的瑜伽总是停留在比较低的层面。释迦牟尼不满足于瑜伽修持所达到的那种禅悦和神秘主义境界，而是证成涅槃。即以冷静集中的心为基础，探测自己心中的最幽深处，清除自己心中的一切污染，寻求安宁与解脱。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修定，使自己适应于入出息念，在得到了完全的止之后，就能够修观或如实智，如实看待事物，看到缘起法的三种性质：无常、苦、无我。就是由于这种智，这种渗透的慧，能够从无明中证悟四真谛，所以观的修习，是佛陀自己的一种典型教义，是佛陀独有的体会，不是佛陀出现以前就有的。

迦毗罗卫国旧王宫遗址雕塑

第四，对六派哲学思想等加以批评、中和、取舍和利用，促使早期佛教获得更加广泛的支持⁽⁶⁷⁾。约在公元前6世纪，胜论派、正理派、数论派、瑜伽派、弥曼差派、吠檀多派六派哲学出现，构成印度哲学的核心，对印度的哲学和宗教发展具有重大影响⁽⁶⁸⁾。

菩提树

吕澂（中坐者）

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胜论派哲学提出著名的原子理论，是通过对世界各种现象的观察而提出的范畴论。正理派着重逻辑和认识论探讨，确定了四“量”（知识的来源）和五支作法的推理形式，分析了推理和辩论中的错误；承认物质世界的真实，也承认神和灵魂⁽⁶⁹⁾。数论派提出“因中有果论”和“解脱思想”，指的是任何事物，在结果尚未产生之前，就已经先存在于世界当中。因果关系是指从质料因真正转变成结果，此必然推论出作为一个客观世界的最终原因即自性（Prakrti）；数论派的解脱思想认为，人们都是三苦⁽⁷⁰⁾的受害者。三种苦的产生是自性（Prakrti）引起的，一旦我们明白内在的不生不灭之精神是永恒不灭的经验主体，那么将会从苦难之中解脱出来⁽⁷¹⁾。瑜伽派建立了超然独尊的神“大自在天”，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修持实践内容和方法。弥曼差派坚持通过与吠陀的指示保持一致，一个人才可以得到拯救，才可以从自私的欲望中得到释放，从而获得自由。吠檀多派祖述《奥义书》的哲理，探讨宇宙与人生的究竟，使“自我”与“梵”归一，最后求得解脱。

早期佛教创始人正是基于异常丰富的古印度宗教、哲学思想，融会贯通，吸取思想养分，才得以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修持思想和实践。

【注释】

(1)许慎：《说文解字》。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3)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

(4)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5)《孟簋》，见《金文编》卷十一；《伯公父(1977年陕西扶风县黄堆公社云塘村2号窖藏。现藏于周原扶风县文物管理所）中，需孳乳为糯。

(6)朱骏声：《说文解字疏证》。

(7)徐山：《儒的起源》，《江海学刊》1998年第4期。

(8)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9)班固：《汉书·艺文志》。

(10)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11)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

(12)胡适：《说儒》，《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3)胡适：《胡适的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7页。

(14)孔祥骅：《先秦儒学起源巫史考》，《社会科学》1991年第12期。

(15)钟肇鹏：《儒的名义和儒的起源》，《齐鲁学刊》1988年第1期。

(16)许兆昌：《先秦社会的巫、巫术与祭祀》，《史学集刊》1997年第3期。

(17)《礼记·礼运》。

(18)《礼记·礼运》。

(19)《礼记·礼运》。

(20)《论语·述而》。

(21)《论语·泰伯》。

(22)《论语·子罕》。

(23)《论语·先进》。

(24)《孟子·万章》上。

(25)《孟子·告子》下。

(26)匡亚明：《孔子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页。

(27)《论语·阳货》。

(28)《老子》第二章。

(29)《荀子·天论》。

(30)廖名春：《荀子诠释》，载徐兆仁主持：《历史文化诠释理论研究》（教育部“十五·211工程”二期项目“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研究”子课题）。内部打印稿。

(31)《荀子·王制》。

(32)最早提出这一观点是李德永，见《荀子——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页。

(33)《春秋繁露·郊语》六五。

(34)《说文解字》。

(35)朱莜新：《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台北：台湾印书馆1997年版，第17页。

(36)《论语·尧曰》。

(37)《论语·泰伯》。

(38)《礼记·大学》。

(39)《说儒》，《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0)《论语·为政》。

(41)《论语·泰伯》。

(42)《论语·雍也》。

(43)《论语·颜渊》。

(44)《论语·颜渊》。

(45)《论语·尧曰》。

(46)《礼记·大学》。

(47)汪中：《春秋释疑》,载《新编汪中集》，扬州：广陵书社2005年版。

(48)《礼记·缁衣》。

(49)《孟子·尽心》下。

(50)《论语·季氏》。

(51)张星德：《红山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52)《山海经》。

(53)《庄子·在宥》《史记》等。

(54)《庄子·逍遥游》。

(55)《列子·汤问》《黄帝》《周穆王》；屈原：《离骚》《天问》《九歌》。

(56)《汉书·艺文志》。

(57)《史记·曹相国世家》。

(58)《史记·儒林列传》。

(59)《史记·外戚世家》。

(60)《后汉书·楚王英》。

(61)《老子圣母碑》，载赵明诚：《金石录》。

(62)《后汉书·王涣传》。

(63)《后汉书·祭祀志》。

(64)［斯］毗耶达西（Ven.Piyadassi）著，方之译：《佛陀的古道》（The Buddha's Path），台北：佛陀教育中心印经协会2001年版。

(65)［斯］毗耶达西（Ven.Piyadassi）著，方之译：《佛陀的古道》（The Buddha's Path）第二章，佛教的观点，台北：佛陀教育中心印经协会2001年版。

(66)《楞严经》：“识性不动，以灭穷研，于无尽中，发实尽性。如存不存，若尽非尽，如是一类，名非想非非想处。”非想，指非有想。非非想，指非有此非想。即经文所谓如存不存，若尽非尽之意。

(67)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68)姚卫群：《古印度六派哲学经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69)Surendranath Dasgupta著，林煌洲译：《印度哲学史》，台北："国立"编译馆1996年版。

(70)参见《金七十论》卷上，世间诸苦分为三种：(一)依内苦，认为由于风、热、痰等因素所生的病苦，亦称身苦；此外，怨会、爱离、所求不得而产生的精神痛苦，称为心苦，亦属依内苦。(二)依外苦，系由世人、禽兽毒蛇、山崩岸坼等所生之苦。(三)依天苦，系由寒热、风雨、雷霆等种种天之所为所生之苦。

(71)S.C.Chatterjee& D.M.Datta著，李登贵、伍先林、黄彬译：《印度哲学概论》，台北：黎明文化出版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