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道的必然联系

1.儒佛道的必然联系

近几年，我国学术界研究形成的共识表明，汉末、三国是儒佛道关系的发生阶段⁽²⁹⁾。在这一阶段，佛教修持思想与实践最初向中土传播，有两大问题必须面对：一是其与中土主流意识形态及民间习俗的差异和矛盾；二是佛教修持思想及实践的表述方式与中土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和接受困难。这两个问题决定了佛教跨文化传播中首先要选择的道路，即佛教必然与儒道思想、中土习俗、语言和文字等密切联系，甚至走向某种交汇，而不是隔绝和排斥。

儒家思想包括世界观和政治道德理论两部分，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部分和代表。儒家政治道德理论适应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适应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适应以封建宗法制为基础的社会伦理关系，符合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儒家的人文本位思想和道德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佛教宣扬弃家出世，等于主张无君、无父，形成与中国儒家思想的尖锐对立。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宗教信仰如果诋毁、反对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都将遭到最强烈的反对。因此，佛教总是向儒家妥协、调和，竭力强调佛教与儒家思想的一致性，强调佛教对儒家伦理学说的配合作用。佛教对人类心理的细致分析也可以与儒家的人文中心精神相补充，使儒、佛两家的心性理论日益融合，从而成为两家近似甚至共同的理论。

山东蓬莱

道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地位仅次于儒家，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道家的哲学思想影响更为深远。道家宣传“道”（“无”）为本体，追求与“道”相冥合的精神境界，被中国早期僧人视为佛教出世思想的同调。中国佛教学者绝大多数在出家以前通常是先受儒家学说的洗礼，再经道家思想的熏化，然后学习、钻研、接受佛教理论，这种知识形成的层次、程序和结构，必然深刻地左右这些僧人对佛学的理解⁽³⁰⁾。

方立天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

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已形成以天帝和祖先神崇拜为特征的宗教信仰，其内容十分庞杂，包括五行、五德、五帝、鬼神、神仙、谶纬等观念，并伴随着卜筮、占星术、望气和风角等方术，盛行各种祭祀礼仪。汉光武帝刘秀之子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即佛）之仁祠”，就是把黄老学说和佛教学说等量齐观。佛教在东汉是在与道术方士思想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³¹⁾。《牟子理惑论》中既有精灵不灭、祸福报应之思想，又有以老庄“无为”学说来解释佛理。早期来华的佛教僧人，为了迎合中国的社会风尚，也在吸取中国传统宗教的某些特点，采用流行神仙方士的手法，附合佛教宣传，吸引群众。

三国时代，我国佛教思想界分为两大系统。一为安世高之小乘⁽³²⁾禅学系统，另一为支娄迦谶之大乘般若学⁽³³⁾系统：

安世高

小乘禅学系根据印度佛教的“禅法”理论，由汉之安世高传到吴的康僧会。安世高博晓经藏，尤精阿毗昙学与禅。东汉桓帝建和初年（147－148），安世高经西域诸国而至洛阳，从事经藏翻译。至灵帝建宁三年（170），共二十余年，其间先后译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阿毗昙五法四谛》《十二因缘》《转法轮》《八正道》《禅行法想》《修行道地经》等34部，40卷（一说35部，41卷）。其所译之经，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主要传播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之毗昙学和禅定理论。我国早期佛学之流布，由其奠定基础，且为将禅观带入我国之第一人。安世高所传小乘禅法，以其翻译的《安般守意经》为代表。佛家“安般守意”讲的就是呼吸，以意念守持呼吸的方法与道家的“食气”“导气”“守一”等说有类似之处。安世高所传小乘禅法“安般禅”，与方仙道的胎息吐纳之术也相类似。因为佛家跟道家依存总要有东西能够互相联系得上才行，这样小乘禅法跟中国道家吐纳之术、养生之术就相结合了⁽³⁴⁾。这在佛教传入之初，由于能同当时极为流行的神仙方术、黄老思想沟通，而被中土民众广泛接受⁽³⁵⁾。

般若经

大乘般若学系支谶所传，以其翻译的《道行般若经》为代表，在义理上与道家老庄清净无为思想相结合，即用印度佛学之“法身说”，参以中国汉代以来对于老子之学说，认老子就是“道体”。此说由汉之支谶传到吴的支谦，支谦之学主明本、重智慧，与玄学合流，直接影响了两晋南朝的佛学风气，佛教的玄学化实始于支谦。当时两说都很流行，且互有关涉，但是到了晋代，因为种种原因，后者在学术界占较大的势力⁽³⁶⁾。

借助儒家、道家及道教的固有概念和表述，导致佛教在跨文化传播中自然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联系。当然，这种联系是以儒佛道三者内在修持思想的天然基础有关，三者在修持思想和实践中的借鉴与互补也导致其联系的必然性。

汤用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