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民思想家李觏的不朽之路

序二　草民思想家李觏的不朽之路

郑晓江

伽禄兄虽偏居一偶，供职于抚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但对家乡的贤哲特别敬重与热爱，且常年笔耕不辍，刚出版了《一代思想大师罗汝芳》，又完成了《北宋名儒李觏》一书的撰写，勤且奋矣，让吾等忝列大学科研机构者望尘莫及。今嘱序于余，不能推辞，便想把近七八年来多次去南城县寻访李觏之墓及对其思想解读的心得写下来，以供读者阅读此书时的参考。

李觏先生之生存、学术与人品有着极大的可供解读的空间。2002年，我与罗伽禄、周世泉、杨雪骋诸先生徘徊于江西南城县之凤凰山，漫山遍野寻其墓址、寻其倾注了无数心血的盱江书院遗址，一无所获；后我们又在麻源山谷、麻姑山等地留连忘返，想寻找到李觏先生的故居，亦了无踪影，不免有些惆怅，有些哀伤，并引发出我们无限的遐思。为此，以后的几年我又几次到南城寻访李觏先生之遗踪。

1922年，胡适先生偶读《直讲李先生集》，惊讶地发现被湮没近九百年李觏思想的卓越之处，并欣然以《记李觏学说——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为题撰文介绍李觏。他说：“李觏是北宋的一个大思想家。他的大胆，他的见识，他的条理，在北宋的学者中，几乎没有一个对手！……近来读他的全集，才知道他是江西学派的一个极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导，是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因此，我现在热心的介绍他给国中研究思想史的人们。”

近千年过去了，李觏先生的一切实存都已化为尘土，消失在无涯的天际；唯有其学说、其著作，还留在人间。行走在古之建昌军、今之南城县的山山水水中，我深切地感到，只有深入到李觏生命、生活与人生的内在层面，我们才能进一步把握其思想与行为，推进关于李觏思想的学术研究的深入。

我觉得，李觏一生可用四叹概括之：其自称为“邑外草莱之民”、“南城贱民”、“我本山田人”、“草茅匹夫”、“江南贱夫”等，却为何能以独特的政论、易论、礼论而名世？此为可叹者一也。李觏拒绝参加进士科考试，认为这种方式是残贼人才之具，可他积极甚至钻营制举科，二次皆不中，一生无科考功名，却在讲学于南城盱江书院后，从游者常百余人。后因范仲淹等人的大力举荐，入太学为直讲、说书，并曾权同管勾太学，故而“门人升录者千有余人”，“东南士人，推以为冠”，俨然“为宋代儒宗”，此为可叹者二。李觏殁后九百余年，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高足容肇祖先生希望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的姜国柱先生钻研一下几乎被人忘记了的李觏的学术思想，1984年，姜先生的《李觏思想研究》出版，至今共有研究李觏的专著有5部（姜国柱与谢善元各二部、邱尚仁等一部），加上伽禄兄的这本书，就有6部之多了，而论文也有百余篇。南城草民为何能达到这样一种高度，引起世人如此关注？此为可叹者三。《李觏集》刻印较早，影响较大，可其生平事迹却颇为模糊，至今其故居在何处，难以定论；其有无后裔自明代始就成一争执不休的问题；而著名的盱江书院、李觏墓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可叹者四。为此，我们的确需要对李觏先生的方方面面仔细地解读一番。

首先，可从思想史的层面解读李觏先生。我读《李觏集》与读同是江右思想大家的《王安石全集》《象山集》有同样的感觉，就是：皆为自成一家之言者。所以，祖无择称他的著作“真医国之书”；余靖称他“工古人之未工，导明王之要道”，“江南儒士，共所师法”；范仲淹赞其：“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实无愧于天下之士……”；《宋元学案》称其“俊辩能文”。

简言之，李觏在政治思想方面，所谈的王霸功利之论、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等等，皆大有可观。《宋史》《宋元学案》对其王霸之论予以特别的关注；他28岁撰写的《明堂定制图》并序对周礼中之“明堂”的考证被当时的饱学宿儒、朝廷高官叹为观止，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在20年后，使李觏先生获得一个官品极低却对其意义非凡的功名。

李觏的易论，直承王弼义理派解易的方法，批驳以象数释易的路子，成为易学史上以气化论解易的开山之论；其解《易》，要求“明体达用”，务求实效，由此而使《易》更切近民间生活。

李觏视礼为“天之经”、“地之义”，把“礼”之地位抬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在中国思想史上，“礼”多被视为外在的条文规范。孔夫子以复周“礼”为志，特别地指出“礼”这种外在的条文需要有内在之仁爱精神相配合。但在现实生活中，外在之“礼”与内在之仁爱精神总是处于分裂状态，人们把“礼”仅仅作为可观的礼节礼貌仪式规范，而内心却无半点精神为基础，内外之分无法弥合。李觏大胆地弃孟子性善论，取韩愈性三品、扬雄性善恶相混之说，认为圣人者有内在的本有善性（仁义），再发而为“礼”，是内外之合的典范；而可善可恶之“中人”，“礼”表现为人欲之节文，是人的欲望得以实现的保证，因“欲”为内而其节文之“礼”亦是源之于内而非外的。在李觏先生看来，真正行“礼”，是可以让人们合理之欲望得到实现的，所以，人们应该也必须达到内外之合。这就消解了外在之“礼”与内在之“仁”的紧张，由此，李觏先生提出要以“礼”治天下，人人都成为自觉自愿的良民——自觉自愿为“仁”；良民则为“礼”。

在生死观上，李觏生为一介平民，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困顿挫折的生活，特别是其至少有三次身临死亡边缘的人生经历，他的数位亲人都先他而离世，多次亲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些都使他敏感异常。他感慨生死无常，叹息生离死别带给人们的悲哀痛苦；但李觏又是一位有卓识的学者，能超出一般常人，从事物之本质去看待生死。他常说，万物皆化，人死又何悲？他还以庄子生无足羡、死无悲、生死齐一、生劳死息、彭祖殇子为一等生死智慧来消解死亡的悲伤，让世人也让他自己从对死亡的必至性、自然性来获得超拔死亡哀伤的途径；同时，李觏先生又是一醇儒，他在生死观上仍深受儒家传统死亡智慧的影响，他渴望的基本上是由声名传之后世的方式来达到对死亡的超越，其诗云：“古今圣与贤，历历垂星斗。景行苟有成，进退无一缪。不能功天下，尚可名身后。”他一生功业未成，故而选择了立德立言以传之后世的超越死亡之路。

其次，我们还可以再从生命及生活的层面进一步去解读李觏先生。细读《李觏集》，徘徊于李觏先生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的南城大地，我想，若要深入地理解李觏先生的思想与行为，除上述思想层面的解读外，还必须从其内在生命及具体的生活层面去进一步深入地解读他，以体验其内在的生命情怀，获得他行为的正确解释。

我总觉得，贫困的生活养成李觏坚毅的性格，他从小立大志，才学出众，史载他六七岁时便“调声韵”、“习字书”，“十岁知声律”，“年十二近文章”。及长，先生一心精研学问，渴望有朝一日，把自己的满腹经纶售于帝王家。但是，他入仕之求多次受挫，直到完全失败。终其一生都未能由正途入仕，这是李觏先生耿耿于怀的最大的心病，也是今人解读李觏内在生命情怀的关键之处。四十二岁时，李觏被举荐为试太学助讲，人生命运突然改观，约在五十岁时为权同管勾太学，可是，不足二年，便不幸早逝，真让人叹息他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这样一种人生的经历，便可以解释性格坚毅果敢、对社会批判极其深刻的李觏为何又会奔走于豪门、求之于权贵、甚至低三下四、到处邀官举荐、历经人间冷眼这样一种人生的矛盾状况；同时，因为李觏坚决不参加进士科考试，只走需在朝官员举荐的制举科考试之路，所以李觏之文才能新意迭出。原因很简单，李觏必须写出有新意、有看法、有创见之文，才可能获得在朝官员的赏识。于是，李觏先生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下苦功钻研学问，别辟蹊径，作出了令世人惊呼的“好怪”之论，李觏的“反孟”主张就颇让人感到他的“另类”，并成为当时的人及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我想，若李觏先生顺利地通过科考入仕，一定不能写出如此新意迭出的文章；他越入不了仕，他就越要写政论文章，越要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因此，政论之文在李觏先生文集中占据重要的篇幅。而且，我们也可以明白，李觏的生平事迹为何模糊不清？因为他无功名，地位微不足道，根本不被人所重视；可其著作为何又流传下来了？因其文章大多为的是请官吏们看后举荐而作，所以李觏先生不仅为文著书，还缩衣减食去刻印其文，分发其文，并热衷于编印自己的集子，况且他还有像邓润甫等这样做了高官的学生们的支持及宣传。

胡适先生特别欣赏李觏思想的主要点之一，是他的利欲观。李觏指出：“人非利不生”，“欲者人之情”，并由此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经济主张。比如，要求平土均田、强本节用、薄赋轻役，等等。这既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现实情况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也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相合。李觏先生在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大背景下，为何会对人之欲利作出许多儒生不敢苟同的肯定和精彩的论述呢？我想，这是生活在民间社会的平民思想家才最可能提出的观点。

李觏长期生活在偏远的建昌军，一生可谓恶衣恶食，对欲对利的问题当然比那些生于富贵之家、锦衣玉食者要敏感得多。因此，他指出人之欲不可去，利亦不可少，关键在于要以礼规范之。他本人其实正是这种利欲观的实践者，其强烈的入仕愿望，一方面当然是想以己之学，通过为官来匡时救弊；但另一方面，亦有改变卑微的身份、摆脱贫困的生活、获得权力与地位、光宗耀祖等这样一些内在深层次的原因。

所以，我们读《李觏集》可以发现，李觏先生的文章多作于其入仕动机强烈的青年和中年时期，当其求仕之心淡薄之后，作品便越来越少，以至于他写写墓志铭、得几文润笔费补贴家用而已（李觏撰写的墓志铭有27篇之多）。不过，应该看到，李觏先生的利欲观实有惠于王安石、实有惠于明代思想、实有惠于明清之实学思潮；当然，也是以建设完善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当代中国社会所能获得的有益的思想资源。

可见，李觏先生的生命历程中，有许多的两难尴尬：生于草莱，心向往着宫阙；学问为南方儒冠，却通不过科考；满腹经纶，却不能施展一点；一方面安慰自己功业不成、名于后世亦可，另一方面奔竞于豪门、几近乞求，渴望早入官场；生性刚毅，却对逝去的老母言“晚乃悔之”，想携母乞食于公卿大夫之家。这些人生中的两难尴尬，实形成了李觏先生一种内在的生命紧张，并发而为其人生活动的动力机制，是其所思所行的内在基础。李觏先生终于还是带着迟到的“副七品”的卑微功名葬在凤凰山麓，其人生之路仅仅完成了“修身齐家”，却没有实现进而“治国平天下”的儒者们的人生理想。

唯能告慰其在天之灵的是：其言其德传之久远，影响巨大。2002年11月，全国近五十名专家学者齐聚南城麻姑山，参加由南昌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之“全国首届李觏学术思想研讨会”。2009年11月，值李觏先生诞辰千年之际，资溪县又召开了“纪念李觏诞辰一千周年学术研讨会”，研讨先贤的思想，发掘其精华，推进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研究，促进现代中国精神文明的建设。

通而观之，解读李觏的生活、生命与学问，最后的结论是：李觏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批判家、教育家，也是一个有独创性思想的学者，同时，李觏可以说也是一个落魄的文人，这四种人生定位构成了完整的“另类的李觏”之形象。

此处所谓“另类”，主要指其思想异于当时的潮流，亦指其人生的模式与一般儒者正常的模式不同。由这一视野再上溯千年，江右之地可称为第一个具备影响力的思想者是汉之徐孺子。孺子平生以志节自励，虽处“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举茂材，皆拒而不出仕，思想上则遵从儒家礼教，奉行恭、俭、义、让；平生最佩服南昌尉梅福（九江人，王莽篡政，弃家出走）之风，傍福宅筑室以居，淡泊明志，人们都称其“德行纯备”，以其清风高致比于伯夷叔齐许由，似乎亦可以“另类”言之。然后为晋之陶渊明，曾为彭泽令，旋即以“安能为五斗米折腰”解印绶而去；作为田园诗之祖，他的思想受老庄法自然、含真抱朴说影响甚深，主张人生应顺自然，保持生命的本真，以顺应物化之态度对待人之生死，并通向绝对之自由境界。此似乎更为“另类”。这之后有另类的李觏，稍后则有王安石横空出世，他生性固执，被称为“拗相公”，奉行“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三不足”的精神，一言既出，可谓山河失色。王安石主持了中国古代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熙宁变法，此亦可视为“另类”。再就是心学大师陆九渊，提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倡导“六经皆我注脚”、“尊德性”的惊世骇俗的为学之方，似乎还是可归之为“另类”。更不用说，江右之地在明代出现了罗汝芳之“赤子之心”论、汤显祖之“情至”论、江右王学学者们的直指本心论等等，皆“另类”得可以。

当然，与此“另类”相对，江右之地的正统派亦十分可观，比如庐陵欧阳修、文天祥等等。正是这种思想史中内涵的紧张，丰富了江右思想总体之发展，奠定了江右思想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由这样一种背景来看胡适先生写于上世纪之初的《记李觏的学说》一文的结尾，我们难道不会有特别的感受吗？胡适先生是这样写的：“欧阳修生于庐陵，属吉州；王安石生于临川，属抚州；曾氏兄弟（曾巩）、邓润甫和李觏同属建昌军。这一班人同属北宋之西路，南宋之隆兴府，今之江西省”。可以说李觏先生的思想，以及通过他对王安石的影响，而对整个北宋之政治与学术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李觏先生的学术是江右思想史，从而也是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上浓彩重墨的一笔。李觏先生之地位由此可立矣。

江右思想的“另类”特征，也即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之临川文化的特质，是以其追求思想的独特性、创新性为基本内涵的，这也昭示着我们在今天的研究当中，在思想的建构上，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使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更上一层楼，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探讨近千年前的江右先贤李觏先生学术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2008年12月，我应邀去赣州演讲，半途又一次来到南城，因为据伽禄兄所言，李觏的墓址已找着了，我是欣喜若狂、夜不成寐啊！七八年的寻找，不意竟然梦想成真。28日早晨，细雨霏霏，我们一行在书画家胡印生先生的引领下，鱼贯地穿行在南城之东的凤凰山上。与我前几次来寻访不同的是，如今这里已整治一新，修起了游步道，盖起了彩色的牌坊，上书“凤岗公园”。沿途我与伽禄兄、段云来副县长海阔天空地聊着。走出游步道，下过几道山坎，忽见一凹形的山洼之处，胡先生说：这就是李觏之墓址了。我上上下下爬着，观察着，除了一个类似墓形的大坑之外，什么都没有了。胡先生告诉我，这个墓多次被盗，是他父亲胡定元先生找着并带他来看的。近千年过去了，李觏先生之遗骸、墓茔全部都不见了，可悲可叹可伤乎！

站在荒草丛中，面对墓穴，我不禁想起在距先生逝后413年的明成化年间，建昌府郡守谢公士元夜做一梦，“梦先生对浮大白饮”，醒后诧异不已。翌日，有人来告，李觏墓被人盗发。太守具棺衾准备重新易葬，启圹一瞧：“二大白宛然梦中见者，梦方解。”吏部主事左公赞请于朝庭，核准立墓建祠，称“景贤”。太守将梦中之事告诉翰林国史修撰罗伦，并叹道：“先生之殁，距今四百十三年矣，而精神感通有如此者。苏子曰：‘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其此之谓乎？”太守又远望山中乱坟重重叠叠，叹道：这些人为何不能死而不亡呢？罗伦慨然答道：“何独此也。桓山之石，骊山之固，庸非人乎哉？其图身后者非不至也。曾几何时，狐兔穴其傍，樵儿牧竖踯躅其中！草中垒垒者，曾不若也。方其生也，柄一国之雄，擅四海之富，何求而不遂哉？身死而遂不保焉。何也？”“桓山之石”当指春秋时想加害孔夫子的宋国司马桓魁，身前造一大石椁，三年不成，死后葬在桓山下（今江苏）。东坡先生有《游桓山记》，云：“桓山之上，维石嵯峨兮。司马之恶，与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维水弥弥兮。司马之藏，与水皆逝兮”。生前不可一世的司马桓魁逝后却速朽了。“骊山之固”当指秦始皇，生前声名显赫，极尽奢侈，死后葬则极尽巧思，无所不用其极，为的就是渴求长生不老，但恶名千载，身后寂寞，与兔穴樵儿牧竖为伴。罗伦进而说：先生一介寒夫，身无一官之荣耀，下无尺土之富有，可身后之名却与天地共久：“生而必死，圣贤无异于众人也。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泰伯先生其圣贤之徒乎？”圣贤以其德其功其言而不朽，李觏先生为圣贤之徒，也因其道德文章而永垂不朽了。他“平生尚倜傥，壮大苦摧折”，其一生仕途无足观，家业无足道，真可谓生前无富贵荣华，死后黄土一丘，但其德其言传之久远，其书历代有人诵读，一介寒夫却真正达到了永生不朽，这一切正好是其生死观最好的注脚。今日，我执意寻其墓址，看来却是有点显得执着于物，而悖于古人之深意了。

今有南城籍学者罗伽禄先生，多年搜集李觏的资料，刻苦爬梳，探幽抉微，终成一书，从李觏之身世、交友、著述、诗文、思想等诸多方面入手，条分缕析，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一本研习李觏其人其学的不可多得的入门之书。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生而必死，墓修而必灭，其人却可因为思想与精神的价值而永垂不朽。

是为序。

于南昌青山湖畔“神游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