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与范仲淹

三、李觏与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他整整比李觏大了二十岁。范仲淹幼年的生活十分贫困，2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东）的朱文翰，从此他改姓朱。他自幼勤奋学习，长大后，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更加刻苦自励。21岁时，他“在长白山醴泉寺僧舍读书，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早暮取二块，断齑数茎，入少盐以啖之。如此者三年。”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而读书。后他又赴应天府书院求学，在那里，他昼夜苦学。有史载他在书院时“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考中进士，出任广德军司理参军。两年后，改任亳州（今属安徽）集庆军节度推官。这个时候，他上表要求恢复自己原来的范姓。可见他同样是穷苦人家出身，其遭遇并不比李觏好多少，只不过他出仕比李觏早。

李觏与范仲淹交往始于景祐四年（1037年），那年，李觏29岁，在京城参加考试落第而悲愤彷徨。他想到了范仲淹，他知道范的为人与身世境况，与自己有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范仲淹乐于荐才；如果能得到范仲淹的赏识与举荐，那将是自己人生之大幸，也许可以改变他的现状与命运。于是从京城前往江西的鄱阳去拜访范仲淹。李觏到了鄱阳没有能够见上范仲淹，颇为失望，“彷徨而归”。李觏已是身心疲惫，思虑再三，他给范仲淹写信，诉说了自己的悲苦与挣扎，并将自己的著作《明堂定制图》及序、《潜书》《野记》《礼论》等都随信寄给范仲淹。他在信中说：

觏，建昌南城人也。生二十有九年矣。龆龀喜事，以进士自业。摘花蕊，写云烟，为世俗辞语，颇甚可取。愚不惟道之隆替，时之向背，辄游心于圣人之蕴志，将以尧吾君，羲吾民。晨夜精思，颇为有得，视阙政如己之疾，视恶吏如己之仇，恨无斗水以洗濯瑕秽。四顾悲歌，时或涕洟。然而命薄计拙，动成颠仆。乡书之不录，况爵命乎？孤贫无依，载其空文走南北。楫焉而川竭，蹄焉而路穷。尝游京邑，凡时之所谓文宗儒师者，多请谒焉。但伏执事之名，时最久矣。谋之于儒林，则又谓执事表知乐之士，有自褐衣而得召者。如觏等辈，庶可依归。不幸未及弛担而执事以言左迁。时异事变，卒无所遇。彷徨而归，又黜乡举。身病矣，力穷矣，仰喜朝车，适留兹土，故不远五百里，犯风雨寒苦，来拜于庑下……

从信的内容来看，在通信之前，他们两人之间是不相识的，如果相识就不用作自我介绍了，说明自己是哪里人，年龄多少等最基本的情况。此年十二月，范仲淹改任润州（今江苏镇江），在润州，他把州学“新而广之”。范仲淹在收到了信后，很快就给李觏回信，信中称觏为奇士，信虽短，但说明了拜访未遇之原由，并邀请李觏来润州做州学教授，且做了周到安排。范仲淹在信中说：

仲淹白秀才李君：在鄱阳劳惠访，寻以改郡，不敢奉邀。今润州初建郡学，可能屈节教授？又虑远来，难为将家。苏州掌学胡瑗秘校见《明堂图》亦甚奉仰，或能挈家，必有经画。请先示音为幸。保爱！保爱！不宣。促淹上李君奇士足下。

从信中也可见范仲淹礼贤下士，爱惜人才。对此，李觏也颇感欣慰。

在元代俞希鲁主编的《至顺镇江志》中对此事作了记载：“宝元初，文正范公仲淹守润，新学宫，请赐以闲田，具经史、传疏、诸子书，聘江南处士李觏使讲说，以教养其州子弟。率五日一视学，躬教以文，间设饮食，延劳奖进之。士翕然兴于学，民相劝趋于善，邦之人士深德之，立祠于学。庄定王公有记，教官袁孚为之广其祠。”范仲淹的这一次邀请，李觏没有应邀前往。宝元二年（1039年）三月，范仲淹改知越州（今浙江绍兴），到任后仍念念不忘这位深处困苦之中的饱学多识、胸怀大略的“奇士”，于是又写信给李觏，再次邀请他来当地讲学，态度十分诚恳。似乎已忘记了两人的年龄之差、地位之差，而称李觏为“仁弟”。范仲淹在信中说：

仲淹顿首秀才仁弟：别来倾渴无已，想至仙乡拜庆外无恙。此中佳山水，府学中有三十余人，阙讲贯与监郡诸官，议无如请先生之来，必不奉误，诚于礼中大有请益处。至愿！至愿！不宣。仲淹上秀才仁弟，十月十九日。

此地比丹阳又似闲暇，可以卜居，请一来讲说，因以图之。诚众望也！诚众望也！儿子在苏州，足下可能早来。今冬欲行乡饮，俟先生讲求也。仲淹上。

范仲淹写完后又做了补充，他热情地请李觏前来讲学。

这次，李觏应邀前往，他游历了越州的山水，也写下了一些相关的诗，如《登越山》一诗：

腊后梅花破碎香，望中情地转凄凉。

游山只道寻高处，高处何曾见故乡。

李觏似乎在范仲淹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即思念起家来，也思量要回家继续他的著书立说，在这首诗中就流露出不愿久留的思归情绪。不久，他真的就回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觏与范仲淹的交谊是越来越深，范仲淹是一位饱学之士，得到时人的敬仰与追随，李觏也常以弟子的身份随范仲淹学习。在明代彭大翼所撰的《山堂肆考》（卷一二四）中记载说：“范文正公少时多延贤士，胡瑗、孙復、石介、李觏之徒与之游，昼夜肄业帐中，夜分不寢。后公贵，夫人李氏收其帐顶如墨色，时以示诸子曰：尔父少时，勤学灯烟迹也。公有四子：纯佑、纯仁、纯礼、纯粹。”宋楼钥在《范忠宣公文集序》里也说：“盖公天资诚确，笃志学问，承文正公之亲传，愽之以泰山孙明复、徂来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师友之益，发为词章，根柢六经，切于论事，无有长语，而一出于正。”当然他们间是亦师亦友，孙复（明复）生于992年，小范仲淹三岁；石介(守道)生于1005年，小范仲淹十六岁，三人中李觏年最小。范仲淹曾作《严子陵祠堂记》一文，写完之后给李觏看，文中有“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句，李觏觉得改“德”为“风”好。经李觏改一字，使文章意义深化，范仲淹大为佩服，直称“善，善。”

李觏回乡后，一直保持着与范仲淹的联系，范仲淹也始终没有忘记在南城的乡野还有这么一位落魄的忘年交。后来，李觏再次到京城里参加考试，但是仍没有考中，他只好回家。回乡后的李觏一边办学教授弟子，一边著书立说。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官拜参知政事。范仲淹上台后，开始实行改革，推行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政策，史称庆历新政。这一年，李觏也将《周礼致太平论》寄给朝中一些他认识的大臣，这当中自然包括了范仲淹，随文章寄去的，还有一封《寄周礼致太平论上诸公启》。他在信中说：

伏惟明公尝以文知，今也敢以文请。十数年来，箧帙所存，琐琐著述，不复有献，谨录《周礼致太平论》十卷，尘于下风。世之儒者，以异于注疏为学，以奇其词句为文。而觏此书于注疏则不异，何足谓之学？于词句则不奇，何足谓之文？惟大君子有心于天下国家者，少停左右，观其意义所归。

李觏在这五十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理政的主张。李觏自己也认为《周礼致太平论》并不是一部注疏，而是一部政论，希望各位能用一点时间读一读。他的目的也就是要把《周礼》的精神作为当时改革的依据。

次年六月，李觏向范仲淹写信，并将《庆历民言》呈于范仲淹。《庆历民言》是李觏在庆历初年写就的一组关于时政的系列文章，其目的，他在《庆历民言》序中说得很明确，希望有“补于世”。他说：“庆历三年，屏居里中，自念生而宦学，其秉心也劳，其虑事也多，既不克进，且为编户以死，终无一言，其何补于世！记曰：‘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故为《庆历民言》，凡三十篇。”在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如开讳、备乱、防蔽、效实、虑永、谨听、广意、本仁、慎令、考能、止幸等等。范仲淹对于李觏的著作，应该说都阅读过，除了上述两种重要著作，李觏几年前还给范仲淹寄去了《潜书》十五篇、《礼论》七篇以及其他一些著述五卷。范仲淹能从这些著作中了解到李觏的思想，这些思想对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范仲淹在上任的第二个月，就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疏，范仲淹指出？“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范仲淹陈述的十事就是十条新政。

“明黜陟”，即改变官吏不分政绩优劣循例升迁的局面，应依绩而升迁。

“抑侥幸”，转变“恩荫”过滥的局面，限制大官僚的恩荫特权，减少冗官。

“精贡举”，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与程式，主张取士德为先，功业次之。

“择长官”，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奖励能人，罢免庸才。

“均公田”，调整外官职田防止贪污，促其善政。

“厚农桑”，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发展生产。

“修武备”，召募民兵，辅助正兵，兵农结合，增强军队战斗力。

“减徭役”，调整天下州县建置，减轻百姓负担。

“覃恩信”，督责地方执行朝廷赦令等惠政，使人民感恩朝廷。

“重命令”，中央政令颁行后，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取信于民。这些新政措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选才等各个方面，以求拯救封建统治的全面危机，使国家长治久安。这又与李觏的主张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范仲淹的这些主张自己亲自实施，而李觏的主张只不过是自己的见解与主张而已，是要得到别人的认同并施之于实践之中。很幸运的是，范仲淹所实施的有许许多多措施与他所主张的相一致，因此人们也视他为范仲淹庆历新政的理论支持者。

李觏的确是大力支持庆历新政的，庆历新政是由富弼与范仲淹共同主持实施的，李觏写信给富弼，给他鼓劲，提建议。同一天（庆历四年的六月四日），李觏也给范仲淹写信鼓劲。他在《寄上范参政书》中说：

窃闻明公归自塞垣，参预朝政，无似之人，辱知最厚，延颈下风，忧喜交战。喜者何？谓冀明公立天下之功。忧者何？谓明公失天下之名……若曰患更张之难，以因循为便，扬汤止沸，日甚一日，则士林称颂不复得如司谏待制时矣。此所谓恐明公失天下之名也。嗟乎！当今天下可试言之欤！儒生之论，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强国也，岂易可及哉？管子之相齐桓公，是霸也。外攘戎狄，内尊京师，较之于今何如？商之秦孝公，是强国矣。明法术耕战，国以富而民以强，较之于今何如？是天子有帝王之质而天下无强国之质，为忠为贤可不深计？

信中，李觏不仅将可能面临的“更张之难”和易犯“因循之便”的两种情形提醒他，又就节用、轻赋税等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且以王霸、富国、强兵责任要求他，并以士大夫的身名气节相激励。

庆历新政受到了反对派的强烈抨击，仁宗皇帝因之而失去了继续推行新政的决心与勇气，庆历五年（1045年）初，仁宗对富弼、范仲淹等人不再予以大力支持，下诏废除了新法。富弼、范仲淹在正月被罢免，新政宣告结束。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由邓州改知杭州。这年初，李觏又应范仲淹的邀请去了杭州。在杭州的活动情况，不见有载，但从李觏所写的几首诗可以看出他的杭州之行是快乐的。若干年后，他都还不时会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如他在《寄题钱塘毛氏西湖园》中就写道：

昔年曾泛西湖游，君今更住西湖头。

人生多是未得往，地上有天何处求。

朱楼照影钟声晓，书船落手芙蓉秋。

鲤鱼赤鳞应不少，待与水仙相伴游。

再如另一首《忆钱塘江》，诗里所写就是自己当年回乡时在钱塘江上所见。这两首诗写得令人爽心悦目，也耐人寻味。特别是后一首，人们称之为宋诗中的佳品。

该年十一月二十日，范仲淹上章荐举李觏，荐章中说：“臣观李觏于经术文章，实能兼富，今草泽中未见其比。非独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伏乞朝廷优赐，就除一官，许令侍养，亦可光其道业，荣于闾里，以明圣人在上，下无遗才。若不如举状，臣甘重受朝典。”范仲淹简直是立下了军令状来褒荐李觏，在荐举李觏的同时，范仲淹呈上了李觏所作的《礼论》七篇、《明堂定制图序》一篇、《平土书》一篇、《易论》十三篇。

第二年三月，朝廷决定九月中旬于明堂大祭。而朝中此时没有人懂得明堂祭祀的礼仪与程序。借此机会，范仲淹在六月再次上书指出李觏对明堂制度有研究，“能研精其书，会同大义，按而视之，可以制作”，“斯人学古之心上契圣作。”并再次将李觏的《明堂定制图》并《序》录了一份献上。七月，李觏被授将仕郎试太学助教。

李觏对范仲淹不遗余力的举荐充满了感激，作《谢范资政启》以答谢。十月，范仲淹加职户部侍郎，李觏寄信相贺。闰十一月，范仲淹回信说：“仲淹白：‘中间辱教，承已拜恩命，虽德业雅远，未称人望，而朝廷奖善，鸿渐于时，惟聪明精至晓之深矣。未相会间，千万自爱！自爱！不宣。”又在信中告知李觏，他已改知青州（今属山东），正准备上路。两年后，也就是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在徐州去世，享年六十四岁。从此，李觏失去了一位知已，失去了一位关心他、提携他的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