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与王安石

四、李觏与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年号半山。江西临川人。他在为相期间发动了波澜壮阔的熙宁变法，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然而他的这场伟大的变革与李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近千年来，李觏与王安石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所认真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当然，无外乎两种意见，一是李觏与王安石关系密切，另一是没有什么关系。

王安石在给王景山的信中说：

安石愚不量力，而唯古人之学，求友于天下久矣。闻世之文章者，辄求而不置，盖取友敢须臾忽也。其意岂止于文章耶？读其文章，庶几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则又欲求其质，是则固将取以为友焉。故闻足下之名，亦欲得足下之文章以观。不图不遗而惠赐之，又语以见存之意。幸甚，幸甚。书称欧阳永叔、尹师鲁、蔡君谟诸君以见比。此数公今之所谓贤者，不可以某比。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为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与纳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遍识。安知无有道与艺，闭匿不自见于世者乎？特以二君概之，亦不可也。况如某者，岂足道哉？（见《临川文集》卷七七《答王景山书》）

后世学者如胡适、侯外庐都把这作为一条重要的依据来说明李觏与王安石关系亲密。

持反对意见的，则以漆侠为代表，漆侠认为胡适的的结论“肤浅可笑”，没有“宋史的常识”，且是“科学方法的虚妄”，“历史学的破产”。

我们从史料来看，漆侠的观点不正确，且这种谩骂式的论证更是不可取。我们从现有的材料看，胡适、侯外庐等先生的观点更为有说服力。

其实，李觏在三十岁后已名倾东南，朝中大臣知之者多，余靖、范仲淹等人多次荐举他，就是当时的仁宗皇帝都知道李觏“通于经术，东南士人推以为冠”。像这样著名的同乡，王安石会不知道吗？李觏、王安石两人的所存著作虽不见有记录两人的交往，但并不能说明他们没有交往。从他们间的一些友朋看，是有关系的。

首先，看王安石与李觏的几位学生关系密切，古人很重师承，王安石不可能不知他们的老师是谁。他们的老师李觏虽是生活在乡野，但还是了不起的，声名远扬，他们还是以有这样的老师而自豪的。他们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老师那儿接受熏陶，老师的思想会对学生的思想、言行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曾巩、邓润甫、李山甫都具有改革创新之思维与精神，当一个改革的新生事物出现了，他们自然就会去支持、拥护。另一方面，王安石也会积极为自己的改革寻找支持者，壮大自己的力量。王安石与他们之间既有私交也有利益关系，必然相互间汲取有益的东西。这些与李觏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王安石与李觏的弟子曾巩关系紧密，这是公认的。曾巩长于王安石两岁，为建昌军南丰人；南丰与临川两地相隔不过两百里。王安石在京城考试期间，曾巩将王安石引荐给欧阳修。王、曾两家还是亲戚，曾巩的大姑姑（巩父易占的姐姐）嫁给了王安石夫人吴氏的祖父，论辈分，曾巩高王安石一辈。王安石与曾巩常相互走动、探望，也有书信交往与诗词唱和。王安石写过多首诗给曾巩，大都对曾巩给予赞扬，如他在一首《赠曾子固》中说：

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

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

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

借今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

诗里极力赞美曾巩的才华与文章，把他与古代的班固、扬雄相提并论。

王安石与李觏的学生邓润甫关系同样亲密。邓润甫是李觏的得意门生，邓氏三兄弟先后从学于李觏，邓润甫与王安石的交往虽不见他们的著作中的文字记载，但他们两人同朝为官，邓润甫也是王安石提拔起来的，先为编修中书条例、检正中书户房事，后转知谏院、知制诰，直至副相，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与干将，试想想他们的关系能不好吗？也就是在王安石变法期间，邓润甫上奏李觏的遗著，并为李觏的儿子参鲁请官。想想看，如果李觏的思想与当时的主流思想不合拍，邓润甫就是有上奏的心也没有上奏的胆；即便上奏了，皇帝也是不会准允的。但邓润甫上奏取得成效，参鲁被“诏以为郊社斋郎”。这也足以说明李觏的思想与当时的皇帝神宗、宰相王安石等人的思想是一致的。

还有一位不常见有人提及，但他也是一位重要人物。此人名李山甫，李觏的族侄，也是李觏的学生。李山甫与王安石的交往也是很多的。在一些地方史料如江西省资溪县多处李氏的家谱、族谱中及清代的《泸溪县志》就记录有王安石与李山甫唱和的诗文。如《访山甫入长山不遇》则是王安石去拜访李山甫不遇时而写下的一首诗，王安石在诗中说：

石洞迤逦声漕漕，碧峭翠绿岭云高。

深山大泽龙蛇出，谁知间气产英豪。

金陵老子铁脊梁，驰车寻隐来凿石。

古来圣贤皆自出，男儿健在更努力。

资溪李氏家谱中收录的王安石诗

晚年的王安石在经受了政治上的打击，亲人的离世后，已返璞归真，甘于平淡，过着诗书游乐的生活，“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凿之家，或入寺随行。未尝无书，或乘而诵之，或望而诵之。”（《宋人轶事汇编》卷一○）。从这首诗所写的内容看，应当是王安石居于南京后回故里探望李山甫而作。王安石笔下的李山甫家乡长山是一个美丽的山村，也正是大山的灵秀孕育出了李山甫这么个“英豪”。并勉励李山甫乘自己年轻时应加倍努力，为国家多做贡献。他们之间还有多首诗词唱和，可见他们的关系非一般。如李山甫的新居在龙溪落成后，王安石又访李山甫，并有《访山甫龙溪新居题壁》诗，诗云：

闻道诛茅向此间，作成仙宇此溪湾。

门馆迎驷双轮入，人佩诸侯六印还。

朱阁旋妆壶里镜，锦屏初画海中山。

南城惟有君家盛，官列文班及武班。

李山甫也有和诗：

指顾门墙似隔开，世情浇薄愈类难。

欲同湍水终归海，肯学丘陵不至山。

百岁任从人事老，三余赢提道心闲。

古来亦有冯唐辈，犹恨为郎鬓发斑。

王安石又作有《题长山山甫故居》：

老子胸中百万兵，熙河一战见平生。

门前流水长鸣咽，犹带当年鼓角声。

李山甫最先是得到了建昌军司理参军王韶的赏识。王韶（1030—1081），字子纯，江州德安（今江西德安）人。宋嘉祐二年（1057年），27岁的王韶进士及第，先授将仕郎，后调任新安主簿、建昌军司理参军。熙宁元年（1068年），王韶上《平戎策》三篇，打动了神宗皇帝，即以王韶为经略安抚使、知熙州。而在王韶的推荐下，李山甫知河州。李山甫在边境协助王韶作战，收复失地，打击边地政权的侵犯。熙宁六年（1073年）十月，以收复熙、河、洮、岷、叠、宕等州缘故，神宗御驾紫宸殿受群臣祝贺，解所服玉带赐王安石。王安石推辞道：“陛下拔王韶于疏远之中，恢复一方，臣与二三执政奉承旨而已，不敢独当此赐。”神宗说：“群疑方作，朕亦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王安石乃受赐。

这是从李觏的学生与王安石的交往看李觏与王安石的关系，还可从他们的共同友人看他们两人的关系。李觏在京城时，祖无择去李觏的住处访李觏，并很投缘，自此成了好友。而王安石与祖无择的通信始于庆历六年（1046年），从现有的材料看，李觏与祖无择定交早于王安石。王安石对祖无择很敬重，也寄过一些自己写好的文章给他看，以求得认同与支持，如王安石在一封信里就说：

某生二十年而学，十四年矣。圣人之所谓文者，私有意焉，书之策则未也。间或悱然动于事而出于词，以警戒其躬若施于友朋，褊迫陋庳，非敢谓之文也。乃者，执事欲收而教之使献焉，虽自知明，敢自盖邪？谨书所为书、序、原、说若干篇，因叙所闻与所志献左右，惟赐览观焉。（见《临川文集》卷七七，《与祖择之书》）

王、祖之间还有一段同事经历，那是在嘉祐四年（1059年）至嘉祐八年（1063年）间，他们同在集贤院供职。而嘉祐四年（1059年）的上半年也是在京城，李觏全权管理太学，应该说，这期间，李觏与祖无择一定会有交往，是不是王安石有时也会在场呢？这期间王安石与祖无择的关系也很好，两人还常一起作诗，如王安石就有《和祖择之登紫薇阁二首》：

漠漠秋阴护掖垣，青云只在两楹间。

宫楼唱罢鸡人远，门阙朝归虎士闲。

华盖北瞻天帝座，蓬莱东想道家山。

却惭久此随诸彦，文采初无豹一斑。

其实在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与李觏都在京城里参加考试，只不过王安石考的是进士科，李觏考的是制举科。礼部给李觏的评定是，制举科第一名。如果不是第一，也不会引起祖无择的注意，祖无择自然不会慕名前去看望李觏；因为他是有身份的人，又是年长者，怎么可能不邀而自己走上门呢？这样好的成绩，引起过好多人的注意，难道就不会被王安石所注意吗？当然他们两人的结果不一样，李觏是落第而归，王安石是考了个第四名，时年22岁，可谓是年少得志。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在京城里同为参加考试的考生，是否有过联系或其他交流，不见有记载。李觏不幸突然去世，这是出乎在京的祖无择等意料的事，对于京城里的朋友与国子监的同事们来说，不啻是一声闷雷，难道祖无择与王安石在一起就不会议论起不幸的李觏吗？

另一个与他们两人都要好的人是范仲淹。范仲淹也是他们俩的前辈了。李觏与范仲淹的交往始于景祐四年（1037年），后来交往较密。范仲淹多次向朝廷推荐了李觏，而使李得到了一官半职。王安石与范仲淹也有交往，王安石在皇祐四年（1052年）前后即被范仲淹赏识，委以重用。那时的王安石正是三十出头的青年，对此很感激。因为范仲淹是王安石的老前辈，足足大了三十岁，又是知遇者。一般来说，王安石是会主动去见他的，并做些思想与情感的交流。我想在他们的交往中，也应会提及同样颇有才华而沉寂于民间的李觏，况且两人都是江西人，两人家乡相邻。

以上是从个人的交谊看李觏与王安石的关系；而从思想看，他们的关联性更大。李觏大声疾呼：“救弊之术，莫大乎通变”，要求实行社会改革，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且把自己的这些主张向朝中的一些大臣进行推销，希望引起他们的重视并得到施行。如果说李觏是从思想上要求变革，那么王安石则是在现实中推行变革；王安石在李觏去世十年后的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出任参知政事，不久与陈升之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拉开了变法的序幕。次年，王安石又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随后，他在全国推行新法。这样，由他推行的熙宁变法在全国全面展开。他们两人，一人是无法实施自己的主张，一人是全面而大力实施自己的主张。尽管如此，他们的思想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李觏、王安石的理财思想的渊源都是来自于《周礼》。李觏从他的义利观出发，以《周礼》为范式，写出了《周礼致太平论》五十一篇，提出了理财富国、安民强兵、实行井田、平均土地、抑制兼并、平准均输、均徭薄赋、积储人才、选贤任能、精兵择将等主张，力图从此改变已陷入“积弱积贫”的社会局面，确保国家安全与稳定。而王安石则认为：

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尝以困穷为患者，殆亦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临川文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卷三九）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取士之法。富国之法包括：

青苗法。规定把以往为备荒而设的常平仓、广惠仓的钱谷作为本钱。每年分两期，即在播种的当月和夏秋未熟的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加息，随夏秋两税纳官。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免役法规定：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衙前等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上三等户分八等交纳役钱，随夏秋两税交纳，称免役钱。原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要按同等户的半数交纳钱，称助役钱。

方田均税法。该法规定：“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就是每年九月由县令负责丈量土地，按肥瘠定为五等，登记在账籍中。“均税”就是以“方田”的结果为依据均定税数。凡有诡名挟田、隐漏田税者，都要改正。

农田水利法。即：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建立堤坊，修筑圩埠，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如果工程浩大，受利农户财力不足，可向官府借贷“青苗钱”，按借青苗钱的办法分两次或三次纳官，同时对修水利有成绩的官吏，按功绩大小给予升官奖励。凡能提出有益于水利建设的人，不论社会地位高低，均按功利大小酬奖。

市易法。即：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

均输法。主要内容有：要求发运使必须清楚东南六路的生产情况和北宋宫廷的需求情况，依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在路程较近的生产地采购，节省货款和转运费。另外，还赋予发运使一定的权力，使他们能够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地采取一些权宜措施。

强兵之法。具体措施有：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设军器监。

取士之法。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和任用等措施。

近代著名学者胡适以《记李觏学说——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为题，撰文向学界推介李觏，希望引起重视。胡适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被许多学者认同。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里就说：“《临川文集》卷七十七《答王景山书》，提到王安石与李觏关系：……从‘李泰伯……某与纳焉’这句话看来，说明王安石与李觏是有过交往的。李觏比王安石早十一年，两人同是江西人。李觏的学生邓润甫参加了王安石的变法工作，是一个新党。李觏的遗集，熙宁中由邓润甫上之于朝。从这些情况看来，李觏、王安石在思想上有某些关联是可以肯定的。有些学者认为李觏是王安石的先驱。从两人思想的共同处考察，他们都针对北宋中期的社会经济情况，发表了改良主义的主张，都是庶族地主的代言人。但是，从‘新法’的历史实践，或从‘新学’的规模看来，王安石学术思想就不是李觏所能比拟了。”

王国轩是上个世纪出版的《李觏集》的校点、整理者，他在《李觏集·前言》里说：李觏“毕竟是北宋中期革新运动中一位有见识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当时东南士人有着不小的影响。他的学生邓润甫参加了王安石变法，而本人也曾受到王安石的称赞。”

1982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仲泽的题为《北宋唯物主义思想家李觏的著作整理出版》一文，文中说：“李觏是北宋中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是范仲淹所领导的‘庆历新政’的积极拥护者。他的著作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王安石变法时也受过李觏的思想影响。”

以漆侠为代表的李觏与王安石无关系论也受到后人的驳斥，姜国柱先生在《李觏评传》一书中就对他的言论进行了细致的驳辩。姜先生说：“我认为王安石与李觏的思想确实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是思想见解、政治主张等的相同、相近的自然的思想联系，并不是由‘另一个江西人欧阳修’出来‘充当媒婆的角色，将李觏、王安石撮合起来。’我之所以费些笔墨推论王安石与李觏关系，就是要驳斥这种不科学的诊断。一言以蔽之，李觏的改革思想为王安石提供了理论借鉴、思想前导，所以李觏是王安石变法的先导。”

今天，我们读李觏著作、王安石著作及与他们接近人的著作，研究当时的社会，我们不难发现上述专家的论断是正确的，李觏的的确确是王安石变法的先导，是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