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书》及《广潜书》

一、《潜书》及《广潜书》

李觏一生勤于著述，他“六七岁时，调声韵，习字书”，十岁“知声律”。虽然生活艰苦，但他仍以著述为己任，以康国济民为意。他在二十三岁完成的著作是《潜书》十五篇。从此后，李觏写下了一系列理论著作，这些理论著作是最集中反映李觏思想的地方，在他一生著述中占有重要比重，也是他影响最深、最广的作品。主要如下：

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二十三岁，著《潜书》十五篇；

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二十四岁，著《礼论》七篇；

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二十八岁，著《明堂定制图并序》《平土书》《野记》二篇；

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三十岁，著《广潜书》十五篇；

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三十一岁，著《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共三十篇；

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三十五岁，著《庆历民言》三十篇、《周礼致太平论》五十一篇；

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三十九岁，著《删定易图序论》《礼论后语》；

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四十五岁，著《常语》；

仁宗皇祐六年（1054年），四十六岁，著《常语后序》。

李觏还有《易论》十三篇不能确定准确的写作时间，依李觏《上苏祠部书》可知大致著于景祐二年（1035年）后。当代台湾学者谢善元认为《易论》作于宝元二年（1039年），近代学者胡适则认为作于庆历七年（1047年），他们各陈其由。

《常语》本有三卷，分条撰述，对历史事件、人物等发表看法，作出评论。后世编辑李觏著作集时有删减。今人王国轩点校的《李觏集》以佚文的形式收录16条在《附录》之中。

《潜书》是李觏的第一部著作，全书由15个独立的短章组成。在著作开篇，李觏又写一个很简短的序，对于著作的由起、目的、意义作了一个交待。这是李觏赋闲在家所作，他对于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并将其情况客观地描述出来，也将自己的看法真实地表述出来，其目的是“愤吊世故，警宪邦国”，但是当时的人们对于现实状态还不能够真正认识，必然会遇到人们的非议，只好藏匿起来，待到有人认同他的看法时才能拿出来。正因为如此，李觏就把这些文章总括起来取名为《潜书》。在《潜书》中，李觏对于一些问题没有展开较详尽的论述，只是点到为止，但也基本体现了其思想雏形，其后许多著作都是这些思想的丰富与升华。

《潜书》提出通过实施井田制的办法来实现均田的主张，认为均田是百姓衣食的保证，只有均田百姓才不会受饥寒。他说：“吾乃今知井地之法，生民之权乎！井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蚕者得衣，不耕不蚕，不饥寒者希矣。”

《潜书》批判佛教，他认为佛教之徒如禽兽，过着寄生生活，且无任何家庭、社会责任感。佛徒遵从不杀生的守则，过着粗茶淡饭的素食生活，世上的人称道他们仁慈；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其实佛徒依靠别人的供养而维系生存，如果有一天没有人去供养他们，他们就有可能饿死；佛教以不杀生为道，只是在口头上为仁的说教。如此，佛教盛行则是“将夺人之食以饱无用之禽”，且指出他们是“绝而亲，去而君”，他们不孝亲，不事君，更不为天下事担当，过着得过且过的苟且生活，这才是真正的不仁。

《潜书》批评卜筮者。卜筮之人的预测之言是不可信的，他们的言说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即使能告诉人之祸福，但也无法为人们驱祸降福。事实上，祸福相倚，祸福有时可以相互转化，所以“善言天下者，言其有以治乱，不言其必治乱。”

《潜书》提出“简役而轻赋”。李觏认为，父母因为生育了子女而受到尊敬，国君因为有百姓的拥护而显得尊贵，所以一国之君应爱民如子，减少徭役与赋税，不然“无子无民，母出君灭。”“倚君之贵而不能爱民，国之丧王也。”

《潜书》提出为官者要有才德。李觏看来，官吏的才德很重要，“有德以为功，无德以为乱。”正如人们常说的“无德而才，犹资以兵。”于是选拔任用官吏应把官德放在首位，其次才是看其才，官吏领取朝廷的俸禄，就应尽心尽责地为朝廷出力效劳，即“受天子禄，守天子土”，不能仰慕权势、畏惧权势，也不能因收受他人贿赂而欣喜。

《潜书》对于社会现象作多方面的批判，虽不深入透彻，但所涉较广。最后，李觏指出，用丰厚的祭品、隆重的礼节去祭献于死后，而在其生前却不赡养，这是“师其言不师其道”。又指出，当时社会是“孔子之言满天地，孔子之道未尝行”，即对待孔子的言行，只学习其文字表面意思，而不学习其深层道理，因而往往是“得其言者为宝贵，得其道者为饿夫。”严厉地批判那些满嘴孔子之言而不行孔子之道的人，批判那种只重空谈不重实际、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可悲社会之风习。

七年之后，李觏对于《潜书》的内容做了扩充与提升，而写成《广潜书》，全书同样15个独立的篇章。李觏在序里表明了著述的良苦用心。七年前，他以“潜”为书名，没有人能真正明其意；七年后，他退居乡野在原书的基础上又作了更深入的探讨，写出15篇文章，其时是“心愈苦，言愈多”，感到社会已陷入危局，自己却无法相救而痛心，只好写下这些文字。李觏在《广潜书》里主要关注“礼”及批判佛教。

李觏指出人应明“礼”，他认为，“亲我所爱”就是“孝”，“长我所畏”就是“悌”；夫妇和睦而“义”生，男女有别而“礼”成。妇女在丈夫家里一定要明礼，并且待人接物都要按礼而行，不要等到人们已经对其言行不满而再遵礼行礼。人们只有按照“礼”来教育儿孙小辈，以“礼”待乡邻、同事、朋友等。做到心平气和，如是才能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在外平安，没有忧患，远离耻辱。人们还要重视丧礼，“丧礼仁义之尽也。”如果事亲之丧不能尽礼是不尊重亲人。

在李觏看来，纵使说佛徒有功，则功在于“末作且宠奇货”，在于“无艺不惮”，在于“淫巧日富”。这样，佛教的危害极大，它培养懒惰，造就罪恶，弃本逐末，浪费财物，耗尽人力，长久则削弱国力，贫穷百姓。然而，要废除佛教又非易事，因为废除佛教将“使惰者苦，恶者惧，末作穷，奇货贱”。这样一来，很多人不乐意，以至造成了“天下不可一日无浮屠”的局面，人们也由此对排佛之声视若无睹，听而不闻。

《法言》里说：“大人之学为道也，小人之学为利也。”而李觏对此言进行过一番考察，认为应以利辅道，只有“立乎道义之门者，闻人足音盖欣欣矣”。这就得选择好教师，加强对百姓的教育，以达到“教化成俗”的目的，“受命于天，性善是也；受命于人，从俗是也。”这样通过教育使百姓明礼重道，且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李觏在《广潜书》的最末说：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师者，所以制民命，其可以非其人哉？

古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为民立师也。

学校废，师不命于上，而学者自择焉矣。识不至，择不精，是能方之类莫不可师也。然则父儒而子墨，朝华而暮戎，不足怪矣。

呜呼！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照之末光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