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的题记文

二、李觏的题记文

李觏一生除写了大量的政论文外，还写了许多题记文。从文体上看，主要有《记》及《序》，其中《记》22篇、《序》7篇。《记》主要是应人之邀而写作的，多为应景之作，但有些写得相当的精彩，不乏名篇佳作。

《袁州学记》是李觏一篇传世名作，清人将此文收入了《古文观止》之中。

李觏的好友祖无择知袁州（今属江西宜春市），上任伊始，他发现这里学校不足，于是与通判陈侁商议建立州学。后李觏游袁州，对此感触良多，他写下了这篇文章。

袁州学记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诏州县立学。惟时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殚虑，祗顺德意；有假官借师，苟具文书。或连数城，亡诵弦声。倡而不和，教尼不行。

三十有二年，范阳祖君无择知袁州。始至，进诸生，知学宫阙状。大惧人材放失，儒效阔疏，亡以称上旨。通判颍川陈君侁闻而是之，议以克合。相旧夫子庙狭隘不足改为，乃营治之东北隅。厥土燥刚，厥位面阳，厥材孔良。瓦壁黝垩丹漆举以法，故殿堂室房庑门各得其度。百尔器备，并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

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觏谂于众曰：“惟四代之学考诸经可见已！秦以山西鏖六国，欲帝万世，刘氏一呼而关门不守，武夫健将卖降恐后，何邪？诗书之道废，人唯见利而不闻义焉耳。

孝武乘丰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学术。俗化之厚，延于灵献。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闻命而释兵。群雄相视不敢去臣位。尚数十年教道之结人心如此。

今代遭圣神，尔袁得贤君，俾尔由庠序践古人之迹。天下治，则禅礼乐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犹当伏大节。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赖。是惟朝家教学之意。若其弄笔以徼利达而已，岂徒二三子之羞，抑为国者之忧。此年实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记。

文章大意是：仁宗皇帝二十三年下诏，命令各州县设立学馆。但是有些地方并没有好好地执行皇帝的旨意，没有很好地去创校办学，以至于很多地方听不到琅琅的读书声。几年后，祖无择任袁州知州。上任伊始，就召见一班儒生，了解到学馆残缺破败的情况。他很担心人才流失，教化作用逐渐削弱，不能合乎皇上旨意。他与通判陈侁，一同察看了旧有的夫子庙，觉得太狭窄，不适宜改建为学馆，于是决定在郡城的东北角上建造新学馆。那儿土地干燥坚硬，地势朝南，建筑材料非常优良。学馆的陶瓦、墙壁、大门、房廊有深灰、雪白、朱红、漆黑诸色，完全合乎法度。有厨房、粮仓，各种器物准备齐全，大家齐心协力建造，工匠技艺高超，官吏勤快不怠，没日没夜努力工作，一年过去了，就将学馆建成了。开学之时，李觏回顾历史勉励诸生，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因为秦国废弃了诗书教化之道，使众人见利忘义，而使国家灭亡了。汉武帝及以后几代能极力推行儒学，所以民风淳厚，当时，那些在野之人也敢直言政事，即使有杀身之祸也不反悔自己的忠直；那些功劳大得连皇帝也感到威慑的大臣，一听到天子的命令就放下了武器。各路诸侯尽管虎视眈眈，却都不敢称帝。儒家的教化之道竟能这样地维系人心。如今袁州能通过学馆进行教化，追随古代圣贤的足迹，的确让人振奋。当天下太平的时候，则可以继承礼乐来陶冶我们的性情；一旦有了变故，还可以坚持节操，“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赖。”这就是国家倡导教学之意。如果到这里来只学得一套舞文弄墨的本领以求得名利，那岂仅是你们的羞耻，而且也是治国之人的忧虑。

全文短短数百字，言简意赅，主旨突出。在当时与后世皆对此都称赞不已，当时人们就把李觏的这篇文章刻石立碑于学馆之前，碑文由著名书法家柳淇书写、著名篆刻家章友直刻字，于是人们将此碑称为“天下三绝”碑。

时人在《龙学修袁州学记》中说：“本朝庆历中，诏天下郡县兴崇学校。皇祐五年，龙学自广南东路转运使移典袁州，下车之初乃议改学。次年至和甲子学成。盱江李泰伯撰《记》，刻石以识其事。京兆章友直篆额，河东柳淇书，世号‘三绝’。熙宁元丰间馆阁第天下，学记以袁州为冠。”

南宋谢枋得在《文章轨范》里说：“《袁州学记》，本朝大儒作。学记多矣，三百年来人独喜诵《袁州学记》。”

元代著名的评论家刘壎有在《隐居通议》称《袁州学记》“高出欧、苏，百世不朽”。

元代陶宗仪在《说郛》（卷二九）里说：“昔馆阁第天下，学记以袁州李泰伯所作为第一。”明代学者夏良胜在《中庸衍义》（卷三）中说：“天下设学既久,而州县无不设学,则自仁宗着为令也。故今天下之学，考载志典，尚多庆历时立者。儒者记文若李泰伯于袁州学，举‘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以训，为古今冠矣。”同样，明代学者王慎中在《遵岩集》（卷二二）里也说：“宋人之记学者，其文甚多，然惟李盱江袁州、欧阳六一吉州二记，盛为一代所传。”

清代对此文也是推崇备至，乾隆时编成的《皇清文颖》有乾隆御制文《书李觏袁州学记后》。文中说：“吾于李觏《袁州学记》盖不能不三致意焉！觏之言略于四代设学之规，惟以忠孝大节进勉诸生，至于慷慨激昂，洞见肝膈，使人有所动而有所畏，其可谓明于学校之本者也。”清代把李觏在文中提出的思想作为立学之本，甚至要求学校把这篇文章刻石以记。我们不难看出李觏的《袁州学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李觏写的记又如《建昌知军厅记》，赞美知军厅做得漂亮又没有劳民伤财，“蚩蚩斯人，不费不劳。自春徂夏，厥功以济。民不有劳，惟公之劳；公不有利，惟民之利。”《建昌军仪门记》写太常博士吴先生担任建昌知军而修仪门的经过，其仪门是“谋于僚属，其心同，听于舆人，共言乐。”《建昌军集宾亭记》与前两《记》有不同，文中对集宾亭进行了精彩的描写，将其展现在读者面前，“飞飞其檐，角角其楹。达以重关，周以阶棂。姑山右顾，积翠在掌。盱水前来，镜里万象。乃位宾主，乃列尊俎。有有绅，以笑以语。”且李觏对于建昌军慎釴太守建集宾亭大赞赏：“今公之所治，多务大体，明而不苛，断而不语，得政之和。公之所居，罔不必葺，作而不费，饰而不奢，得礼之至。兹亭之兴，率是道也。”《南城县署记》是为庆历二年（1042年）改造主簿尉署及县厅之两翼而写就的一篇记事性文章，文中告诫人们特别是为政者不可“己欲佚而忘人之劳，己欲乐而遗人以忧”。

李觏还有一批为寺院所写的记事性文章。在宋代，李觏家乡的麻姑山是一座闻名遐迩的名山，茂林修竹，谷深泉冽，寺观众多，很多名人为山上寺观题记。李觏即为山上多座寺观撰文以记其盛。如《麻姑山重修三清殿记》《重修麻姑殿记》，都是从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入手写麻姑山之胜，续写颍川陈策如何复修山上的三清殿、麻姑殿等情况及修复一新后的胜状，作者钦佩其善行，而为之著文。写麻姑山上庙宇的还有《麻姑山仙都观御书阁记》《真君殿记》等。再如《太平兴国禅院什方住持记》从佛教的起源娓娓道来，而引出建昌军太平兴国禅院，接着就景祐年间什方住持产生的过程作简介。这些文章在写法上、思想内容上都大同小异，如《建昌军景德寺重修大殿并造弥陀阁记》《景德寺新院记》《廻向院记》《承天院记》《承天院罗汉阁记》《修梓山寺殿记》《新城院记》《抚州菜园院记》等都很相似。

还有两篇值得一提的是《邵武军学置庄田记》和《虔州柏林温氏书楼记》，前者写福建之邵武郡守宋公在学宫建成后又置学田，解决了学校生员的食宿经费等问题。李觏对于宋公的此举充分肯定：“今宋公之仕，唯其本之培，下应其诚，优为之备，教化之效也。”又勉励说：“为民教子，为国养材，莫之尚已。”后者写虔州（今属江西赣州）柏林的进士温某建讲堂，辟书楼藏书，“凡书在国子监者，皆市取，且为楼以藏之。”并“孳孳以教子弟，礼宾客为己任”。赞其行“是有意于圣人”，且造福于乡里。从此两记中可以看出李觏一贯对教育之重视。

李觏还有序、叙七篇，这些文章都短小，长不过二三百字。其中书序两篇，一是《皇祐续稿序》，此序为自己的著作《退居类稿》而作；另一是《延平集序》，为建安宋贯之著作《延平集》而撰写的序言，“觏叹今人之异乎古，美贯之异乎今。”赠序亦两篇，一是送学生余畴若赴南丰掌学的《送余畴若南丰掌学序》，一是送建阳严先生的《送严介序》。此外，叙有三篇，均为取名字之叙，即《叙陈公燮字》《叙张延之字》和《叙陈司理字》。

李觏的题记文少见直接抒情之文，其文长于说理论事，但又藏情于理，从而显得平和冲淡，纡曲和缓，不失其雍容温厚的儒者风度。文章多以政事儒道为主旨，功利性强而缺少文采。处处体现了是一位思想家在著文，而非一位文学家在抒情说理。

自宋以降，都把李觏作为一名文章大家来关注，南宋真德秀在《续文章正宗》（卷二○）里说：“真文忠公辑其目有二：曰论理，曰叙事。叙事之下，各以类分之，皆宋文也。欧、苏、曾、王之作为多，间有范希文、李泰伯、刘贡父、曾肇及秦、黄、张、晁数篇，可谓精矣。”宋代林駉在《评文》中把李觏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东坡等大家相提并论。元明清等朝认为他是“一代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