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千年的纪念

八、跨越千年的纪念——“纪念李觏诞辰10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是北宋名儒李觏诞辰1000周年。为纪念这位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11月28日至30日，中共资溪县委、县人民政府在狮子山度假村举行了纪念李觏诞辰1000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江苏、福建、重庆、湖南、海南、台湾、江西等地的专家学者五十余人参加了研讨会。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36篇，与会专家就李觏的生平、思想、文学成就及历史影响、地位等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与交流。有关情况作如下综述。

1.关于李觏生平及著述之研究

李觏几乎一生处在乡野之间，地位低微，因而他的生平事迹较为模糊。这也给后世的研究者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当然也带来一些话题。本次会议就有多位专家对他的生平事迹进行了探讨。江西师范大学许怀林教授从李觏所处的环境与家庭背景及其身世入手，辩证地分析了李觏的人生追求与社会实践情况。认为，李觏生活在科举兴盛的社会环境里，有着比较宽裕的身世；李觏是一个有抱负的读书人，自立自强，毕生关注社会，为求有补于世，研读经典，独立思考，抒发见解，贡献建议；他的学识文章，得到朝野一致的赞誉；确是北宋时代的社会精英；李觏身处草野，心忧天下，关注国家盛衰，洞察民生疾苦，思索革除时弊、改良吏治的方案；他的建树在于著述，在于运用儒学理论对社会现状的剖析，提出一套改革建议；强烈的忧患意识，敏锐的思想，执着的追求，使他毕生处于潮流之中；他不是因落第才去关注国事民隐，而是本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备考是为了展示真知，期望中举，得君行道；落第了也不消沉，依然故我，尽量反映民情，襄助长吏施治；居乡而不隐，挫折而不改素志；著书立言，阐扬圣贤之道；教学授徒，既是经师，更做人师；尽管没有气焰以凌烁人，又无政绩以覆盖人，却得到世人崇敬，活在民众心中，永远是后辈景仰的先贤；李觏有明确的修身志向，关注民生的自觉要求，洁身自好的自律信念，力求德才完善的人生目标，为读书人树立了一个榜样。

对于李觏的出生地，并不见古籍有详载，于是后世多有存疑，如，许怀林教授就在探寻：李觏家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从百里之外的乡村搬到南城县城附近？

资溪县史志办原主任游锦生和县委办原副主任黄声和认为，李觏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其移搬到了南城县西郊麻源谷居住，而祖居应是在南城县东北远百里的长山（今资溪县高阜镇港口村委会樟溪村小组）。

江西省南城县政协副主席周春林认为，要确认李觏是哪里人，只有他自己的话最有说服力，家谱、地方志仅能作参考。李觏说百里之外的地方是“吾高祖之父家焉”就再明白不过了，“百里之外”只是他祖上的居住地，李觏著作中说明梦生李觏的地方就是南城的麻源，李觏出生于南城麻姑山麓的麻源谷口。他的一生都在南城度过，甚至他的高祖以下都生活在南城县城或近郊；李觏的父母也葬在南城凤凰山，这是一个传统做法，只有在故里才会去安葬父母坟莹。

人们一般认为李觏笔下的“南城县东北远百里，吾高祖之父家焉”，此地即在今天的资溪县境内，资溪县文联主席邓爱民经过数月的跋山涉水，在资溪县境内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与寻访工作，阅读了大量的李氏族谱、家谱及地方史料。在此基础上，他就李觏与资溪县的关系进行了考辨。他认为，通过对李觏先祖和后世，直系和旁系的人名、地名、排序、迁徙、葬所等各方面进行分析，对照家谱、史志和李觏诗文，加以印证，根据现有资料，可以肯定，李觏的故里在资溪。

资溪县史志办退休干部李明华先生从历代的《资溪县志》看李觏，认为李觏是资溪县乡贤之首。来自台湾的学者李隆昌，对于李觏后裔在江西省黎川县的情况做了简要的介绍，使大家对其后裔在黎川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周春林先生认为，李觏在第二次落第后在南城县城创办了盱江书院，书院以学者讲学为主，对科举并不十分重视，不仅接纳本郡学子，其他郡府也有慕名前来求学的人，书院培养大量的优秀人才；盱江书院自李觏创办后，虽经历代毁建，经历八百多年的风雨之路。周先生还认为，李觏曾在麻姑山上的读书林讲学，可以看作是盱江书院的一个“教学点”，来此听讲的都是一些较为优秀的学子，有盱江书院的，也有外地来的。曾巩是他的学生，可能不在盱江书院就读，而是在麻姑山读书林“研修”。

李觏曾主办盱江书院，又任职太学，据载其“门人升录者千有余人”，但后世对他的学生情况也有异议，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是不是李觏的学生，自南宋以来就有争议。《抚州日报》原总编宋友贤认为，李、曾是师生关系，且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宋先生对于历代学者从时间、空间上的质疑逐条驳析，从年龄上看，曾巩与李觏的另一位学生傅野同龄；曾巩居临川、南丰的近十年间往来两地，途中必经南城，且曾家在麻姑山有云庄别墅，南城又有曾氏是族人，为他求学提供了便利；从学术上看，在许多地方也可看出曾巩对李觏思想学术有传承关系；至于李觏门人录不载，曾巩著作中不载，那是因为此二者皆不全面。

原江西省群艺馆馆长王冰泉对李觏的另一位高足邓润甫做了研究分析。他认为，邓润甫是李觏的一位名位显达的高足，自始至终参与了王安石变法的政治活动和斗争，忠诚地捍卫了王安石变法的成果；由此推断他受李觏学说的教育和影响，也具有变革社会的思想，决无不可，但如果说他是“以李觏学说辅佐王安石变法”，却未免是牵强附会。

此外，江西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程学军对李觏的著述及出版情况都一一做了考察，比较了不同版本异同，为研究提供一套较为全面的李觏著述、出版情况。

2.关于李觏学术思想之研究

李觏流芳千年，不是因为做了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因为写下了大量的不朽著作，深刻而广泛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对于李觏学术思想的探讨是本次学术会的一个重点。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胡发贵对李觏的民生思想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李觏民生思想的核心是“救民医国”，又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强调人民的生存权利，宣扬以满足民生为宗旨的足食、顺欲和保利的思想；其二，强调君有养民之责，“君者，亲也。民者，子也。”君民关系即是亲子关系，统治者不仅有责任保护好人民，治理好国家，让人民过上安宁的生活，更要理民与富民；其三，强调耕者有其田，改变占地不均的土地制度，落实耕者有其田，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根本措施。其四，李觏提出了许多解决民生的具体设想，如重农抑末、稳定物价、多蓄积、实行平籴法，等等。

韶关学院副教授赖井洋认为，李觏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秉承先秦儒家富民思想的光辉，本着实用之精神去思考富民强国的问题，李觏以“还土于民”为核心，主张“薄赋敛”和“理财为民”的经济变革措施，形成了李觏的较具特色的富民思想，而“欲富国先富民”，藏富于民乃至进而富国，又是李觏富民思想之根本。

李觏一生生活在农村，熟悉农村，熟悉农民，也关注农村与农民；因而，李觏有着丰富的农业思想，抚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研究员罗伽禄对此作了阐述。他认为，李觏的农业思想是在义利观指导下及对现实观察思考中得出来的；李觏强调“农人，国之本也”，强调“平土均田”，强调通过实行平籴法、按田亩收税、按人口征徭役、“一切通商”、修水利、备水旱等措施保护农民的积极性。

长江师范学院陈国生教授认为，李觏的民本思想是宋代最具有务实性和智慧性的典范，他的“必先于教化”、“从民欲”的政治主张，通过一系列的“富民”、“惠民”、“利民”、“恤民”等经济举措，实现“与民同乐”、“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理念，这些直到今天仍具有巨大的生命力与极其丰富的借鉴意义。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研究员赖功欧把李觏放在北宋庆历新政的背景下解读。他认为，作为一代通儒，李觏亦极为强调民本理念；其所谓“生民之大”、“民之大命”，特别是对“民为邦本”的论证等，无不显示了这位通儒的“民本”核心精神。而落实民本精神靠的仍是作为“礼之实”的制度；在庆历新政这一特殊时期，李觏的民本思想实质上包蕴并代表了他的一种救世精神，然何以救世，李觏明确提出：“今将救之，则莫如明立制度。……制度，礼之实也。”可见，李觏心目中只有制度才是真正的“礼之实”。

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陈金全教授从法律思想史的视角，从礼法论、损欲论和刑中论三个方面对李觏的法律思想作了探讨。他认为，李觏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思想，又从社会现实出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自己的“礼法论”；李觏把礼看作是施政、立教、治国、安民、修正、育人的准绳；礼之起源是，人之初为了解决人的饮食饥渴、寒暑冷暖等生活的欲求，并使之节制的条文，即规范化，便产生了礼；李觏的“损欲论”要求“损上益下，是益；损下益上，是损”，为此李觏提出一系列改革经济法制的主张，如立法制均土田、薄税均役、抑商而不禁榷等；李觏的“刑中论”是孔子思想的引申，且吸收了法家的一些观点，从中国11世纪的法制现状而展开的，提出乐刑政和仁义智信都本于礼，从刑法的起源、先王制刑的目的看刑中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如何做到刑中，一是要“一致于法”，二是刑勿失权时之制，三是慎刑。

上饶师范学院朱子研究所所长徐公喜教授对李觏的礼法思想作了分析。他认为，李觏的礼论是在继承、改造和发展《周礼》和荀子之礼及其他儒家礼论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其性质是维护社会制度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其功用有节之、行之、威之三方面；礼法关系则是法为礼之大用，出于礼而辅于礼，一致于法，“礼之教化徙善远罪，刑之惩使皆迁善远罪”；其地位是礼乐刑政向德政刑过渡与转化的桥梁，是以礼治国思想的延续。

与会专家对李觏的哲学思想和佛教思想也进行了探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博士生导师肖永明教授和博士生张天杰认为，李觏在“礼”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在其思想学术体系中，“礼”是他的立论之基础；李觏对《易》也颇为推崇，觉得《易》比其他经典蕴含了更深的哲理，所著的《易论》并不是为了讨论《易》理而解《易》，其目的在于阐发《易》理以明人事，着眼点完全在于对人伦日用之事的把握。他们又认为，李觏思想学术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以经世致用为其指归，十分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二是学术兼采诸家，思想体系较为驳杂。

东华理工大学副教授周世泉认为，李觏的佛教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散见于《潜书》《广潜书》《富国策》《庆历民言》和十五篇左右的《记》中，内容非常丰富，既有排佛的一面，又有容佛的一面，在言词激烈地对佛教之害进行批判、挞伐的同时，又对佛教的合理因素和有益成分予以肯定、包容、赞许甚至敬重；这在北宋文人中是颇有特色的；也向为人们所关注。

天津作家王洪江对李觏的佛教思想也有他的看法。他认为，李觏在揭露佛教之害的同时，也对道教之害进行揭露；李觏详细地列举佛教和道教的十大害处以及排除佛、道的十大利处，但批判锋芒主要指向佛教，而很少有单独排斥道教的言论。清华大学博士生张春贵对李觏不喜孟子进行分析。他认为，李觏疑孟是经学史上一大公案，但李觏对孟子的态度不能简单以尊或疑来概括；在李觏的主要写作年代，对《孟子》的学习、借鉴与其他经典并无不同，只是到了退居以后，他才逐渐走向“疑孟”；考其思想全体，则李觏坚持并发展了孟子的民本立场，肯定了孟子的许多政策主张，这是主要的；《常语》非孟，其实是对早期理学家“重义非利”倾向的反抗。江西奉新县文联主席黄毓英对李觏“非孟”的原因也做了探究。

海南学者龚重谟对李觏思想的核心价值进行探微。他认为，李觏是“医国上医”，正是他明察所处社会的“病象”，深思社会病象之因源，并为医治危机四伏的北宋社会开具了一系列“药方”；其“医国”思想直接影响了当朝王安石改革，被称为“王安石的先导”，得到思想界后学的推崇与赞扬；他的“医国”思想价值不仅在历史上具有先进性，而且在今天仍然不失先进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具有永恒的普世价值。

抚州学者刘经球对李觏人生及思想进行考量，认为，李觏的思想、风范将永远激励后人，李觏的精神仍将高山仰止，卓越千古。

3.关于李觏文学创作之研究

李觏不仅是一位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文学家，他为后人留下330多首诗作，数十篇文章，为中国之文学添上了多姿多彩的一笔。本次与会专家就他的文学创作与成就展开讨论。

福建闽江学院邹自振教授认为，李觏的诗歌在宋诗中独具一格；清人厉鹗《宋诗纪事》、当代学者钱钟书《宋诗选注》都收录李诗多首并给予较高评价；从艺术上看，他的古风雄劲质健，近体清丽婉转，绝句极有情致，诗的意境和用词造句较为奇特，在宋代是“最创辟的”（钱钟书语）；他的诗内容比较充实，常常涉及政治的得失和人民群众的疾苦，能较真实地反映出他生活时代的面貌；从承继关系看，李觏诗歌受韩愈、皮日休等人的影响，已初露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端倪。

南昌航空大学副教授平飞从诗魂与诗艺的角度探析李觏的诗歌。他认为，李觏的诗魂诗艺亦颇耐人寻味，透过李觏感时论世、论史品文、赠友送别、借景抒情、旅居交游、即事咏怀、托物言理等不同题材的诗，可见李觏诗中内蕴着由现实主义精神、理性批判精神、历史担当精神构成的诗魂与由用意出人、用字立异、用辞尚诚构成的诗艺。同时，平飞先生认为透过李觏的诗魂与诗艺，可见李觏是一位用心淑世、用心医国、用心康民、用心自勉、用心自娱的儒家知识分子。弘扬江右先哲精神，就应好好学习李觏的诗魂与诗艺，保持那用心淑世、用心医国、用心康民、用心自勉乃至用字自娱的儒家知识分子胸襟和情怀。

目前，对李觏的诗歌的研究，大多从其诗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法两方面着眼进行论析。而东华理工大学曹瑞娟博士则从学科交叉的角度，将现代生态学理论引入对李觏诗歌的评析中，以挖掘李觏作为一位思想家的哲学生态观及其诗歌所展现的生态平衡之美，为李觏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维度和理论视角；并认为，李觏的哲学思想中已有生态观的成分，其对于万物的本源、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体现出一定的生态伦理精神；李觏家居期间，创作大量描绘周围自然景物、吟咏性情的诗歌，反映当时的生态环境，表现诗人对自然生态的亲近及其精神生态的平衡；可以说，这些诗歌除了可以从传统的角度进行分类研究之外，还可以从生态角度进行解读，从而展现其生态文化价值，为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李觏诗歌涉及面广，其中咏史诗有近30首，福建省彰州师范学院王春庭教授对李觏的咏史诗作了专门解读。他认为，李觏的咏史诗，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渗透了诗人沉重的忧患意识和对历史的深刻反思；这些咏史诗，往往慧眼独具、匠心独运、立论坚实，见解新颖，借古讽今、发人深省，启人心智，引发共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觏咏史诸诗篇篇锦绣，字字珠玑。

南昌大学中文系文师华教授对李觏的咏物诗进行注释及简析，他认为，李觏写的咏物诗共计42首，占诗作总数的12%。从体裁看，五古（包括五言长诗和短诗）9首，五律5首，五绝4首，七律5首，七绝19首；从题材看，涉及植物、动物、天文物象、人工制品等四类。文教授对这42首咏物诗逐一进行注释和简析，为阅读者提供了便利。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迎建对李觏的七绝作了探析：李觏的七绝共有90首，占其诗歌的近四分之一，且佳作不少；七绝是他言情咏志的轻骑兵，往往信手拈来，轻便洒脱；李觏以七绝讽喻世事、咏史、咏物、送别、遣兴、励志，反映了他的处境与情态，也可见其个性与卓越见识；他好在诗中发议论，不过，他的议论观点鲜明，多带情韵而行，并非纯谈性理令人生厌；他不追求境界之险怪，词语不求拗涩，而是立意为上，以气驱辞，自有劲质崛健之味；诗中不乏风趣，挥洒自如，但神韵与藻彩稍逊。

东华理工大学副教授高琦亦对李觏诸多七绝中的六首作了赏析，并认为李觏的七绝是传陶公（渊明）之闲情，追唐人之风致。

李觏一生写有三篇赋体文章，来自台湾辅仁大学的学者胡文丰就此进行探析。胡先生认为，现存的《长江赋》《麻姑山赋》《疑仙赋》为李觏忧天下、忧人、忧己之作，而忧天下、忧人、忧己之因，即在天下、人、己出现困境；面对困境，诚如他在《长江赋》中末段所言：“古者有采诗之官，惟赋亦古诗之流。贱臣不获言于朝，敢赋心之忧愁。安得为太平之草木，蒙雨露兮千秋。”李觏明白地表示：借由赋的撰写，抒发自己的忧愁；李觏只有一个期待：在长久太平下做个安居乐业的百姓。

此外，当代《李觏集》的整理者、中华书局的研究员王国轩对李觏的历史与思想进行了重新定位，这一定位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认同，也是本次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王先生认为，从历史定位看，李觏不仅仅是以前认为的思想家，而应是著名思想家；不仅仅是以前认为的诗人，而应是文学家；李觏还是一位教育家，这点以前没提过。对此王先生引经据典地进行了阐述。王先生认为，从思想定位看，大体有几种看法，一种是李觏是唯物主义思想家；一种是李觏是理学先导，对理学有启发作用；二是李觏是一位独立的思想家；三是李觏是纵横家；四是李觏是富国强兵的法家；五是在李觏评传和《李觏集》前言中提出的李觏思想有着多源性；六是“北宋儒学功利派的先驱，庆历新政的理论支持者，王安石变法的理论先导”。王国轩且认为，在儒学发展中有一个功利学派，比较重视义理与功利的结合，重社会实际，竭力批判社会现实，力图革新社会，在北宋李觏是代表人物或开创人物。此后王安石、陈亮、叶适、辛弃疾多属于这派人物，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派（即实学）都和这派有关联。

山东聊城大学副教授杨朝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林存阳对近三十年来李觏研究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对研究观点做了概述；而清华大学博士生张春贵则对近九十年李觏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亦对观点进行了综述。让人们有幸看到位近百年来李觏研究的概貌，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与会专家学者在研讨会期间参加了在泰伯公园里举行的李觏诞辰1000周年纪念大会及李觏雕像揭彩和泰伯楼奠基活动，还兴致勃勃地考察了李氏后裔聚居地上堡村和风景区大觉山。

【注释】

[1]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6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638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638页。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