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视野中的

文化哲学视野中的 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²²⁾

□ 何　萍

本书定名为《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与西方》，是我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解读。这一解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有着特定意义的概念，是需要专门提出来加以研究的对象;第二，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共同构成的，因此，要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争中把握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本格局和整体风貌;第三，运用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审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论题。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就一直在研究这一课题，发表了多篇论文。但是，当我把其中的主要论文集结成书时，我又觉得需要有一个概论的形式，把我所思考的问题和基本观点叙述出来，以便于读者把握全书的结构和内容。本文就是这一概论形式。

一、“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解析

我认为，要开展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首先要有“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因为只有有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人们才会把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才会把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研究，才会发现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也才会了解研究它的全部意义。我把本书定名为“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为了明确“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所以，解析“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就成为本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一个断代哲学的研究，人们可以用时间概念来叙述，也可以用哲学概念来表达。但是，用时间概念叙述出来的东西和用哲学概念表达出来的东西是根本不同的。时间概念是与经验、常识相联系的，由此决定，用时间概念叙述出来的东西，必然是一个断代哲学产生的背景、一定时期哲学产生的经验基础，或者叙述这一时期的哲学与前此哲学之间的联系，说明哲学发展的连续性。这种叙述的目的只在于，把现阶段的哲学归属于前此的哲学，看作是前此哲学理论的延续。这实际上是否定了现阶段哲学存在的价值，是在叙述常识的东西，而绝非哲学的东西。与此不同，哲学概念本质上是批判的，是对一个时代的哲学总观念的表达，因此，运用哲学概念所揭示的，是一个时代哲学的理性结构、它的理念，总之，是该时代的哲学与前此哲学之间的否定关系。当然，哲学概念的表达也关心现阶段的哲学与前此哲学之间的联系，但它绝不像时间概念叙述的那样，把现阶段的哲学归属于前此哲学，而是要把那些被遮蔽在前此哲学中本质的东西揭示出来，说明这些本质的东西是如何构造成新的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的，又是如何决定现阶段哲学的性质和风貌的。这一区别表明，时间概念的叙述和哲学概念的表达体现了断代哲学研究的两个相互反对的方向。至于哪一个方向更适合研究的对象，需要研究者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作出判断和选择。这种研究方向的判断和选择，对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尤为重要。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都是以时间概念来叙述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的观念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因而研究的内容不同: 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工人运动刚刚兴起的时代，因此，研究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这一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走向实践时代，因此，研究上层建筑的能动性、批判垄断资本主义的极权统治、探讨社会主义的实践问题，构成了这一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在我看来，时代的不同决定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内容上的区别，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还不止于此，它们之间最根本的区别还在形式上，即哲学总观念的区别。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哲学总观念上的区别，才有了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也才会有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单单从内容上来区别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在经验的层面上描述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能从理论上说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我国学术界正是因为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虽然在哲学研究创新的驱使下，不断地追踪研究20世纪东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派别和代表人物的思想，却始终没有提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更没有把“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对象加以研究。我在这里明确地提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就是要把“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一个哲学概念来表达，揭示它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的形式上、在哲学总观念上的区别，以此说明把“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对象加以研究的意义和必要性。

那么，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观念是什么?它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很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某个领域的理论来概括的，而必须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运动中找到说明。事实上，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某个领域的理论来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以哲学的总观念来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总观念上的区别。

我在这里所说的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但更主要的是指19世纪后半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们在创造自己的学说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地区分他们学说中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没有把其中的某一个部分确定为自己学说的本质。把其中的某一个部分确定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质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这一工作始于19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下半叶，正是欧洲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的年代，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于是，传播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定义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在这一观念主导下，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这固然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出版和传播相关，⁽²³⁾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需要，是因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急需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找到对人类历史规律的说明，以此证明工人运动的历史合理性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性。这就使得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直接的理论根据;其二，历史方法的研究胜于历史理论的研究。由于研究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历史唯物主义区分为理论和方法两个部分，以方法解理论，论证修改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从而使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能够面对和解答当时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方法论，从理论上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内容和内在逻辑。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水平超过了理论的研究水平。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理解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取得了三个大的成就:一是把文化哲学引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开发出对家庭、伦理和道德的起源和历史演变等方面的研究，从而对人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作了起源学的说明，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二是以资本主义的崩溃为研究视角，分析帝国主义现象，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同时，也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三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这些成就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学说赢得哲学的荣誉，反而使它陷入了危机。这种危机，在理论根源上，首先来自于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定义为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总观念。因为，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定义为科学社会主义，这本身就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归属于社会思潮，而否定了它是一种哲学思潮。由于这一否定，不论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还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外部，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学说排除于哲学之外;其次是来自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哲学观念。我们知道，哲学之能成为哲学，之能够把自己与科学、常识和宗教等其他学说区别开来，就在于它有本体论。本体论是哲学的根基处。任何哲学要想改变以往的哲学，要把自己与同时代其他的哲学区别开来，都必须建立自己的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也需要有自己的本体论。这一点恰恰被19世纪下半叶的大多数学者所忽视了。因为忽视了这一点，他们把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方面、一个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作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并且更强调它的方法论意义，这就阻止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总体性的、全面的研究，尤其是阻止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本体论的研究，而没有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失去了形上的根基，就不能显示它与其他哲学的区别。当时的哲学家就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缺陷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危机。柯尔施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概括了这一危机状况:“在那个时期，无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资产阶级理论在所有其他方面有着多大的矛盾，这两个极端在这一点上却有着明显的一致之处。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一再互相担保，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一再互相担保，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还有从同样的基本观点出发的第三种倾向;在这个时期内，这是唯一多少更彻底地关心社会主义的哲学方面的倾向。它由各种‘研究哲学的社会主义者’所组成，他们声称他们的任务是用来自文化哲学(Kulturphilosophie)的观念或者用康德、狄慈根、马赫的哲学概念或别的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然而，正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系需要哲学的补充，他们也就使人们明白了，在他们的眼里，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缺乏哲学内容的。”⁽²⁴⁾事实上，在第二国际的阵营里，也有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危机，并力图挽救这一危机。比如，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陷入哲学危机的理论根源，指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性质的种种歪曲和误解，比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或与康德哲学结合一起，或与马赫哲学结合一起，等等，都是因为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没有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是“现代唯物主义”。⁽²⁵⁾在这里，普列汉诺夫是把唯物主义、哲学的世界观看作高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是比之历史唯物主义更具有一般性、更能体现哲学原则的东西，而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唯物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下的一个分支理论。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观点在指出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缺陷上，实际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使马克思主义走出哲学危机，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般唯物主义、理解为哲学的世界观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哲学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质，看作是比科学社会主义更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要把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定义为哲学，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没有提出这一任务，所以，尽管他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上做了许多的工作，但终究没有摆脱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框架。这一任务是由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明确提出来，并最终完成的。

为了挽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危机，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变革;第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意义。这两个方面的工作都是针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就第一个方面而言，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向改良主义、走向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根源就在于，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理解为科学社会主义，而没有看到支持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马克思的哲学，即革命的辩证法学说，没有看到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从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以，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片面化、庸俗化，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危机，就必须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个哲学家，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哲学。强调这一点，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因为只有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个哲学家，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哲学，才能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到西方哲学的传统中加以研究，说明它的理论起源、与先前哲学之间的继承和变革关系，才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全部意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从它的哲学危机中摆脱出来。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提出要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就是要改变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这个新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是革命的辩证法，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其实，提出变革19世纪马克思主义观念的，绝不只是柯尔施一人，而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观念。在布洛赫那里，在葛兰西、卢卡奇那里，在霍克海默那里，甚至在中国的瞿秋白那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以不同的形式提出这一变革要求的。科拉科夫斯基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一书的《绪论》中阐明了这一变革的实质。他指出:“虽然现在我们很清楚，马克思是个哲学家，半世纪以前情况可不大一样。在第二国际时期，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倒认为他是某个经济、社会理论的创造者。”⁽²⁶⁾可见，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位哲学家、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哲学，是马克思主义观的一次重大变革，而且是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一次自觉的、有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批判和变革活动。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批判和变革活动，我们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才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多层面、多视角的研究;就第二个方面而言，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也是根本错误的，因为他们或者从传统唯物主义，或者从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唯心主义的哲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现代哲学。从这一观点出发，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方法论的和理论的改造。在方法论上，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探讨了现代哲学与传统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别，批判了传统哲学的逻辑结构，阐明了现代哲学的逻辑结构，并以现代哲学的逻辑结构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就是在批判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阐发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²⁷⁾;在理论上，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实践和辩证法为核心概念，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并结合西方哲学传统的流变，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葛兰西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实践哲学”时反复强调:“实践哲学是现代文化的一个‘要素’。”⁽²⁸⁾而他的实践哲学就是在批判现代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体论。自葛兰西之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每一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都是通过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而实现的。20世纪50年代，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阐发实践的生存论意义而建立起来的，而阿尔都塞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在返回到哲学的本体论，通过对哲学性质的重新规定而建立起来的。⁽²⁹⁾不仅如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正在经历由经济学到哲学，从历史唯物主义进到具有生态意义的自然本体论的转变⁽³⁰⁾;在东方国家，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自然本体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哲学曾经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过强烈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30年代建构了具有认识论特征的“实践的唯物论”、“实践论”，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了“实践本体论”的建构。⁽³¹⁾正是通过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连续不断的哲学创造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展示出自己的独特风貌，从而成为20世纪的哲学思潮之一。

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上述两个方面的工作汇集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动，从而表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哲学”这一总观念下展开的，而结合20世纪的文化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等多层面的理论创造构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而丰富的内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空前创造的时代，也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意义和现代价值得到充分展示的时代。因此，我们要研究马克思的哲学，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就必须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把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探讨，才能把握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发展的历史。这就是我提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根据。

二、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构成

从19世纪末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超出它的发源地西欧，传播到世界各国，并在世界各国发展开来。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内部虽然存在着不同的派别，产生了许多的争论，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最有意义的、决定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格局的，还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论争。历史地看，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争中展开的，其中有两场论争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格局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场论争发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场论争是在列宁、布哈林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展开的，其中最著名的、对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格局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是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之间就资本积累、民族自治和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展开的论争。第二场争论发生于20世纪20—30年代。这场论争是在以葛兰西、卢卡奇和柯尔施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就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特点以及所采取的革命策略问题所展开的。这两场论争构造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一元而多元、从普遍性到特殊性的发展格局。因此，我们要走进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确立“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就应该分析这两场论争的性质和特点，说明它们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格局形成产生了哪些影响。

先看发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第一场论争。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十月革命的胜利，把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连结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一方面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民族的资本扩张，在东西方国家之间建立起资本的联系，另一方面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瓜分殖民地在世界范围内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和被压迫民族为反抗帝国主义战争而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东西方国家之间建立起战争和革命的联系。这两个方面的联系对于东西方国家发展的意义是不同的:在资本的联系中，西欧资本主义以高于东方前资本主义的文明形式而成为主动的、能动的一方，东方国家则是被动的、从属的一方;在战争和革命的联系中，西欧国家和东方国家之间的主动和被动关系就变得十分不确定了。东方国家虽然在资本的联系中处在被动的、从属的一方，但是，它有可能通过战争与革命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世界的格局，而成为主动的、能动的一方。东西方国家之间的这两个方面的联系，为人们考察世界历史提供了两个不同的视角:一个视角是根据资本的联系，从资本的世界形成和崩溃的角度思考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另一个视角是根据战争和革命的联系，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胜利的角度思考东方社会对世界历史的作用。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之间发生激烈的论争就是由于他们分别选取的视角不同而引起的。

罗莎·卢森堡是第二国际的左派思想家，她和列宁一样，赞成无产阶级革命，坚持批判修正主义，并在实际的斗争中与列宁有过融洽的合作，但是，罗莎·卢森堡毕竟主要战斗在德国，又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批判伯恩施坦的主将，所以，在看待世界历史发展的观点上、在思考理论问题的向度上，都要受到她所批判对象的影响。当时，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的哲学观点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否定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的思想;二是否定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主张从生产关系的适应性上来探讨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为了从理论上战胜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罗莎·卢森堡从资本主义生存的价值向度、从资本主义生存的历史环境日益缩小的向度，考察帝国主义现象，发展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和危机理论，以此论证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无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历史必然性。这就形成了她从资本联系方面、从资本的世界形成和崩溃的角度，以历史必然性的观点，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东西方国家的关系，说明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历史趋势和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与罗莎·卢森堡不同，列宁身处具有东方社会特点的俄国，看到的是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并从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中看到了东方民族崛起的机遇，他希望东方社会能够抓住这一机遇，通过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获得自身的独立，改变自身在世界历史体系中的被动地位，成为世界历史体系中的能动因素。从这一观点出发，列宁从战争和革命的联系方面，考察帝国主义现象，揭示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并从意识形态的能动性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的向度，思考帝国主义环境下东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出路，分析社会主义首先在东方社会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和可能性。这就形成了他从战争和革命的联系方面，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以历史偶然性的观点，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东西方国家的关系，说明东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可能性，以及由此而给世界历史变革带来的积极影响。

由于研究的视角不同，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在帝国主义的前景、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和革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持不同的观点，并进行过激烈的论战。罗莎·卢森堡从资本的联系出发看待帝国主义的前景，认为，帝国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进入了它的世界体系形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东方非资本主义国家是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环境而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因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个限度;在这个限度内，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即东方非资本主义国家完全资本主义化了，帝国主义崩溃的历史条件也就成熟了，到那时，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生产方式的胜利，从而实现总体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她的总体资本主义和总体社会主义的观点。从这一观点出发，她反对在帝国主义时代提民族战争和民族自治的口号，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本国际化了，无产阶级革命也必然是国际性的，因此，在这个时代，只有国际资本主义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对立、资产阶级国家和人民自治的对立，根本不存在民族独立和民族战争的问题，如果谁要在这个时代谈民族的对立、民族的战争，那他是在谈论一些过时的观点，是一些缺乏国际性的世界历史观点。罗莎·卢森堡的这一观点落实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上，就是反对以战争的、宏观革命的方式来对待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她强调，战争的、宏观革命的方式只能解决社会形态的变革问题，而社会形态的变革只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立的前提，并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全部内容，更不能代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因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必须通过长期的日常斗争，通过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和不断地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来解决。她正是基于这一观点而对布尔什维克以取消杜马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问题的做法持批评态度，即使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承认自己的观点有偏激之处时，她仍然坚持认为，在正常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应该像她所设想的那样做。与罗莎·卢森堡不同，列宁从战争和革命的联系出发看待帝国主义的前景，认为，帝国主义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危机和濒于崩溃，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的成熟，所以，在帝国主义时代，东方国家可以利用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和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民族解放运动，在一国或多国首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利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从这一观点出发，列宁特别强调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意义。所以，他强调意识形态的能动性，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能动作用，反对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立在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的基础上。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列宁激烈地反对罗莎·卢森堡，认为，她在资本积累的理论上、在对待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联合的态度上、在有关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自治的观点上、在对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做法的批评上，都犯有错误。

尽管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因研究的视角不同而在帝国主义现象的认识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尖锐的对立，但是，他们都是立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并且把自己的理论看作是一种普遍性的、具有国际性意义的理论。正是这样，他们之间的论争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格局的变化和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初，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列宁哲学被认为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获得了列宁主义的定义，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由此而取代了西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有的主导地位，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被看作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裁决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正确、能否列入马克思主义哲学阵营的标准。这就构造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元化格局。在这一格局中，人们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普遍真理的观念，而没有特殊性和民族化的观念。当然，这只是就列宁与罗莎·卢森堡论争所带来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格局的形成而言的。除此之外，他们的论争还对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思考世界历史的变化及20世纪东西方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来，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互联网重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人们又开始反思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和她有关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思想。这时，人们看到，罗莎·卢森堡和列宁论争的问题，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而探讨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的论争又成为联结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的一个契机。

再看发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的第二场论争。

罗莎·卢森堡与列宁论争所创造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元化格局并没有持续很久。20世纪20年代，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推动下发动的西欧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运动的相继失败，动摇了人们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的信念。以葛兰西、卢卡奇和柯尔施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反思西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针对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的观点，展开了批判。葛兰西分析了西欧社会和俄国社会结构的差别，指出:“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不用说，各个国家的数量有别——但是这恰好说明每个国家都需要进行准确的侦察。”⁽³²⁾通过这一分析，他强调，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是特殊，而不是普遍，因此，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既不能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也不能照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而应该研究西欧市民社会的性质和结构，建立市民社会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葛兰西并不满足于这种经验的分析，他还进一步把这种经验的差别上升到理论，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这是完全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种哲学传统。柯尔施是明确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第一人。他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首先是针对那种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化的观点，要求建立马克思主义特殊化的观点。他在《我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中明确指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国家的公民有一种忘记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的倾向，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有效性，为的是把包含在他们国家当前宪法中的教义神圣化。”⁽³³⁾其次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化和科学化。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它是具体的、特殊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公式、不是科学的公理。他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证化和科学化，指的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指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他所说的具体性、特殊性和历史性，指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即强调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都有与其相应的历史条件和人们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他提出的理论和实践的总体性的含义。在这里，柯尔施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普遍化的经验批判进到了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批判，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立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从葛兰西和柯尔施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于罗莎·卢森堡和列宁论争的特点: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之间的论争是围绕世界历史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问题展开的，论争的双方都力图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和对方观点的错误性，所以，他们的论争是在普遍性观念主导下展开的，论争的双方都力图用一种普遍性反对另一种普遍性。然而，葛兰西和柯尔施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却不是这样。他们并不反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反对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化。在他们看来，那种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化的观点是教条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哲学原理都是具体的、特殊的。这样，他们就把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普遍化的批判上升到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性观念的批判，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观念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观念。也就是说，葛兰西、柯尔施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论争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普遍还是特殊这一问题展开的。这场论争的结果是打破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统天下的格局。

然而，葛兰西、柯尔施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只是整个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始。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普遍化的批判，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和民族化的观念。这一观念在他们提出之时，曾经受到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批评，他们的哲学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端而受到排斥。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广泛地进入东西方各国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生活，越来越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殊性和民族化这一观念，并把它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创造过程中，而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化观念则成为东西各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本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契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国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都是以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化而创造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在东方国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是从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化中走出来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不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其哲学起点，也没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直接的论战，但在本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部，也经历了反对把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教条化，强调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特殊化、民族化的论战。毛泽东提出的要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就是这场论战的重大理论成果。由于东西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创造活动，自20世纪20—3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开来。这一历史过程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元化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和民族化的观念相一致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和民族化观念的历史表现。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普遍而特殊，从一元到多元的发展，从表现上看，是一个由合而分的过程，但在实质上，是一个由分而合的过程。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观念主导下的创造和论争，是以理论的对错为标准的;唯要坚持正确的东西，唯要使自己的理论成为普遍，当然要排斥和否定错误的东西，于是，一方的存在必然要以排斥和否定另一方为前提。这就是人们总要在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的论争中两者择一的原因，也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批判和否定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原因。与之不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殊性观念主导下的创造和论争，是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为标准。这一标准本身就为理论的运用规定了一定的范围。根据这一标准，一种理论的正确性，并不意味着反对它的理论就必然是错误的，因此，一方的存在也不必然要排斥和否定另一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以这一态度来对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以，他们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是有保留的，他们只是要消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化，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或取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反，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观念，而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端，或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同样地，毛泽东在反对把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和理论教条化的时候，也没有否定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他只是强调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和理论的运用是有限度的，反对不顾中国的实际，照搬照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和理论。正是这样，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化就成为东西方各国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殊性和民族化观念，走向一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环节，而东西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创造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殊性和民族化观念的一个一个的实现，因而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和民族化观念的合理性只能在东西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存和相互论争中得到体现和证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由东西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构成的有机整体。我们研究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从整体上勾画出它的整体风貌，而不是以理论的正确和错误为标准把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割裂开来，把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裁切成一些碎片。

三、文化哲学范式中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论题

在确定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考察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争以及由此而形成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本格局和整体风貌后，还有一个如何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有一个哲学研究范式的选择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不能把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总体的对象来研究，而总是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两者择一，究其根源，是我们的哲学研究范式出了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两点上:其一，没有把哲学研究范式中的哲学研究意义与哲学史的研究意义区分开来;其二，选择了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而没有选择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鉴于此，在这里，我力图从哲学研究范式的分析入手，清理和提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论题。

在迄今为止的哲学研究中，哲学的研究范式不外两种:一种是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一种是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为思维工具，寻求建立起具有普遍性的逻辑理性形式，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以人文科学的方法为思维工具，寻求建立具有特殊性的历史理论形式。⁽³⁴⁾在维科创立“新科学”之前，这两种研究范式就已经客观地存在于从古代到现代的形而上学的构造之中，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差别、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的差别、笛卡儿哲学与培根哲学的差别，都体现了这两种哲学研究范式的对立。维科的贡献，就是把哲学史上已经存在的哲学研究范式的对立揭示出来，指出，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对立、科学的形而上学和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对立，本质上是由不同的哲学研究范式决定的，而他的“新科学”，就是从柏拉图和培根的哲学传统中发展起来的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这种哲学研究范式与笛卡儿的理性主义的哲学研究范式是不相容的。自维科之后，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哲学研究范式，并在其中两者择一，就成为哲学家们从事哲学创造的自觉意识。不仅如此，哲学家们还把这两种不同的哲学研究范式运用于哲学史的研究，形成了哲学史观的对立。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史观和文德尔班的文化哲学史观的对立，就是这两种哲学史对立的典型形式。由于黑格尔和文德尔班的工作，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和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都获得了双重的意义:一重是就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创造活动而言的，一重是就反思一定时代、一定民族的哲学史的观点和方法而言的。区分这两重意义是哲学史的研究的前提性工作。因为，任何哲学家在进行哲学史的研究时，都要把自己的哲学史观和哲学史上出现过的哲学区分开来。把哲学史上出现过的哲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于自己所要研究的对象，研究的主体不仅允许不同哲学研究范式的并存和相互论争，而且还要尽可能多地纳入哲学史上的不同哲学派别和哲学观点，以便能够对它们进行比较，发现哲学史上的不同哲学传统和内在逻辑，描述哲学发展的全貌;对于自己所要表达的哲学史观，研究的主体为了保持自己研究的一致性和严谨性，绝不允许把多种研究范式和不同观点混杂在一起，而只能在理性主义的哲学史观和文化哲学的哲学史观中两者择一。这就是哲学史研究中的“多”和“一”的关系。“多”是对哲学史的研究对外的要求，即是对研究的客体的要求;“一”是对哲学史观的要求，即是对研究的主体的要求。

弄清哲学研究范式的这种“多”和“一”的关系，对于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尤为必须。因为，与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以一种哲学排斥另一种哲学，甚至把另一种哲学删除于哲学史之外的情况更为常见。比如，长期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以“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标准，把不符合这一标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拒斥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系统之外。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哲学理论的研究和哲学史的研究方式:在研究的对象上，没有把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来看待，而在研究的范式上，又缺乏文化哲学的研究视野，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去客观地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但是，如果我们弄清了哲学研究范式的不同意义，弄清了“多”和“一”的关系，我们就会看到，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共同构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没有这一方面，就根本谈不上有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要想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必须厘清哲学研究范式的双重意义，并明确哲学史的研究任务:把20世纪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哲学理论创造活动作为研究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要允许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不同哲学研究范式的存在，也就是说，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同样价值的研究对象纳入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中;在哲学史观的意义上，要选择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以特殊性和民族化的观念为主导，清理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及其派别，确立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论题。这是符合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普遍而特殊，从一元到多元发展的历史事实的。

以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审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认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可以在三个论题下展开:

第一，以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为核心范畴，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总体性的研究。20世纪出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动，在客观上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危机造成的，而在主观上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主体决定的。20世纪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主体，并不是单纯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家，而是具有很高的哲学素养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高等院校的教授，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法国的阿尔都塞、美国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英国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柯亨、中国的李大钊，等等。由于具有很高的哲学素养，所以，他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再创造时，自觉地把哲学史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根基，力图从哲学史中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起源，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变革中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及其变革的意义、吸取现代哲学的资源，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当代社会的发展中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结合点，创造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葛兰西、柯尔施、卢卡奇还把自己的哲学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联结起来，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欧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继承，以此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对立起来，而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哲学创造时，不仅研究西方哲学史、俄国哲学史，而且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这种结合哲学史的研究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和新的理论形态，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最重要的特点，它使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开始就在不同哲学传统的创造中、在哲学形态的更替中有序地展开。这些表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通过哲学传统的更新、哲学形态的变革而形成的质变过程。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和理论为主线来考察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而应该深入到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创造活动之中，以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为核心范畴，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空间上的拓展和在时间上的变革。

第二，开展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具有多种哲学传统，但是，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格局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决定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特征的，还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论争。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发展问题，说到底，就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正是这样，自19世纪末开始，无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的研究中，都不可能只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理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相反，只看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第二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间展开论争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各自返回到本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就丧失了世界性质，彼此之间就不再发生联系了，不再有世界性的对话了。事实是，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哲学的研究、对斯大林哲学、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就没有间断过，一些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还通过对列宁哲学、对毛泽东哲学的研究，说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别，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批判哲学和科学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全球化、现代化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话题，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越来越关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一批研究毛泽东哲学、邓小平哲学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交流和对话也日益频繁。而在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大量传入中国，成为中国的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进入新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理论更是被转化为一种方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广泛借鉴和运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这些复杂联系，要求我们破除以往在理性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中构造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非此即彼的关系模式，而在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中开展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我在这里所说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不是要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和否定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要以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菲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要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宏大背景下探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互补关系，说明它们之间的差别，它们各自创造的哲学传统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和不足之处，以及由此而对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作出的贡献，等等，总之，要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上考察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结合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争和对话，我认为，开展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可以分别从方法论和理论两个层面展开。方法论层面的比较研究主要是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世界视野，就是说，不论是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研究东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要有一个世界视野，都要把它们置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整体中进行研究和评价，只有这样，才能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传统和形态的内涵。理论层面的比较研究主要是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间的论争和对话，研究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不同的研究路向，从中发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交汇点。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构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个领域、多重视野。

第三，开展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理论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全面、彻底而深刻的文化哲学研究的转向。这种转向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开始的，这种转向的全面性和深刻性也是相对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研究而言的。19世纪下半叶，受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历史哲学、地理学等学科发展的影响，第二国际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展了文化哲学的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只是片断的，在根本上从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比如，拉法格、拉布里奥拉。他们都很重视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成果，并运用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成果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研究人类的家庭和伦理思想史、区分人为环境和自然环境、把人为环境当作人的文化存在方式加以叙述。他们开展这些研究，是为了批判当时流行的机械论和因素论的观点，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整体观，从而能够把人类历史的发展描述为一个经济系统的演进过程，所以，他们虽然研究了文化哲学，但是，文化哲学并不是他们的研究主流，不是他们理论的全部，而只是方法，只是理论的片断，不仅如此，这些方法和理论的片断都是围绕着论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展开的，是作为一种补充形式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与这种片断的、非主流的研究相比，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创造是全面的、彻底的和深刻的。因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创造是从本体论的变革着手的。在葛兰西、卢卡奇那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创立者那里，在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文化哲学的确立都经过了本体论的深刻改造。在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不应该是知识论的，而应该是实践的和文化批判的;这种本体论的内在结构是由自觉的、有意识的文化批判活动与自发的、无意识的大众文化构成的，而联结两者的中介就是作为文化的、有内容的语言。从这一本体论的规定出发，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理论形式都进行了改造:在内容上，他们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论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心由对经济基础的说明转变成了对文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探讨，从对历史规律的研究转变成了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在理论的形式上，他们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理论与政治哲学和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改变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单一化的理论结构，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中能够容纳更多的现实内容，同时，在与现代哲学和其他理论的融合中也具有更大的张力。经过这种内容和理论形式的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范畴体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这种已经变化了的哲学，我们不可能再采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模式加以研究，而应该进行文化哲学的研究。当然，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全部是文化哲学。我在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研究，主要是针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属文化哲学传统的那些哲学。由于这些哲学派别构成了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线，并对非文化哲学的哲学派别的哲学、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都有极强的渗透力，所以，研究这些派别的文化哲学理论理应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论题。

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了21世纪的第十个年头。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来说，20世纪的社会生活已经渐行渐远，再提那个世纪的革命和战争，已经是过时的话题。但是，20世纪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所创造的文化哲学却建立了20世纪与21世纪的人们在思想上的联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无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阿尔都塞的哲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都成为哲学家们思考建立21世纪的民主制度、反对消费主义、发展和谐的生态经济和和谐的政治环境的重要思想资源。哲学家们之所以重视这些思想，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尤其是工业社会发展起来的文化，是束缚人的精神创造、压抑人的个体解放的根源，因此，文化与人的精神、人的解放的关系，依然是当代人们所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问题，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的发展本身就构筑了这两个世纪的思想联结。从这个角度看，以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反思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绝不只是一种哲学史的研究，它同时也是对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