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回到马克思”到“回到黑格尔”

从“回到马克思”到“回到黑格尔”——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

□ 赵凯荣

一、马克思哲学“从何处来”?

关于马克思哲学“从何处来”的问题实际算不上什么真正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马克思刚刚步入哲学领域时，实际就已经搞清楚了。对马克思来说，问题不在于“从何处来”，而在于“往何处去”。⁽³⁵⁾

何处来的问题之所以清楚，就在于，马克思作为黑格尔派的人物，当然是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继承者。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实证唯心主义的完成。与此相关，马克思也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继承者，相比黑格尔而言，费尔巴哈差不多是实证唯物主义的完成。“完成”这个词在黑格尔那里有不同的意谓，就是从自在到自为，⁽³⁶⁾恩格斯将其理解为从潜在到现实，当然也是对的。但是，自在与自为里面还有一层意思——也许是更重要的意思，却是这种解释没有的，那就是:自在是自然而然的完成，而自为是有意识的完成，虽然有意识的完成也还是按照自然的原则而不是违反这种原则完成的，但有没有这种意识，却与完成还是很不同的。这对于马克思哲学尤其重要，我们在随后将看到，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分裂的。比如，对伯恩斯坦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如果是科学规律，那么根本不需要斗争，它自然而然就会实现。如果万有引力是科学规律，那么，人类只要符合这种规律并具备相应条件，就可以登月成功。同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如果是科学规律也应如此，但是，如果这种取代非要通过斗争才能实现，当然不是自然而然的，当然算不上规律。当然有人可以通过水泵让水往高处走，但因此能宣布水往高处是规律吗?社会主义当然可能通过斗争战胜并取代资本主义，但能这样来论证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是规律吗?这个问题直至今日仍在不断发酵。

哲学就是对象世界的反映，哲学就是意识，而且从一开始就是意识，就是关于对象世界的意识。但是，并不是这个对象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哲学对象，哲学从外在性上说，就形式而言，就是爱智慧，这已经预示了，对象世界中内在某种“智慧”的东西，哲学就是发现这种内在于对象中的智慧。所以哲学家不是智者，而是爱智者，确有一个时期，有些学者自称智者(如智者时期)，但却成为哲学史的笑谈。苏格拉底正是在这种批判中提出自己的“无知”的。这也意味着在爱智慧的哲学家与智慧本身的对象世界中有一个巨大的鸿沟。这个智慧，从内在性上说，就是哲学家视为本体的那个东西，即“所有存在的东西(存在者)都在存在之中，都属于存在，都集合于存在之中”的那个智慧，⁽³⁷⁾就是“存在”。“希腊原文是εστιν(或εστι。‘ν’可以省略以下用音译estin)，系ε·lμ·l(是，be，音译eime)的现在陈述式主动语态第三人称单数。在英文本中，一般都译作it is，有的译作being。希腊文estin一个简单句，表示‘它是’或‘它存在’，那么这个‘它’指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存在的主语问题’，也就是存在、非存在的含义与实质问题。”⁽³⁸⁾中国大陆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译法⁽³⁹⁾。

对马克思来说，黑格尔这样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有一种对于世界来说是根本的、实质的、本原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智慧，也可以说是理性，所有的世界都是由其派生出来的。在人产生以前，这个产生的过程是自在的，在人之后，这个过程是自为的，即通过人而完成的。但是注意，并不是为了人并实现人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完成的是实证的唯心主义而不是完成了实证的人道主义。于是，真实的世界就是智慧的体现，哲学就是智慧的认识，整个世界史对应于智慧史，哲学就是这种智慧史的意识表现。智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哲学也会有不同的形式。每个哲学家的哲学都不是也不可能是自己的体验(注意时下的某种看法)，而是一种时代的普遍性。每个哲学家哲学的杂多表现为哲学史的发展。所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了以前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广大领域”和“阐发了现在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这些领域和思想包括:

精神现象学(也可以叫作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作人类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而精神哲学又分成各个历史部门来研究，如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⁴⁰⁾

注意精神现象学和精神哲学的区别，这里可以看到，将黑格尔理解为哲学家，是根本不符合黑格尔本人的意思的，更确切地说，应该把黑格尔称作精神现象学家，马克思说得很清楚，《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全部思想的秘密和诞生地所在。而哲学，只是普遍和广义的精神现象中的一种精神，即人的精神，即人的精神哲学，因此哲学家充其量只是精神哲学家。因此，哲学只能在历史中研究，精神哲学也只能在历史中研究。离开了历史、法、政治、国家、宗教、人的情感等，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哲学。

精神现象学则超越了人的历史，马克思说，黑格尔派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在黑格尔说精神的地方，青年黑格尔派说成是我的精神(《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因此，说精神现象学是“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不过是从哲学的角度说的，是从人的意识的角度说的，在这个角度，也只有在这个角度，才可以说精神的产生和发展与个人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一致，同时也与人类的认识史的产生和发展一致。

只是从这个角度看，哲学史才可以表现为一系列范畴史，对应精神的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马克思说，黑格尔这些范畴有很强的历史感，因为尽管它是一种逻辑推演的形式，却是实在的从简单到复杂有演化的历史的对应。从这个角度不难发现，当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这是一个典型的黑格尔的思想表述。

于是，哲学史所谓的精神与智慧就与主体有关，人比猴子要高级，要复杂，人的智慧、理性、意识也要高于猴子。越复杂的主体有越复杂的智慧、理性及其实践和行动，主体越复杂，精神的表现形式也就越复杂。于是，全部古代哲学史就是一部智慧史、理性史，同时也是发现主体和表达主体的过程。

这个过程比较复杂，首先是主体确定或确定主体。因为对哲学而言，只要发现了主体找到了主体，了解了其因果性，那么，也就意味着揭示了主体的历史(在时间的意义上)，实际上也就完成了哲学。当找到和发现了苹果的种子时，当了解并能应用这种种子与果实的因果性时，也就意味着揭示了苹果的历史，也就完成了苹果的哲学。同样地，找到和发现了εστιν、εστι、ε·lμ·l(转引希腊文)、be、being(转引英文)、sein、Dasein、existenz是vorhandensein(转引德文)这些概念，并能了解和揭示其因果性，也就意味着揭示了整个历史(包括一切自然史)，也就意味着完成哲学。

因此，全部哲学史(甚至是整个精神现象史)都在于找到和发现其主体。马克思同意哲学所关注的主体就是理性，他承认:“理性向来存在，只是不总具有理性的形式。”⁽⁴¹⁾但是，只要这种理性只是在自然界，那么，这种理性只能是自在地体现。关于此点，黑格尔有非常清晰的说明:

在自然事物里……一个东西藉以开始的主体和构成结果的存在——果实和种子——两者都是个体。这种两重性似乎曾引起分裂为两个个体的结果;但就内容说，它们是同一之物。同样，在动物的生活里，母与子是不同的个体，然而，它们的本性是同一的。⁽⁴²⁾

但是，仅有自在算不上是一种完成，因此，

在精神里，情形便不同。它是意识，因此它是自由的，在它里面，开端和终结是结合着的。在自然里，当种子变化成另一物之后，又回复到它自身的统一。同样，在精神里，凡是潜在的，当发展成为精神时，它也就成为自为的了。水果和种子就不会发展成为最初的种子，但只是为我们;在精神里，自在和自为这两个阶段不只是本身同一的性质，而且是互为的存在，同时即是自为的存在。凡是为对方之物，即与对方是同一之物。(粗体为黑格尔自己所加)⁽⁴³⁾

水果在与人的关系改变时，水果不再回复为种子(自在)，而是为了人的存在，成了人的一部分，成了人的无机身体，成为了人。同样地，人也为水果而存在，成了水果的一部分，成了水果的有机身体，成了自然。这是一种从自在运动到自为运动的过程。当然，自由也才算真正完成和实现。水果不再成为种子而成为人的食物，成为人才是自由的。同理，人不再只是人而同时又是水果即自然时，也才是自由的。而对于精神现象学来说，则意味着:一方面，精神只有为了人存在，成为人的存在，才是其完成了的真正存在。另一方面，人也只有为了精神的存在，成为精神的存在才是完成了的真正存在。精神到了人那里，算是回复到了自身，精神现象学之路才算是真正完成。自由亦然。一方面，精神只有为了人、成为人才是自由的;另一方面，人只有为了精神、成为精神才是自由的。“只有在思想里，而不在任何别的东西里，精神才能达到这种自由。”⁽⁴⁴⁾

在许多方面，马克思亦是如此:

当我们承认自然是有理性的时候，我们对它的依附关系就不复存在。自然对我们的意识来说，不再是恐惧的来源，而正是伊壁鸠鲁使直接的意识形态、自为存在成为一种自然的形态。只有当自然被认为完全摆脱了自觉的理性，本身被看作是理性的时候，它才完全成为理性的财产。对自然的任何关系本身同时也就是自然的异化。⁽⁴⁵⁾

自然对人来说，不再是自在的，而是自为的，是为了人、通过人、成为人、回复到人的，是自然的自为存在。同时，人对自然来说，是为了自然、通过自然、成为自然、回复到自然的，是人的自为存在。人的自然关系与自然的人的关系是同一种关系，自然关系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关系。如此才能避免异化关系(对自然的非人的从而也是非自然的关系，对人的非自然的从而也是非人的关系)。

全部哲学史寻找主体发现主体的过程正是如此，无论是水的本原说，还是火的本原说，还是五行学说(金、木、水、火、土等)都是自在主体。而要寻找和发现自为主体，则必须进一步到我、自我和人的主体上，这个过程历经苏格拉底、笛卡儿、费希特，直到黑格尔才真正完成。所以马克思说“黑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⁴⁶⁾从而“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粗体为马克思自己所加)。⁽⁴⁷⁾

而恩格斯认为，这样讲还远远不够，黑格尔不是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而是完成了整个哲学——“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⁴⁸⁾

当然，这样说，多少有些不够公允，在某种意义上，费尔巴哈可以说是完成了实证唯物主义，或者说“真正克服了旧哲学”，也即真正完成了旧哲学⁽⁴⁹⁾。

同时，黑格尔，也只有黑格尔，第一次解决了主体的理解问题，也即主体的语言表达问题。而在过去很长时间内，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甚至被认为是根本不能解决的。因为一旦我们试图理解和表达主体时，我们必须要借用这样的结构:主体是什么，而这样的结构马上就会使主体失去主体性而被规定。黑格尔对此的解决是:主体即实体，实体即主体。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黑格尔解决了主体理解和表述中最困难的一个问题，运动如何理解和表述。这个问题的困难早就由芝诺悖论给出了，第欧根尼用“走来走去”实践地解决了，但是，黑格尔明确表明，理论问题只能由思维并通过语言的方式理解而不可能在“走来走去”中解决，同主体是矛盾一样，运动也是矛盾。

二、这种影响产生了怎样的后果?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对此有诸多说明，列宁也有不少专门的文章论述了这个问题，但迄今为止，问题并未真正清晰，而是更加混沌了。

大的意见主要是两种:一种意见是，马克思深受这种影响，并继承发展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实现了哲学革命，提出了一种新哲学，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另一种意见则是，马克思根本上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实现了哲学革命，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理论。两种意见都不能说全部错误，而且都有马克思本人的论述为依据。如果非要选择一部典型著作的话，那么前者无疑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者则是《资本论》，我们一一来看。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费尔巴哈都有批判，也都有赞许，确实表达了一种批判继承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明确肯定了黑格尔将主体深入到人所具有的重大的意义，明确申明:

人始终是主体(粗体为马克思自己所加)。⁽⁵⁰⁾

但是，马克思同时也指出，黑格尔的人这个主体，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因为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是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粗体为马克思自己所加)。⁽⁵¹⁾

这里涉及许多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黑格尔只是谈到了“人的形成的历史”，还不是“人创造自己历史”。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做到了这一点。在1844年8月11日写给费尔巴哈的信中，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从人出发实现“人们在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的思想，“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⁵²⁾这种思想差不多成了马克思1844年手稿的主流基调。马克思明确表示，所谓社会主义，就“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粗体为马克思自己所加)⁽⁵³⁾“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⁵⁴⁾“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粗体为马克思自己所加)⁽⁵⁵⁾甚至就是在后来的成熟作品《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仍然强调:

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⁵⁶⁾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是一种人的哲学?是否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是否一种人类中心论?

对于时至今日仍然特别推崇1844年手稿的人们来说，这似乎是毫无疑义的。然而正是这一点却是很成问题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对哲学失望了⁽⁵⁷⁾，首先是对费尔巴哈的人的主体哲学失望了。

要了解为什么失望，只要了解一下，有什么东西是从人这个主体和本质中不能说明的就行了。马克思发现:当费尔巴哈

看到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病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⁵⁸⁾

瘰疬病和肺痨病不是能够从人的健康概念中推知的东西，而是新型的与社会条件紧密相关的职业病，正是在这个地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方式失效了。正是在这个地方，马克思与主体哲学已经根本分裂。

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情况，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是个例外。对阿尔都塞来说，黑格尔哲学最有价值的东西恰恰是它的无主体，并认为这也是“马克思得益于黑格尔的主要的东西:没有主体的过程概念”(粗体为阿尔都塞自己所加)，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主体:“既然过程没有主体，过程本身就是主体。”(粗体为阿尔都塞自己所加)⁽⁵⁹⁾

阿尔都塞的依据主要是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在那里，马克思明确表明:

Procès这个词表示一种从其全部现实条件上来考察的发展过程，很久以前就成了全欧洲的科学用语。法语中最初是小心翼翼地以拉丁文形式——processus引进这个词的。后来它失去了学究的伪装，进入了化学、物理学等等著作，也进入了某些形而上学的著作。最后，它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法语词。顺便指出，德国人同法国人一样，在日常用语中是在法律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⁶⁰⁾

阿尔都塞也承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确实有主体思想，而这个思想后来则被放弃了。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行了一场所谓的概念实验，在那里费尔巴哈关于人类本质的异化理论被注入了黑格尔的思想，确切地说，注入了黑格尔的历史异化的过程的思想。在对这个概念实验的论证进行了批判性的检查后，我可以指出，这种结合是不牢固的和易爆炸的。实际上，这个结合不仅为马克思所抛弃(没有发表手稿，其中的观点后来被逐渐抛弃)，而且，它也确实产生了一场爆炸。

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所坚持的这个站不住脚的论点认为，历史是主体——即在“异化劳动”中被异化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过程的历史。

正是这个论点爆炸了。这个爆炸使得主体、人类本质和异化等概念灰飞烟灭，化为乌有。而无主体的过程(Procès或processus)的概念获得了解放。它是《资本论》的一切分析的基础。⁽⁶¹⁾

虽然这里有很多的合理性因素，但也有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是，1844年手稿中的主体思想是否与传统哲学的主体思想类似?二是，马克思后来是否真的放弃了主体性思想?限于篇幅我们只需简单谈一下:

首先，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主体思想。“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⁶²⁾关于人的解放始终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基调。

但是，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马克思的主体思想已经与传统哲学的主体性思想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已经不只是从主体去说明历史，就拿主体人来说，已经不是从人的性质、本质去说明历史了。或者这样说，虽然仍然从人性来说明历史，但人性已经不再是生物的人的属种方面的性质和本质了，而是一种与社会的历史关系。只要看看马克思是如何理解人性的，很容易就会发现他是否从人的种性去说明历史。

“人的”这一正面说法是同某一生产发展的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一定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满足需要的方式相适应的。同样的，“非人的”这一反面说法是同那些想在现存生产方式内部把这种统治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满足需要的方式加以否定的意图相适应的，而这种意图每天都由这一生产发展的阶段不断地产生着。⁽⁶³⁾

其二，主体已经不是先在的并固定的，主体是在过程中形成并在过程中改变的。比如，关于无产阶级这个主体，马克思就是这样表述的:

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阶级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⁶⁴⁾

不是先有市民(主体)然后才有市民社会的历史命运，不是先有无产阶级(主体)，然后才有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市民也好，无产阶级也罢，正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形成和改变着。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更是指出，离开了过程，离开了关系，根本无谓主体: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⁶⁵⁾

还有更直接的，马克思说: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⁶⁶⁾

阿尔都塞正确地意识到，这种主体思想的改变正是“得益于黑格尔哲学”:

一切懂得如何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去阅读黑格尔《逻辑学》的人，都可以在“绝对观念”一章中发现这个无主体过程。⁽⁶⁷⁾

同时，阿尔都塞认为，这也是列宁的思想:

如同黑格尔一样，列宁在其中发现了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证明:绝对必须(正如他通过彻底地阅读《资本论》所学会的那样)取消一切起源和主体，并且主张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科学认识中，唯有无主体的过程才是绝对的东西。⁽⁶⁸⁾

说黑格尔没有主体思想显然是不对的。黑格尔当然有主体思想，这一点马克思已经说得很明白:在黑格尔学派那里，“历史也和真理一样变成了特殊人物，即形而上学的主体，而现实的人类个体倒仅仅是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粗体为马克思自己所加)。⁽⁶⁹⁾但是，说黑格尔又不完全是主体思想也是对的，不过这不是黑格尔本人所能表达的，而只是其思想的内在逻辑。恩格斯也承认，黑格尔哲学“有一个伟大的思想”:

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粗体为恩格斯自己所加)。⁽⁷⁰⁾

然而，不似阿尔都塞那样绝对，不存在1844年手稿与《资本论》的那种绝对对立——似乎1844年手稿是主体论，《资本论》则放弃了主体论，而是在1844年手稿中已经开始了这种在过程中改变人性的主体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苏联出版时所加的题目，这个题目很不好，它主要局限于内容的表面形式，实际上，这纯粹就是一部经济学手稿，已经表达了马克思由于改变传统主体论而必须转向经济科学的必然。1844年手稿不过是为其出版的一部《经济学》(旧译为《政治经济学》)而写就的。马克思1846年8月1日在写给出版商列斯凯的信中谈到了其与自己哲学论著的关系。马克思写道:

同德国资本家商定要出版那部著作以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作者注)，我就把《经济学》的写作搁置下来了。因为我认为，要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迄今为止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对于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经济学观点有所准备，这是必要的。⁽⁷¹⁾

经济学才是正面阐述的，哲学和其他是作为铺垫，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个改变即可以看作是对哲学的改变，也可以看作是对哲学主体论的改变。这种改变在以下几方面是极其重要的。

其一，重新理解了历史。关于历史，在今天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流俗的观点。历史学所关注的历史，只是在时间上过去的历史。比如历史学，仍然是非历史的。按照马克思批判继承的黑格尔的观点，种子成为水果的过程就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言，并不是历史过程。这批判了传统哲学的主体性思想。从这个意义来说，并不是存在论就是非历史的，而生成论就是历史的。但同时，如果一种主体虽然是新质，如果不是从过去某个东西产生或改变而来，即它们相互的本质差异实际上是在同一个基础上形成的，那么它们的关系也不是历史关系。比如资本和劳动，马克思就认为它们尽管有本质差异，但在历史上，曾经是同一的:“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⁷²⁾没有这样对历史的理解，就绝对不可能有历史唯物主义。费尔巴哈也谈到了人的历史，但不了解改变的人性，不了解人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历史条件的本质差异，所以，尽管他也谈历史但他的所谓历史却是根本上非历史的。

其二，重新理解了辩证法，特别是自然辩证法。西方学者对辩证法有各种不同的反对，有人认为辩证法只是一种人的思维方法，有人认为辩证法只是主体对客体、人对自然的一种关系，很少有人认同自然辩证法。更有一些人借此来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分离开来。当然这后一种情况不值得太关注，因为只要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一系列通信，就根本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最头疼的当属自然辩证法，西方学者反对得非常厉害。但马克思对主体哲学的批判继承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按照马克思的逻辑，那些反对自然辩证法的人，主要是受了主体哲学的影响，按主体的自然属性来理解自然运动，这一点马克思也是同意的，甚至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也是承认的，黑格尔甚至认为，尽管人们的实践改变了自然对象，但却根本未改变自然对象的自然性(物理性、化学性的)。但是，考虑到主体，只是在一定历史过程中形成并改变的主体，因此，更为重要的是了解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会产生什么样的主体以及会改变主体的什么性质。阿尔都塞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他写道:

可热夫(kojève)和青年卢卡奇以及其他追随者大都为自然辩证法感到羞耻。与他们的错误观点相反，黑格尔认为，辩证法绝不是历史所特有的，也就是说，历史在任何地方，在其自身中和任何主体中都不包含它自己的起源。马克思主义传统完全正确地恢复了自然辩证法的论点，它具有一种有争议的意义(在其他人那里，作者自己注):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在历史中起作用的辩证法不是任何主体的产物，无论这个主体是绝对(神)还是人类，历史的起源总是推回到历史之前，因此历史既没有哲学的起源，也没有哲学的主体。⁽⁷³⁾

辩证法就是辩证法，与是什么主体无关。这就是回答。

其三，重新理解了实践。实践是传统哲学的环节，在柏拉图时代就存在了。对柏拉图来说，实践就是“将已经存在的东西实现出来”。这很好理解，木匠做了一个桌子，只不过是将事先存在的桌子的理念实现了出来。马克思不过是反了过来，将理论视为实践的环节。从这个意义来说，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那段话根本不是说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是说，正如只有物质性才是真正实在一样，⁽⁷⁴⁾只有实践才具有真理性，只有对实践才能言真理性。当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晚上起飞时，是在说，实践已经结束了，可以对实践进行总结了。但对实践来说却不是这样，没有结束的实践，只要有人去总结，那么，这个人就不只是一个观察者，同时更是一个参与者，他的行为仍然在继续改变实践，继续在改变历史。重要的还不是这个，重要的是，虽然实践总是主体的实践，不同的主体会有不同的实践，但总体上说，造成实践本质差异的却往往不是主体。就是在强调主体的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也引用了亚当·斯密的一个说法，亚当·斯密认为，聪明人与愚蠢人在智力上的差别，比不同种类的狗之间的智力差别还要小。重要的是不同主体的历史条件、既定生产力的状况等。这个观点十分重要，它对诸如西方中心论等有重要的批判意义。按照马克思的逻辑，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美国当然可以获胜，但主要并非由于美国人在智力或精神上高于伊拉克人，而主要是由于美国所处的历史地位和生产力条件。

其四，重新理解了科学。主体性哲学开始了一种科学，也就是我们今天仍然行之有效、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科学。这种自然科学的分类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一切。无论如何，这些自然科学主要不是关注历史和过程，而主要关注主体。研究铁矿的科学，就是研究铁矿这种物体的主体性;研究人的生老病死，就是研究人体，等等，不一而足。对这样一种主体科学的研究，马克思当然并不反对。在我们前面所引的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也承认，从人和自然界为本质出发(粗体为马克思自己所加)。所不同的是，对马克思而言，自然界作为主体也是在历史中形成并在历史中改变的，特别是在人产生后。所以他反对费尔巴哈关于纯粹自然的观点，而提出，只要是与人发生关系的自然，就不再是纯粹自然。

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⁷⁵⁾

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⁷⁶⁾。所以，马克思说: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人存在，自然史就和人类史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⁷⁷⁾

马克思这个观点的深刻性在今天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几乎可以判定，人工智能造不出蟑螂，因为就算人们可以造出蟑螂的生命形体，但这种蟑螂根本不能存活。主体还是那个主体，蟑螂还是那个蟑螂，但历史中的蟑螂积淀了漫长地质年代中所有的智慧信息，以至于人类想灭绝它都难，但没有历史的蟑螂，根本不可能生存。这也说明，类似大熊猫那样的动物保护只是权宜之计，没有历史的大熊猫根本算不上大熊猫。

哲学就是科学，就是真实世界的对应(爱智慧)。国内有些学者在反对“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说哲学从来就不是科学，对哲学史的这段历史显然缺乏了解(见赵汀阳的一些说法)。但在马克思看来，以前的哲学之所以不科学，主要就在于:哲学最习以为常的方法就是抽象，从现实抽象出概念，因此使得其越来越稀薄，⁽⁷⁸⁾直至稀薄到“在”、有、是，最后，甚至到无，与现实世界越来越多样化、丰富化、复杂化不但不能对应，甚至恰恰相反。同理，马克思也反对一般唯物主义的态度，人们认为从现实出发就是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态度也是我们今天许多人坚持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象是什么，我们的反应就是什么;对象怎样，我们的反应就怎样。这种态度实际正是今天自然科学的态度，是一种实证的和保守的主体哲学。最重要的，以往的哲学不是历史的，更不是实践的，从而也是不科学也是不可能科学的。特别是，他将人仅仅理解为一个科学活动的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因此，当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晚上起飞时，不过是说，历史总有一个终结，那时，就有一个人可以总结历史了。然而对马克思来说，一方面，历史没有终结，另一方面，所谓的观察者的加入可能改变历史。科学必须涵盖科学实践，这个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三、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分化

列宁发现，马克思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哲学传统特别是马克思批判继承的哲学传统是十分轻视的，由此导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⁷⁹⁾柯尔施则指出，关于这一点，资产阶级理论家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实际都注意到了，只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资产阶级理论家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非常不利的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而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也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但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十分有利的事。⁽⁸⁰⁾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详细讨论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现状，只就一些重要的特征发表一些总体性的意见。总体上说，马克思后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对马克思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根本不重视(或者说由于缺乏足够的专业素养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深入理解这个问题)，导致了在主体性、历史性、实践性、科学性、辩证性上的严重倒退。同样限于篇幅，我们仅就科学性进行一个简要的分析。

第二国际自伯恩斯坦起，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修正主义当然与英国所处的具体情况有关，不能一概否定，但伯恩斯坦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是不争的事实。伯恩斯坦本人明确宣称自己成了“实证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学派的一名拥护者”。⁽⁸¹⁾

在这点上卢卡奇无疑是正确的，他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着在所有修正主义著作中都被当作偶像崇拜的这些事实的方法论含义的问题……他们救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从自然科学通过观察、抽象和实验取得‘纯’事实并找出它们的联系的办法。”⁽⁸²⁾这里指的是典型的自然科学的经验方法，这种方法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保守的主体性:对象是什么就反映什么，跟在对象的后面亦步亦趋。

对马克思来说，一来，事实与真理并不同一:“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二来，不能用主体性来取代历史性和辩证性。而正是在这两方面，伯恩斯坦全都犯了错误。卢卡奇说得对:“伯恩斯坦部分地由于‘摆脱了’不为任何哲学认识所囿的‘偏见’，反对辩证法的声音叫得最响最尖锐。”⁽⁸³⁾伯恩斯坦确实看到了英国发生的许多事情与马克思的预测根本不符，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产生怀疑，标准正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在他看来，自然科学规律是纯粹的、不但不通过人的努力反而恰恰是排除人的干扰自然而然实现的，而马克思的规律却主张人为地革命，因此当然不能成其为科学。因此，“伯恩斯坦恳请马克思主义者回到科学家的客观立场上去”。⁽⁸⁴⁾从这个意义上说，考茨基也是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谈论马克思的，不同的是，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科学，不像自然科学科学，考茨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就是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具有“自然必然性”的东西，并且竭力排除理想和道德信念。⁽⁸⁵⁾从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方向。在这方面，美国的阿尔温·古尔德纳列举出了长长名单:

加尔凡诺·德拉·沃尔帕、路易·阿尔都塞以及受他影响的学者尼柯斯·普兰查斯、莫里斯·戈德里埃、安德列·格吕克斯曼、沙尔·贝特兰，瑞典的戈兰·特尔博恩和英国《新左派评论》的编辑罗宾·布拉克伯恩。⁽⁸⁶⁾

当然，这个名单只是大致准确，而且有不少遗漏，关于这一派的主要思想倾向，卢卡奇说得很清楚，那就是:“把辩证法描述为‘一种实证科学’，所谓马克思主义中的真正辩证法主要就是指这种科学。”⁽⁸⁷⁾卢卡奇意识到，这种辩证法的消失与轻视马克思哲学有关，而轻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与轻视黑格尔哲学有关，而卢卡奇的长处正在于，无论对马克思前的黑格尔哲学还是马克思哲学都有长时间专门的研究。于是卢卡奇从辩证法方面尝试重新恢复和重建马克思哲学，并写下了许多著作，最著名的和最有代表性的则是《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一努力在许多方面是卓有成效的，特别是与七八年后出版的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中的一些思想暗合，更加大了其影响力。

卢卡奇最突出的一点是用总体性概念来对取代主体性概念。卢卡奇指出:“只有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的事实视为历史过程的各个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实在的认识。”⁽⁸⁸⁾总体性概念本来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概念。英国哲学家罗素关于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说明说得对:舅舅是实在(正)，可为了知道舅舅就必须要了解母亲(反)，而要了解母亲又要求更大的社会概念(合)。辩证法在其现实历史还是思维形式上都是将片面性发展为整体的方法。这种总体性表明，历史是从简单到复杂形成一个整体前进，同样思维亦然，不同历史的哲学家的思想也是这种历史的表现，在这里，范畴不是并列的而是层次的，每个范畴是上一个扬弃了上一范畴的新的一个范畴整体。这种总体性还意味着，精神也罢，物质也罢，都不能从其自身单方面理解，精神(正)作为一种片面性，对应的实际的历史存在(反)，它们实际是一个东西，只有在一个更高的系统中，即在人那里，实现同一(合)。物质与精神、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均是这种同一。主体不能被单方面理解，客体亦不能单方面理解，主体即客体，客体即主体，说黑格尔没有主体的思想是错的，但黑格尔没有从主体展开历史则是正确的。

诉诸总体性，卢卡奇对庸俗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进行了严厉批判，指出否定辩证法，“这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表现得最愚蠢，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很快就步其后尘，辩证的方法被取消了，随之总体对各个环节在方法上的优越性也被取消了，各部分不从整体来理解，相反，整体被当作不科学的东西而抛弃，整体退化成了不过是各部分的‘观念’或‘总合’。”⁽⁸⁹⁾

同样的，“如果摈弃或者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了解。……这使得不可能把历史了解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对历史的一个方面的描述同对历史作为一个统一的过程的描述的对立，不是象特定的历史同普遍的历史的区别那样只是一个范围大小的问题，而是方法的对立，观点的对立。一个人完全可能描述出一个历史事件的基本情况而不懂得该事件的真正性质以及它在历史总体中的作用”。⁽⁹⁰⁾

范畴也是如此:“总体性的范畴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⁹¹⁾他援引马克思的话说:“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⁹²⁾一来这些范畴不是并列地位，二来，它们是同一的，但这种同一是在一个更大的统一体中，而不是什么直接等同。同样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差异，以及相应范畴的差异，不能从自身理解，而只有各自作为片面性在整体中才能理解。马克思说，完成的铁路并不是完成的铁路，而只有在总体中才能理解。⁽⁹³⁾在这个基础上卢卡奇提出了他的阶级意识的观点:

无产阶级在其发展的某一点上的自我认识，无论是主观的或是客观的，同时就是对全社会所达到的发展阶段的认识，只要事实是从它们连贯一致的实在性来理解，从各部分环节与它们在整体中固有的、尚未判明的根源的关系来理解，事实看来就毫不足奇了:我们就能看到那些趋向实在的中心、趋向我们惯常称为最终目标的倾向。这种最终目标不是与过程相对立的抽象的理想，而是真实性和实在性的一个环节。它是所达到的每一阶段的具体含义和这个具体环节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理解它就是认识事件和趋向总体性的倾向(不自觉)所持的方向，就是了解为了全过程即无产阶级解放利益具体决定某个时候正确行动方针的方向。⁽⁹⁴⁾

无产阶级不是历史的旁观者(像黑格尔那样)，它既认识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动态的，没办法像自然科学那样纯粹、静止观察，而且对象作为一个过程在观察时就不停运动)，又具体参与这个运动实践及动态的历史。⁽⁹⁵⁾“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社会历史的另一面。在它看来自我认识与总体的认识一致，因此它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也同时是自己认识的客体。”⁽⁹⁶⁾

可以这么说，尽管卢卡奇也在很多地方曲解了马克思，但在马克思以后，在对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历史性、实践性、科学性、辩证性理解方面，很少有人超过他。为之，他也一般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批判化方向的重要领军人物。阿尔温·古尔德纳对这一派也开出了长长的名单:

格奥尔格·卢卡奇、早期的卡尔·科尔施、安东尼奥·葛兰西、让·保罗萨特、卢西安·戈尔德曼、鲁道夫·巴罗、什洛姆·艾温纳里、卡曼·克劳丁－乌龙多、倾向卢卡奇时期的《目的》杂志、维多克彼列兹－迪亚兹、底特律的“新闻和文学”小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尔多诺、弗朗茨·纽曼、列奥·洛温台尔、艾里希·弗洛姆、瓦尔特·本杰明、赫伯特·马尔库塞，以及这个学派的第二代成员阿伯列希特·维尔默、阿尔弗莱德·施米特和于尔根·哈贝马斯。⁽⁹⁷⁾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当前学术界也有这样的倾向性。前一段时间，《哲学研究》等学术杂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还是世界观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科学，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科学，而只是关于历史的世界观。在许多方面，存在类似性。

如果说科学马克思主义过于关注客观条件，那么批判马克思主义则反之，过于强调人、强调主体、强调阶级意识(如果这种划分还有合理性的话)，卢卡奇本人也在晚年承认，自己确实犯有唯心主义错误。“科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所要依靠的是对象化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人，不是人的主战场和觉悟。科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这种结构的产物，而批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某些人)是这种结构的创造者。”⁽⁹⁸⁾也就是说，无论是科学马克思主义还是批判马克思主义，都具有各自的片面性，而这种片面性正好互补。

南斯拉夫哲学界过去对此有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认为:

马克思发展了一种既是科学又是批判的理论。然而，在对他的思想进行的大多数的解释和进一步发展中，这两派基本特点中这一种或那一种总是受到忽略……属于后一派的(强调批判的)……是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一种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辩解的各种人们……和那些把实证知识看作是思想屈从于现存社会框框的一种形式的浪漫派人道主义者……属于前一派的是所有赞赏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科学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那些科学家，但这些人未能认识到，马克思的观点之根本有别于孔德、穆勒、李嘉图和其他古典社会科学家以及现代实证主义之处，乃是贯穿他全部著作的那种对现存理论和对社会现实的现存形式的彻底批判。⁽⁹⁹⁾

这是十分正常的，任何一个伟大思想家死后，由于其思想的庞杂，多半已经埋下了分离的种子，往往都会被不同的思想倾向的人发扬光大。黑格尔学派是这样(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他的批判继承者马克思也是这样(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不在于发现这种分离，并尝试沟通和弥合，而在于首先指出，分离也好，对立也好，甚至激烈冲突也罢，都有其思想根源。对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而言，它们之所以走向各自的片面性，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忽视了马克思对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忽视了马克思在这种批判继承中得出的重要的革命性结论。不懂得或不汲取马克思在这种批判中对科学的新理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永远不能摆脱实证自然科学的局限。同样地，不懂得或不汲取马克思对人的主体性的新理解，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只会脱离科学的道路，走向伦理和意识形态的人性理论。回到黑格尔不是退回到黑格尔，正如回到马克思不是退回到马克思一样。黑格尔是马克思的中介，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还有列宁)明确表示，没有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就不会有社会主义。马克思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中介，没有马克思，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因此，回到黑格尔是为了搞懂黑格尔，从而为搞懂马克思在理论上作好准备，正如回到马克思是为了搞懂马克思，从而为搞懂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作好准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