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 逻辑优先与历史优先⁽¹⁰⁰⁾

□ 李佃来

一、消解苏联治史模式:马哲史研究方法论检讨的前提

当一个学科的研究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对其方法论进行检点、批评与反思，往往会成为这一学科突破旧的思维结构、创建新的理论框架的重要先导。这种状况发生在中国史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当中，因为这些学科在近些年发生的质性转变，正是以对方法论的内在检讨为根本性前提的。既然如此，我们自然可以推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如若开启了对方法论的深刻察省与审问，那么摆脱某些外在的制约并由此而创获一个新的思想的境界，就不会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现在的问题首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如果要进行方法论上的自我检讨，直接指陈的对象应当是什么?这一问题显然是自明的:由于作为学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扶持与佐助下创建起来的，因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治史模式与方法也就顺理成章地转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治史模式与方法。这样一种从外部接入的治史模式与方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创建与起步阶段，起到的作用自然是不可小视的，它起码解决了一个新兴的学科如何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及如何界划这种研究对象的问题。然而，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治史模式与方法，只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的产物，对于书写、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史而言，它并不具有普遍性的引导价值，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诸如思想贫乏、理论空洞、问题遗失之类的诘难，皆导源于它。例如，按照这样的治史模式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就变成了一部唯物主义的历史，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生过程的考察，就变成了对他们如何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之历程的考察，而文化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等标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重要内容，则不是被大大压缩就是被直接删除;与此同时，按照这样的治史模式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也变成了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思想史，即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对象的，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思想，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等标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西方”传统的内容，⁽¹⁰¹⁾则被排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之外。凡此种种的问题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方法论上的内省，首先应当是对先已有之且相沿成习的治史模式与方法进行深度的检讨，否则，这一过程将会繁难乏力、步履维艰，这一点毋庸置疑。正因如此，避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描述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抗的历史，避免用原理教科书体系来反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发生历程，避免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话语为判断的标准，这些用以反拨、消解苏联治史模式与方法的学术工作，都极其重要、极为必要，对于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方法，具有前提性、开导性的意义。

二、历史优先:马哲史研究方法论变革之根本

实际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近些年以不尽相同的方式重新回到马克思、重新开发马克思哲学的内涵及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构成对苏联治史模式与方法的颠覆与反转，其积极的学术效应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的重新出场以及由之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被激活，即为这一学术效应的显证。然而，一个问题必须要彰明，即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的检讨，仅仅指向苏联的治史模式与方法本身还远远不够。毋宁说，我们在批评苏联治史模式与方法的过程中，一定要将这种模式与方法的实质以及其延伸的形态揭示出来，若非如此，我们的方法论反思就不可能达及最根本之处。这是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虽然在对苏联治史模式与方法的反思与批评中摆脱了某些先入为主的思想观念和理论框架，但却依然在变相地复制着旧有的理论模式与学术方法。这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苏联的治史模式，由于总是在绞尽脑汁地用原理体系来反注哲学史，用本体论、认识论的结构来分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模块，所以从根本上审视，它指证的乃是一种绝对逻辑主义的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是用先已预制的理论框架或者概念论式来主观地演绎哲学生成与发展的历史，由此书写出来的哲学史就成为了思想如何验证原理与公式，以及一个概念如何向另一个概念推导、演进的过程。不仅如此，这一研究方法将哲学发生、发展史前定地理解为目的论的过程，进而又用线性的逻辑方式来描述这一过程。这种绝对逻辑主义的研究方法由于隔离了对历史本身的提问与言说，因而将思想史诠释成抽象概念的历史，就是不足为奇的事情。显然，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凸显，对实践之认识论意义的伸张，以及对社会历史形态更替之规律的强化，都是这一绝对逻辑主义研究方法统摄所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苏联治史模式的质疑与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指证了绝对逻辑主义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虚妄。可是，这样的指证并不是在根本的意义上实现的，它只是在苏联治史模式之弊最敏感的节点上(包括哲学基本问题、唯物主义以及阶级斗争等逻辑论式)要求摆脱强大的逻辑主义思维结构，但对这一思维结构本身及它的普遍表现形式却没有进行应有的反思，因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当人们从一种绝对逻辑中解放出来之后，往往又被另一种绝对逻辑所控制。近年来马克思哲学解读多重进路的形成，就验证了这一事实。我们发现，人们即便不再根据哲学的基本问题、阶级斗争等传统主导的逻辑论式来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会根据“存在”、“交往”等当代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或者根据德国古典哲学之“主体—客体”的认识论结构来理解马克思哲学，进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解释路向。这些名目繁多的解释进路，虽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及与之相关的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研究创获良多，但归根结底，它们大都还是一种绝对逻辑主义的研究方法，这与苏联治史模式并无二致。

根据传统的治史理念，逻辑的方式必不可缺，从文本逻辑与意义逻辑的双重向度来阐发哲学发展史，被证立为哲学史方法论的根本导向。我们承认，在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中，逻辑的方法的确应当成为开发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之内涵的根本方法论定位，因为在这些哲学中，概念与概念之间往往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哲学发展本身就是在一种逻辑的结构中实现的。例如，古希腊哲学对世界本原这一本体论问题的探索，构成了一种以论证为主导的逻辑求证方法，对古希腊哲学史的梳解，也便可以依托本体论意义上的逻辑方法进行;笛卡儿“我思故我在”以降的西方哲学，一直到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在认识论的思维模式中发展的，主客二分的思维结构始终是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根本性逻辑基调，故此对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考察，亦应遵从逻辑主义的线索，对其中命题、范畴之内涵及其逻辑推进加以界定、分梳、推导、指认。

然而，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大相异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全然不同的路向上形成与发展的。马克思(包括恩格斯)的哲学创造，固然有对过往优秀哲学成果，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成果的批判性继承(这让其表现出概念逻辑的外观)，但更为根本地看，则是一个现实历史性的过程，这表现在:其一，马克思解构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将“哲学的世界化”指认为哲学发展的重要理路，马克思哲学由此成为直指人的生活世界、直指历史与现实、直指社会之改造的思想智慧。马克思对纯粹哲学的批判、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理念的阐发，皆表明这一思想智慧的现实性定位。所以，其二，马克思哲学虽然也有其本体论的预制，即“实践本体论”，但“实践”本身并不具有传统本体的特质，它拒斥传统本体所追求的静止、永恒、终极之物，而是把历史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作为自己最本真的内容。进而言之，“实践”并不具有传统本体的逻辑结构，或者说，它本身就不是一个逻辑的概念，以逻辑的方式对之进行把捉，则会消解历史、社会、革命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意义。这二者说明，马克思在创造哲学的过程中，的确没有以黑格尔的方式来进行逻辑的编构，没有将哲学运动视为概念的运动，毋宁说，哲学创造在马克思那里，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其内容不是被先已预设，而是随着马克思对历史的观察发生变化。从哲学批判到经济学批判再到哲学人类学研究，这样的转变是以巨大的历史之幕作为背景的，历史感构成马克思哲学的最直接基础。一言以蔽之，马克思哲学史在根本意义上不是逻辑的历史，而是真正“历史”的历史。

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若是依照伽达默尔解释学的观点审视，则是一种“效果历史”，即处于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对马克思哲学这一思想原像进行考辨的过程中，是一定要注入其各自所属的强大的义理之内容，包括时代的、民族的、个体的义理内容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在马克思身后，呈现出的是一种“视域融合”，是将历史与现实纳入其中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不可能以单一的理论形式出场、在场，义理的不同、视域的不同，造就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多样化格局。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维度中不断展开其历史内涵的，强大的历史感依然构成其最为根本的基础。由此可知，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逻辑推出的理论形态。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制造了一种绝对逻辑主义的哲学理解模式，但它本身却是历史性的，是一个特殊的政治背景必然促成的理论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也强调对哲学概念的逻辑阐释，但这是以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接入其中为根本前提的，概念的内容根据问题的内容进行设定，也随着问题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卢卡奇对总体性辩证法的阐述，看似粘连着浓重的黑格尔主义因素以及由之而来的逻辑主义的思辨结构，但从根本上审视，却发现这一理论的创造是以驳斥实证主义和拯救西方革命为最终旨归的，这实质上是一种历史性的思想创造，而不是一种形而上的范畴推演。葛兰西对哲学的理解，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界定，亦复如此。

我们的分析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保持着理论与现实的张力，自始至终都从历史现象、历史活动和历史运动中获得思想成长、思想推进的根本助力。这一哲学发展的内在机理，过往一切哲学都未曾具有。黑格尔虽然也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种种社会现象，如市民社会的出现等置放到哲学框架中加以理解，但黑格尔哲学作为“在思想中被把握到的时代”，却还是一个极其巨大的逻辑公式，历史在其中虽然出场，但却是被前定地预设为一个目的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植根于历史之中，哲学的出场则就是历史的出场，哲学观念的运动则就是历史的运动，无论如何这都不是预知的、目的论的、必然的、逻辑的过程，毋宁说，黑格尔哲学的这些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被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也有其内在的逻辑，但此种逻辑不是在历史之前被先验设定，而是在历史过后彰显出来;马克思虽然强调过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但他是以对历史的追问与道说为前提的;恩格斯虽然认为逻辑的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适用方式，但他又接着指出“实际上这种方式(指逻辑的方式——引者注)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¹⁰²⁾因而，逻辑不会规约历史，相反，它体现的正是历史的内容。如果说黑格尔哲学以及其他西方哲学遵循的是逻辑优先、历史其次的原则，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则遵循的是历史优先、逻辑其次的原则。同理，如果说西方哲学史的研究理当采取逻辑优先的方法原则，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则应当采取历史优先的方法原则，即应当抛弃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抛弃以论治史的学术模式;不以外在的标准去判断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而应当走到这个哲学家的身后，根据对其思想创构的背景与意旨指认其理论的内涵及效应;不孤立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进行解读，而应当通盘考量文本的整个义理，进而在此基础上把捉文本的理论实质与思想技艺。

我们指认历史优先的方法原则，并不有意地遮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内在逻辑关节，我们甚至会把呈示这样的逻辑关节作为主要的学术工作进行，我们只是要表明，对逻辑的呈示应当建立在对历史的开掘基础之上，而不是无根无据、无头无尾地撰写逻辑。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追求历史与逻辑的一致，这不仅没有理解马克思所言历史与逻辑一致的真实内涵，更在书写出来的逻辑中分解或者直接遗忘了历史，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也就变成虚假的历史与空泛的逻辑的一致，这是极其悲哀的。

三、根据历史优先的方法原则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具体问题

由于逻辑主义的治史理念积困弥深，依据历史优先的方法原则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成为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部的学术工作，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都需要重新处理，有许许多多方面的研究都需要重新审理。

首先，关于马克思哲学史的研究。在这一部分中，下述问题尤为值得重新审视:其一，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应当质疑那些回到黑格尔并以黑格尔哲学为支点理解马克思的学术取向，这样的学术取向往往将马克思哲学化解到黑格尔哲学的逻辑当中，从而以本不属于马克思哲学创造的方式诠释马克思哲学的发生史，这不仅不能还原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真相，还将马克思哲学降低到近代哲学的水平上。同时，我们更应当质疑根据“颠倒之喻”(马克思用唯物主义颠倒、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来理解马克思哲学之黑格尔起源的观点与方法，这样的观点与方法凸显了黑格尔自然哲学和逻辑学的意义，打压了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之于马克思哲学的价值。这两种状况都只是以逻辑的方式处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因而难以回到马克思哲学发生的历史深处来客观地揭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中止了什么又接续了什么。从历史优先的方法制高点出发，我们会发现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其经济学哲学(黑格尔对经济学有过一定的研究，并将这种研究消化到其哲学的创构中)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产生了重要影响;会发现马克思超越黑格尔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一开始就发生的结果，在马克思青年时期，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哲学就没有完全超越黑格尔哲学，因为此时的马克思虽然指证了黑格尔国家观念的虚妄，但忽视了对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之经济学内容和“唯物主义”思想酶素的解读。⁽¹⁰³⁾诸如此类的理解会随着方法论的改装而涌现出来，对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因缘并由此走向对马克思哲学实质的质性把握，具有范式转换的意义。其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在先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是放在一起加以叙述的，这一方面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整性，但另一方面又没有历史地分析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差异。作为对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尤其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定势的延伸，这种治史理念假定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同质，进而又常常以恩格斯解释马克思，这自然也是以逻辑的方式处理马克思哲学史，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分别阐述了哪些问题以及用何种方式、在何种语境中阐述这些问题等内容都没有得到说明，历史由之而缺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个性差别由之而被抹平。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不同意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的极端做法，但强调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分开叙述，进而达求对各自心路历程及致思定向的体认，这是一种必要的历史主义治史方略。⁽¹⁰⁴⁾其三，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地把“实践”范畴从纯粹的认识论框架中解放出来，并将之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上进行理解，由此提出并厘定了“实践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诠释路向。可是，对于“实践”的具体内容，学术界往往不去具体地说明，而是普遍地将之作为一个可以层层剥离、步步推导的纯粹哲学概念加以讨论，由此导致这一本来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的范畴，却常常因为抽象空洞而什么都指认不了。在这个意义上，结合马克思的经济批判、政治批判、文化批判，根据政治经济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的理路来具体地、历史地说明“实践”的内容，也构成历史主义治史方案的重要一环。

其次，关于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研究。近年来兴起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延伸出的学术领域，与哲学史研究浑然一体、密不可分。需要指证的是，逻辑优先的方法原则同样浸染到这一学术领域:切断历史脉线、舍弃背景考证者有之;将不同时期文本虚拟地同质化，进而以相同的哲学逻辑进行审校者亦有之;借用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和语言哲学的范畴加以阅读者亦复有之。这些学术取径忽视了对文本之内生性历史的考证，忽视了对文本之本真意义、象征意义及比喻意义等多层面意义的辨析，它们只是把文本解读变成了概念游戏，变成了对理论公式以及当代话语的验证，这都扭曲了文本研究的本来意义。我们认为，文本研究一定要建立在对文本的整个义理的疏通基础之上。在中国哲学的治史方案中，特别是在处理佛学与理学文献时，都要强调内在的体验，这是对其哲学产生之义理的一种深刻检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研究，自然也应如此。与此同时，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研究，一定要有宽厚的背景做以支撑，一定是对每一文本的背景、结构、思想、效应等多方面内容的梳理、界划与指认，一定是不以外在的、他者的逻辑注解文本自身逻辑的过程，这都是对历史优先之方法论的直接诠释，也是文本研究的本来意义。应当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彰示文本学研究之价值的过程中，对如何根据历史主义治史理念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做出了十分有益的探索，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进行自我反思的重要先导，在这方面，陈先达先生的《走进历史的深处》、张一兵先生的《回到马克思》都是值得重视的著述。

再次，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在这一部分中，需要更新、需要反拨的问题比比皆是:根据传统被圣化的逻辑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线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不能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视野。然而，根据上文所指的“效果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身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发展的形态之一，它的产生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历史现象，只有将它纳入到总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才能完全地揭示其理论涵义及哲学实质⁽¹⁰⁵⁾;根据先已形成并深入人心的见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遍地从经济学研究转向了哲学研究，哲学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方向和领域。人们往往援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发言权的佩里·安德森的话语，或者引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的只言片语来证明这一见解的正确无误。然而，这都没有建立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之深层历史解读的基础之上。就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而言，柯尔施之所以竭尽全力地去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哲学理论，显然不是因为他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研究引向哲学，毋宁说，在纯粹的学术层面上，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哲学，这对于柯尔施来说毫无意义，他要说明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一旦被降格为实证科学，其批判性、革命性必会随之不存，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若想获得思想的引导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柯尔施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是要在马克思“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的意义上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是为了探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十月革命”之后如何形成适合自己的革命道路，脱离了对这一历史内容的理解，也就难以理解柯尔施的话语，简单地以为他走向了哲学研究，自然不足为怪;根据通常的指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完全异质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就是人们迟迟不愿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框架的直接原因)。这一论见本身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法兰克福学派、萨特，甚至是具有科学主义情结的阿尔都塞，都对苏联的哲学模式提出了这样那样的批评。不过，深入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本会发现，在批评苏联哲学的封闭、教条、僵化、粗暴的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却对列宁的哲学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态度，他们从列宁的《哲学笔记》中嗅到了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在他们不约而同地倚重黑格尔来理解马克思的过程中，列宁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观点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刺激，这让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保持了一定的相似与重合。当今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遗产时，甚至还直接打出了“回到列宁”(Return to Lenin)的口号，主张通过开发列宁的思想来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社会。这些内容，在习以为常的观点的庇护之下，往往被遗漏或者删除，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凯文·安德森的《列宁、黑格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Lenin，Hegel，and Western Marxism)提供了有启发性的解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部丰富的、庞大的思想的历史，需要以历史优先的治史方法重新审视的内容显然不止在此所论。不但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史、马克思文本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都还有许多问题应当反思，而且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随着历史主义方法的植入而不断地进行揭示。例如，我们应当历史地评价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及贡献，而不要一味地贴上“修正主义”的标签对其进行压制;我们也应当历史地评价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意义，也不要一味地在“回归学术与思想之当代性”的旗帜下对其进行指责，如此等等。

综上所论，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的内在检讨，不能滞留于对传统苏联治史模式的简单批评，而应当在反思苏联治史模式的过程中指证其所挟带的绝对逻辑主义及其放大之后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而根据历史优先方法论原则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发展史，这应当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革新之根本。如若不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丰富内容将继续被逻辑删除，这一学术领域的深刻思想将继续被概念抽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发展史将继续蜕变成范畴排列、组合的历史。